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阁是明代国家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并以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取代宰相之职，遂有内阁之雏形。内阁制于明成祖时正式形成，它的出现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内阁制与过去的宰相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 内阁制度 古代官僚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明初，太祖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擅权植党”、私通外域、图谋不轨等罪名为由，大兴案狱，杀胡惟庸，加强君主集权。有鉴于元末权相擅权的历史教训，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下令废除中书省和丞相的官职，权分六部，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达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废。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再次下令，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各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并特别强调，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违者重典惩处。
内阁制度的产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宰相制的废除使得六部等各个行政部门之间权力相等、互相牵制，极大地方便了皇权的集中，此后，明太祖大权独揽。但宰相制的废除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行政体制的不完善，宰相府原本是皇帝与六部之间事务处理的中转站，军政大事都由宰相和几个副手集中处理，最后呈交皇帝批准决定。如今宰相没有了，但国家仍要治理，奏章仍需批复，这使得朱元璋要直接面对繁杂的六部事务。曾有人做过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在8天的时间里，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份，合计3291桩事情。平均下来，朱元璋每天要看200份奏报，处理400多件事情。政务如此繁多，即便朱元璋精力过人，也会应接不暇、心力交瘁。朱元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而辅臣必择乎正士。”因此，宰相被废不久，朱元璋便挑选文人儒士，按照春夏秋冬四时设置四辅官，辅助日常政务。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朱元璋又废四辅官，命置殿阁大学士，官秩五品。这些人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批阅奏章，他们对国家事务只有建议权，没有议决权，“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我们一般认为，殿阁大学士是内阁制的最早雏形。
明成祖朱棣时期，特简选拔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人以翰林官入职文渊阁，《明史》对此解释为“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这一时期，阁臣的设置已成为常制，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预机务”，这标志着内阁制度基本形成。
内阁的职责：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职
关于明代内阁的职责，《明史·职官志》记载较详，涉及草拟诏旨、文书管理、皇家礼仪、人才选拔等三十余项，包括起草由上达下的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各类政令文书，以及审核由下达上的各类题奏、册文、书状、文册、揭贴、制对等文件。至于内阁参预机务的权力，则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由这一职掌范围来看，明代内阁并不是一个权力机关，而是一个介于皇帝与六部之间，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辅政机构，主要起着天子幕僚的作用。但在明代历史发展及内阁实际的权力运作中，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明成祖永乐初年，阁臣的地位还较低，大都是些编、检、讲读之官，没有官署，行政上与诸司没有从属关系——“不得专制诸司”，阁臣主要奉皇帝旨意办事。
仁宗、宣宗时期，杨士奇、杨荣、杨溥任职内阁。他们原是成祖时期的旧臣，行政经验丰富，加之其本身官秩高，深得皇帝的信任与重用，政务遂逐渐交由内阁学士处理。“自是内阁权益重”，“天下建言奏章，自三杨主之”，史称“三杨用事，政归内阁”。值得注意的是，自宣宗后，入职文渊阁的大臣均相继晋尚书，且日后大学士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这些都标志着内阁成员地位的提高，也为阁权在其强势时期凌驾于部权之上提供了契机。
英宗年幼（九岁）继位，大臣诸事往往先启禀张太后。太后为避后宫涉政之嫌，遂令内阁议行，于是内阁票拟（亦称票旨、条旨、拟票、拟旨等）开始成为正式制度。票拟批答，主要是内阁大学士对各部及地方所上的奏章提出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和裁决。这一形式在宣德时期就已出现，称为条旨，但当时内阁与吏、户二部均有条旨之权。英宗时期，票拟制度化，并专属内阁。明中后期，票拟慢慢演变为内阁最重要的职掌。
英宗正统年间，“三杨”年老而退出政治舞台，而后继阁臣的威望与能力远逊“三杨”。景泰年间，因战时关系，皇帝更多地倚重兵部尚书于谦，内阁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天顺年间，李贤因得英宗信任重用而为内阁首辅（亦称首揆），主持票拟。其他内阁成员分为次辅、群辅，即次揆、群揆。此后，内阁首辅主掌票拟（亦称专票）成为惯例，由此也拉开了首辅与次辅、群辅之间权力地位的差异。但由于宪宗成化间汪直、武宗正德间刘瑾等宦官专权，这两朝内阁实权一度下降。
嘉靖朝至万历朝前十年，是明朝内阁制度的鼎盛时期，也是内阁及其首辅作用发挥最充分的时期。这一时期，六部的用人权、兵权、监察权等都受到内阁的支配与制约，内阁首辅权压六部，“朝位班次，具列六部之上”，有“赫然真相”之称。
以票拟而言，票拟代表的是内阁的意见，但在票拟成为首辅的特权之后，更多地又代表了首辅的意见。首辅票拟，其他次辅、群辅莫敢言之。从嘉靖时的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到隆庆时的高拱，万历时的张居正，各任首辅莫不如此。票拟意见在很多时候还参与皇帝决策，内阁首辅也因此而大权独揽，远远超出了最初辅政参谋的职掌范围，时人称之“阁权之重，俨然汉、唐宰辅”。
除票拟权之外，内阁在草拟诏旨、封还上谕（封驳权）等方面的权力也在不断发展。草拟诏旨虽然具有机要秘书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约束。如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叛乱，武宗欲御驾亲征，令内阁起草亲征诏书，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认为武宗此行不妥，坚决抵制，杨廷和甚至放言，“谁写此敕，先斩写敕之人”。内阁首辅强势如此，这在内阁初创之时的成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而此后由内阁起草的正德帝的遗诏、嘉靖帝的《登极诏》和万历帝的《即位诏》，则基本上体现了当时以杨廷和、张居正为首辅的内阁之施政意愿，这是内阁利用草诏这种机遇行宰相之权的具体写照。
内阁根据上谕草拟诏敕，但如果内阁认为上谕有假或不妥，则可以封还上谕，等皇帝再示明白之后方可草拟。这种封驳权既是内阁行使权力的方式，又同样具有约束皇权的作用。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内阁首辅实际权力的增大，内阁使用封驳权越来越频繁。这在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之争及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嘉靖、万历时期的内阁权力与明成祖时期的内阁权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内阁已不再是一个毫无实权、仅听命于皇帝的幕僚班子，而是切实履行着许多以往宰相们承担的职责。因此，人们认为明代内阁“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职”，也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