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促进了儒学的普及与世俗化，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则推动了道德实践。但由于“致良知”学说存在“认心为理”“以心显性”的弊病，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教条认知，因此在弘扬“致良知”学说时，需要补偏救弊，对古代“致良知”理论进行理性化、系统化、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
【关键词】阳明心学 知行合一 “致良知”学说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明代儒学的主要代表，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儒家教化领域具有特殊地位和积极功用。近年来，随着国学复兴，社会上也出现了“心学热”“阳明热”，使得“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成为热点。然而，一些人对“致良知”学说一知半解却盲从跟风、误解取偏，产生了教条思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纠偏。
“致良知”学说促进了儒学的普及与世俗化，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则推动了道德实践
首先，“致良知”理论便于理解。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足，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只需内求自心良知便可超凡入圣。因此，“致良知”不必建立在饱读诗书的基础上，妇孺老幼皆可体会，白丁百工俱能日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不过是良知的外在显现，良知体认到家，剩下便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心即理”的思想更是直接将良知和天理相融合，将抽象的天理简化为可感知的良知，虽偏于主观，但便于理解。“致良知”讲究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探寻。
其次，“致良知”理论有利于促进儒学的普及与世俗化。在教化的目标上，朱熹与王阳明都主张成为圣贤，但王阳明教化的范围更广。清代学者焦循认为：“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王阳明认为，四民（士、农、工、商）异业而同道，皆可教化。他一直注重教育，亲自讲学并创办书院，有效改善了一些地区的不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南方地区已趋向恶化的社会矛盾。其后学门人与追随者，继续在各地讲学，发扬仁爱亲民的风格，对稳定明代社会有积极作用。例如王艮、王畿、颜钧、罗汝芳、李贽等，皆广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弟子，甚至是女学生，这些均有利于儒学的世俗化与普及，特别是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有名可考者达487人，“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时至今日，寻常百姓的口头禅“天理良心”依然反映出在人们的习惯中，天理和良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见“致良知”学说数百年来产生的巨大影响。
再次，“致良知”学说提倡去私欲，抑制社会流行的功利主义思想。王阳明指出，几千年来，功利主义思想之毒弥漫，深入人们的骨髓，儒生热衷于功名仕途，导致圣人之学日渐晦暗，以至于很多人才学越高，功利越重；官品越高，欲壑愈深。相较于朱熹所说的“灭人欲”，“致良知”更加提倡从内心克己制欲，即剿灭“心中之贼”于未萌发与萌发之际，有效克制了功利主义带来的流毒。
最后，“致良知”学说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则促进了道德实践。王阳明指出，在道德修养中，真知必然付诸于实践。传统读书人的辞章美言、记诵博学不再被认为是真知，真知需要表现为实际行动。他考虑到士人常将知与行视作两个部分，而非统一体，故提出真知未有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举了这样的例子：正如必然肚子空了人才感到饥饿，品尝过后才明白味道；言辞中说得如何孝悌，毕竟在自己家庭中做出来才算孝子；纸上谈兵无意义，唯有力行方为真知。这样的主张促进了道德实践，在当代则表现为知行合一的美德。
“致良知”学说“以心显性”的哲学风格容易造成一定的理解偏差
“致良知”学说虽长于决断，但却短于思辨，其“认心为理”“以心显性”的哲学风格固然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容易造成一定的理解偏差。
其一，对“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道问学”等不当解读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与废学现象。良知若为天理的源头，则无需在事物上寻理。对于自己早年“格竹求理”，王阳明指出，向竹子格物寻理是无用之功。固然王阳明未反思其方法是否得当，但他得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的结论，实际上与“心外无理”是一致的。王阳明为挽救当时学术之支离，提出内求于心，这虽然有重要意义，但却没有客观看待世界，带有一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后学极容易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命题走向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所说的“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引发明代废学现象，在当代也引发了人们的重视。有的教师在学习心学著作后，对此类话语产生误解和教条认知，竟认为科学知识是多余、无用甚至有害的，从而错误地将德育和智育对立起来，结果使聪慧多闻的学生成为了反面对象，重演历史上的废学现象。
其二，“良知决定论”助澜晚明自由、狂傲、玄虚的风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良知理论赋予学人极大的自信心与能动性，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性，使人们做一切事只遵循内心良知，外在的圣贤先儒不再是权威，不必再奉行“君子思不出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教言，进而产生“良知决定论”。尽管这强化了社会个体的主人公意识，提高了社会个体的责任心与自信心。但自信与狂傲往往容易混淆，“循良知而动”很容易转化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自由主义泛滥风气，此种现象造成了明末社会的混乱。
其三，现实中曾产生基于王学的宗教化与极端化倾向。朱熹重在弘道，阳明重在传道。阳明心学尤其是后学具有宗教性特征，容易导致儒学的宗教化倾向。“信良知”固然为阳明学说的传播带来了便利，减少了无谓的学术流派争端，但也削减了探索真理之客观精神。由此，探索交流的道路便逐渐闭塞，难以包容不同见解，反而偏离了学说本身的初衷。另外，“致良知”在扩大受众、简化功夫的同时，也不免因被误读而出现极端化倾向。例如近代日本存在一种“烈火式”的阳明心学，偏离了中和之道，被称为“力行哲学”“大无畏哲学”“行动之哲学”等，甚至作为武士阶层练胆的工具，过分强调“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行动力，滋生了不少激进行为，强调“对良心的皈依”“彻底的行动主义”“内心的纯粹”以及“至诚积极”的献身主义等，容易被军国主义所利用，为激进狂热的武士道军国主义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弘扬“致良知”学说，需补偏救弊，进行理性化、系统化、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
弘扬“致良知”学说，要对儒学中提倡的“良知”予以辩证审视，进行现代性转化。儒学中的“良知”虽形式简单，但各学派见解复杂，并不容易理解透彻。将个体的“良知”作为哲学本体的唯心倾向虽然存在一定的短板，但其中的道德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依然对当今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具有启迪意义。如今我们提倡“良知”，更要注重树立道德底线，将爱国心、同情心、仁爱心、谦让心、好学心等具体可感知的品德集中融入道德教育中，创造性地对古代“致良知”理论进行转化。
弘扬“致良知”学说，要着重体现中庸之道、中和之气与人文关怀。“致良知”理论是对《大学》《中庸》的重新阐发，我们要秉承中庸的精髓，展现人道关怀。而功利化、极端化、绝对化、宗教化的取向，均偏离了中庸之道。传统文化归根结底要落实于人们身心境界的提升，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破除迷信、打破教条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保持清醒头脑，谦虚好学地紧随科学发展，中正平和地继承中庸美德。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注：本文系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明]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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