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坚持与发扬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但纵观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大敌”。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表现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二者始终相辅相成、惺惺相惜、如影随形，二者的本质就在于权力异化与责任虚化。尽管导致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因素有许多，但从执政党建设角度看，党性观念、管党治党责任、作风建设态度、领导与管理体制机制、选人用人机制、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等，始终是主要的内在影响因素。新时代要根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尤其要全面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与党政机构改革，有效破除滋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土壤
刘红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部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与政党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全面从严治党的格局与谋略》《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依法执政的逻辑与基本理论问题》等。
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点，坚持与发扬优良作风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但纵观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以严整“四风”为着力点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五年下来成效卓著、“四风”问题得到有效惩治。然而，作风问题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复燃。尤其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与多变性，二者犹如“白骨精”、不可能“一棍子打死”；即使在高压之下，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也会变异图存、隐形遁迹、防不胜防。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曾明确指出：一些干部“为官不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要求各级党委不等不拖、辩证施策、争取尽快扭转。[1]但到目前为止，“为官不为”现象却有蔓延之势，党的十九大后新华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一文中所列的种种现象值得深思，对此总书记批示强调：“‘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2]十八大以来严整“四风”成效显著与各种隐性变异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滋生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再次充分表明：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好各种变异隐形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等“为官不为”问题，依然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十八大以来严整“四风”的成功经验、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更要标本兼治、通过深化体制机制与机构改革来根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大敌”
从直观上看，作风乃党的形象，但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性质宗旨与立场观点。因此，从根本上看，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与宗旨、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在公共领域的外在表现，是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的公共言行在民众中的整体反映，涉及到党的学风、文风、会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许多方面。一般而言，一个政党只有在执政以后，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才能成为其党风建设的突出问题。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术史看，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党风问题尚未成为焦点，在《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献中也难以发现关于作风问题的直接论述；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运早期已经明确指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元命题”，那就是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如何破解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不可避免的这一现象。为此，马克思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明确提出了“社会公仆”与“人民勤务员”概念，强调巴黎公社“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这一创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3]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两大根本问题，即一要防止公权力异化，二要防止公共责任失位与公共责任缺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建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不仅突出强调党的理论武装、民主集中制原则与铁的纪律，着重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建党，而且突出强调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一部分党员沾染官僚主义习气、高高在上、习惯于发号施令，甚至违法乱纪、破坏党群关系。他将官僚主义视为“脓疮”、把官僚主义者称为“最可恶的敌人”，强调“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4]号召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反对这种敌人、征服这种敌人、惩办那些犯有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人，否则将一事无成。而且，列宁认为，党不是狭小的密谋组织，而是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群众性政党，强调执政党“最严重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5]要求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同无比广大的群众一道前进。
对我们党而言，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既是我们党的显著政治优势，又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党风”概念、[6]突出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坚决反对与惩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称为“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7]把群众观点视为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突出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8]而且，明确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视为新的工作作风、视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9]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群众路线与密切联系群众，将群众路线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模式”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高度强调作风建设，始终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明确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10]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更是将官僚主义现象视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与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认为官僚主义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不仅把“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任务，而且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作为重中之重，强调“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11]。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胡锦涛强调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突出强调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从根本上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1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作风建设，把严整“四风”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切入点、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从严从细、弛而不息抓作风建设，严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各个国度、各个历史时期，都突出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作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历史与现实都充分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3]；而赢得民心与广大民众支持的一个直接途径，就是加强作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建设历程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工作作风好、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比较紧密，党的事业发展就会比较顺利；反之，什么时候党的工作作风问题突出、群众路线执行不到位，党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比较紧张，党的事业发展就会难以有效推进。
总之，从中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与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看，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非常重要：一方面，执政党的党风关系民众对政党的支持与认同、关系执政合法性、关系党的领导能否实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即使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若党风败坏也会失去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苏联的命运就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党风对政风、社会风气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关系国家兴衰成败。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明确指出，党风是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关键，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也好不了；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从此意义上看，在我国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承载着推进党风好转、带动政风与社风好转的双重使命，既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也事关国家兴衰成败。进一步就当前的“为官不为”现象而言，表面看，其危害是慢性的、隐形的；但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看，“为官不为”的危害却是严重的、全面的、长远的，甚至可以说，其危害不亚于“苍蝇”与“老虎”之害，必须引起全党重视、着力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