贯彻新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的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而要推进这两方面的建设,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第一,之所以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一方面,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运动方式没有变,仍然是“发展”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尽管主要矛盾有所转化,但我国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的格局没有变。因而,党在新时代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要求没有变,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原则没有变,而“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首要的便是供给质量和供给体系的提升及完善。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两端——“需要”和“发展”本身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使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内涵发生了转化。就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言,我国发展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突出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种不平衡不充分首先集中于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结构和水平及创新能力不够高,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等方面。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方面,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来看,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就要求把政策和改革举措的着眼点集中于生产者,而不是像从需求侧入手那样把着力点集中于消费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生产者主要包括:一是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人——劳动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二是作为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三是作为企业与企业的集合——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善产业组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进入新时代特别需要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因而,创新成为改革的关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另一方面,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来看,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加快建设各方面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就要求把政策和改革举措的落脚点集中于“结构效应”,而不是像从需求侧入手那样把落脚点集中于“总量效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质态改进、质量提升主要体现在结构高度的演进上,经济发展的实质和真正的困难在于结构优化和升级,经济发展的真正差距在于经济结构演进上的差距,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在于结构高度的不同。结构变化不同于总量增长,必须以效率提升为前提,而效率只能是创新的结果,创新则是长期累积的过程,因而结构效应的显现是长期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久久为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显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首要转变为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优先,是新时代社会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结构质态的重要基础,包括缩小城乡差距,完善城乡结构,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结构演进的重要基础。
再次,新时代中国经济出现的新失衡深层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予以克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征在于“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又有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其主要原因集中于供给侧。就潜在的通胀压力而言,需求疲软的状态对价格上升难以形成拉动力,主要是供给侧的要素成本上升的推动,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供给体系效率和质量,以降低成本;就经济下行威胁而言,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从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来看,深层原因在于供给侧创新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匮乏,难以找到有效投资机会,而不是资本、货币量不足;从消费需求增速放缓来看,深层原因也在于供给侧,在实物形态上的质量差,结构不适应,抑制了人们的消费增长,在价值形态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而不是居民收入水平未获得增长。因而,克服“双重危险”并存的新失衡,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第二,之所以建设相应的经济体制,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要求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和政府职能的有效程度极大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切实形成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只有充分完善的市场竞争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更深入更精确,只有有效科学的政府调控才能更好地体现这种功能。而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经济体制上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果说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是一难题,那么,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对处理这一难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重点是完善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主体秩序是界定市场竞争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回答“谁在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交易秩序是界定市场交易条件(价格)如何决定的制度规定,回答“怎样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要素市场的价格制度。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的有机统一,即企业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机统一,构成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具有有效的激励和内在的约束,以适应市场竞争的硬约束,现阶段特别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的目的是使等价交换的原则得以贯彻,以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真实性,现阶段特别需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尤其是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形成要素市场自由充分有序的竞争性价格机制。“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再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需要改变宏观调控方式,把总需求调控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起来,以使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统一起来,特别是当经济出现“双重风险”并存的复杂失衡局面,总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针对“双重风险”的防范出现方向性逆反效应,就更需要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度的总需求管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环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总量失衡深层原因的有效克服。另一方面,深化宏观调控机制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协调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真正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本文原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