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整风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综合治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
对于如何有效反对与惩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论述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同时，也从不同程度上开出了“药方”；通过对这些“药方”的梳理与比较，我们可以得出有效整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基本方法。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给出的主要解决方法，就是“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23]，即以选举制来破除等级制、以公众监督来克服“官员作威作福”、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
列宁针对官僚主义开出的主要医治方法，就是强化理论灌输、加强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反对“骄傲自大”、倡导自我批评，实行政治公开、发展党内民主、完善选举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制与个人责任制相结合、加强党的监督，提高党的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威信与职权，把所有党员都置于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这正如列宁所言：公开性可以“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24]没有公开，就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也没有真正的民主。
毛泽东针对官僚主义开出的主要医治方法，就是把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紧密联系起来，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整风运动方式来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正如毛泽东所言，要“注重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25]。在执政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模式”来看待，强调“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26]。
邓小平针对官僚主义开出的主要医治方法，那就是改进工作方法、深化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正如邓小平所言：“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27]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则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高度严整“四风”，既充分正视作风问题的顽固性与反复性，以“钉钉子精神”与“零容忍”态度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又从党性高度全面思考与部署作风建设，着力强调公私分明、划清党员干部行为底线，坚持纪在法前、正风肃纪合力推进作风建设标本兼治，认真落实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致力于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这正如习近平所言：“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29]“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30]
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整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所开出的主要方法的比较分析，要有效整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尤其要全面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具体说来，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方面，要固本培元，解决好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有效克服思想异化、权力观异化、宗旨观异化、政绩观异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31]要有效克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与“官本位”意识，这正如邓小平所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亡党。”[32]
另一方面，在态度与方法方面，要充分正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复杂性、反复性与多变性，既要以“零容忍”态度从严、从细、从实、从长抓“四风”，对出现的“四风”种种变异问题要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露头就打、有多少就处理多少、严肃责任追究，这正如习近平所言：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33]也要切实改进工作方法，把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党理政的各个环节，致力于实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更要划清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坚持用铁的纪律来整治各种不正之风、以健全完善的党内纪律为作风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再一方面，要全面深化相关体制机制与党政机构改革，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破除滋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土壤。这要求我们，既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与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科学的干部激励机制与容错纠错机制、科学而完善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更要全面深化改革、合理简政放权、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全面依法治国，尽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如此，才能从体制机制上破解“官本位”观念、从根本上解决好“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问题。相关调查研究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对于“今后遏制形式主义着力点何在”这一问题，在被调查者中有22.8%的选择“改进干部考核体系”，10.5%的选择“改进选人用人制度”，17.8%的选择“完善监督体系”，34.3％选择“改进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三者合计高达85.4%。对于“今后遏制官僚主义的着力点”这一问题，被调查者中18.4%的选择“改变官本位传统”，15%的选择“改进干部考核体系”，14.5%的选择“破解权力过分集中”，26.3%的选择“改进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四者合计高达74.2%。另外，要从根本上破除滋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土壤，还必须大力推进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致力于从根本上破解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仅就十八大以来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情况看，2012年12月颁布实行《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8月颁布了《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2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2014年8月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6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2015年6月颁布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2015年10月修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7年12月制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2018年2月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等。
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相关法规制度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到加强作风建设、严明党的纪律、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再到推进党务公开、加强监督、强化问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党内法规制度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根治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各项制度要素已经齐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严惩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决心与信心坚不可摧。因此，我们坚信，只要全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忘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机制，不断增强治国理政与治党理政的系统性、创新性与实效性，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打好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组合拳”，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乃至形形色色的“为官不为”现象，必将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惩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以及201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ZD009、2018XAA032）
责 编／ 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