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描述的是产与城的互动关系。“产”与“城”是主体内容，“融合”一词则描述的是过程、是方法、是状态、是目标 。因此，在笔者看来，产城融合，指的是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共进、持续发展。
在新时代，政策与实践层面都高度重视产城融合发展。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进一步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提出培育产城融合示范区等等。
然而，目前我们对于产城融合意义的理解，仍然浅显；对于产城互动机理的认识，仍然不够；对于产城融合的过程的掌握，仍然单一；对于产城融合空间的归纳，仍然片面；对于产城融合障碍的克服，仍然乏力。如何进一步推动产城融合，我们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升规律性的认识。
产城融合的目标
对于产城融合的目标，目前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将其目标界定为培育经济增长极；另一种理解认为其目标是通过产城融合来建设城市综合功能区。这两种理解，或者指明了产城融合诸多目标中的一种目标（经济增长极）；或者指明了产城融合演进的一种现实状态（综合功能区）。但这两种理解均没有提出产城融合远期的根本目标。
产城融合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基础地位与导向性。产业活动创造价值，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城市是人类生活的依托，为产业活动创造条件。产城关系的核心是人，以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发展，提供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适宜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讲，产城融合是经济增长极，但超越了经济增长极的范畴；是综合功能区，但它有精神、文化、气质，是宜居宜业、充满活力的社区。
笔者认为，产城融合是一种过程与手段，产城融合的城市是一种创新型的生态城市，是具有高度竞争力与活力的城市，是可持续演进发展的未来城市。这些未来城市在形态上将具备绿色低碳、智慧、紧凑集约、交通便捷、个性鲜明等方面的突出特征。
我们对产城融合的理解还不够，尤其是对它的目标的理解，还比较浅显。没有一个对目标尤其是根本目标的理解，将会导致我们很快走上老路，以机械的方式来推动所谓的产城融合。因此，我们要全面、正确地理解产城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建立宜居宜业、生态优美、智能便捷的美好城市。
当前推进产城融合的三大方向
根据中国产城发展的情况，产城融合有三大方向，每种方向的重点、路径都不尽相同。
第一个方向，是针对以产业活动为主的空间，如何强化它的城市功能，最终发展成为产城融合的新城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文件中指出了几类，如国家级新区、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等。虽然以上空间类型主要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但实际上，这类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二个方向，是城镇功能建设较为完善的空间，如何强化产业支撑，建设成有产有城、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地区。这种类型数目众多，国内的直辖市政府规划的新城往往超过10个，省会城市规划的这类新城一般也在三个以上。其他以新区、新市区、新组团、新市镇等名义开发的新城多归于此类。
第三个方向，是产城功能有融合，但融合程度不高的区域，如何进行产业提升、城镇功能提升，并通过产城互促的方式，达到新的发展水平。江浙、广东一些块状经济区域、专业镇，往往面临着这些问题。1978年后至1990年前，在广东一些城市的主要发展空间是村庄，主导模式是产业空间与城镇空间在村庄层面简单拼贴，空间发展呈现出分散和低端的特征。
以上三个方向，重点与路径，都不相同。第一个方向重点是推动单一的生产型园区向综合型城市经济体转型；第二个方向是如何借助城市功能，吸引相关产业的集中、集聚，增加城市的产业活动；第三个方向是培育新市民、引入新产业、更新老城镇、塑造新环境。
全面看到这三个方向，就能抓住产城融合的全局，合理调整城镇发展布局。针对三个不同方向，精准用力，就能从不同方向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实现城镇持续稳定的发展。
放大城市化经济效应
产城融合的方向不同，内容重点不同，但内在机理有一点是共同的。对于产强城弱、有城无产、城产层级不高的三种情况来讲，根本点都是要通过发挥城市化经济的效应来促进产城融合。
借用美国经济学家奥弗莱厄蒂（Brendan O'Flaherty）在其所著的《城市经济学》中所讲的概念，集聚经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城市化集聚经济，就是指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事着互相需要、互相促进的不同种类型的产业。另一种就是区位化聚集经济，它指的是同一产业的许多企业集聚在一个地方。可见，区位化集聚经济效应与城市化经济效应不同，前者互相需要，但他们是同种类型的产业，后者则包括不同类型的产业。而典型的城市化经济，包括一些城市发展起生产功能、商贸交易功能、休闲功能、旅游功能等等。
放大城市化经济效应，有利于产城融合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七点：
有利于应对复杂变化的市场，克服单一产业功能的脆弱性；
有利于城市投资环境，克服“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的现象；
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发展多业态经济；
有利于充分利用当地各类资源，开发多种功能；
有利于缓解大规模的区际通勤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
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效益，解决土地“隐性闲置”问题；
有利于为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人群提供产业与生活支撑。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系统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机理是区位集聚的经济效应或者“泛集聚效应”。对于产城融合的现象，光集聚效应的解释还不够，还需要从城市化经济效应的角度去解释。除了经济学，更需要从社会学、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学等多方面、多角度去解释产城融合。
在适宜的空间推进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发展有着不同的空间尺度。理解这些空间，对于找到产城融合的现实路径，有着具体明确的意义。
超级城市尺度的产城融合
随着城市群的发展，一些都市圈内的城市出现了同城化的现象，典型的如广州市与佛山市。广佛同城最大的影响是如何制造业的定位。在一个大城市范围内看，佛山的产业功能强，城市功能有些方面有欠缺。但在广佛同城的背景下，佛山，特别是佛山邻近广州的部分城市功能（譬如交通、科技、教育等功能）可以通过广州市得以实现，佛山的产业功能（制造业数量与质量）使得佛山更具竞争力。
新区空间尺度的产城融合
各类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产业开发区等等，其空间范围差别较大，一般从50平方公里以上，到2000多平方公里不等（如天津滨海新区为2270平方公里），个别的更大。对于面积过大，例如超过1小时车程的新区，往往需要考虑采取组团设计的方式，来推进产城融合。而对于整个新区，则需要考虑重大的交通设施联结和高质量高层次的教育卫生设施配备。
新城组团空间尺度的产城融合
经验数据表明，国际著名的新城组团一般规模在20-40平方公里。通勤时间，通常认为非机动车交通在30分钟内，机动车交通在20-40分钟范围内较宜。考虑到人口密度，按照8000-10000人/平方公里，这类新城组团的人口在16万-40万之间为宜。围绕这类组团空间，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要提供高品质的生产条件、居住设施与社区服务功能。
特色小镇空间尺度的产城融合
浙江对于特色小镇的规模标准一般是规划面积不超过3平方公里。这类小镇，应朝着高端的产城融合功能区方向去迈进，同时要注意发挥本地的地形地貌优势，倡导创新经济、绿色发展，推进产业功能、休闲功能、旅游功能、高端居住功能于一体，紧凑发展、集约发展。
总体而言，产城融合的空间组合多种多样。一些国内外优秀案例城市，主体的空间形式是16-40万人口的功能组团，当然这类功能组团也可能再通过有效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例如新加坡570万人口，大的城市或城市组团不超过150万人，小城镇的人口12-25万，按照新加坡规划师刘太格的说法是组成“星座城市”。中国的人口基数有特殊性，城镇化模式也有自身特色，因此，大小两端的空间层面也应予以关注：既要充分考虑超级城市层面上的产业布局、交通枢纽利用等问题，也要充分考虑小尺度空间紧凑集约的产城融合模式。
产城融合面临的问题
推进产城融合，各地高度重视。对于推进产城融合，各地也出现了一些共性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追求静态的融合，而不是动态的融合
产业需要发展，城市需要发展，但发展有不平衡的现象。可能产业先发展，城市功能后面再完善；也可能是城市功能先健全，后面产业陆续跟进。另外，产业要演进，城市也要更新，原先的产城处于弱融合状态，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融合要打破，出现产城分离的新现象。这种产城融合是进步之必须，是达成新的更高阶段的产城融合的途径。所以，不能仅仅在静态条件下固守所谓融合，也要在动态演化中追求融合。
追求单一空间的融合，而不是多尺度空间的兼容性融合
“产、城、人、文、景”等高度融合成为很多地方的追求。这种融合，如果自求一体，在小范围内看有利、具备经济性；但在大范围内看，并不有利，具有非经济性。当前，出现许多就园区说融合、就小镇说融合、就城市说融合的现象。普遍追求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完善、旅游景观超群、基础设施健全等，既造成了投资建设上的浪费，也不利于区域互补发展、协同提升，产城发展出现了新的“壁垒现象”。
追求行政区内的融合，而不是经济区内的融合
现实中的城市，依然是依照行政单元在划分，城市的行政边界是清晰的，行政主导性是基本特征。城市的另一层边界即经济边界，跟行政边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它在未来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行政区内的融合，固然重要，但过度追求这种融合，将出现产城融合的“强拧”现象。当前尤其是要注意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区际协同的产城融合发育不够或受到抑制的问题。
追求被确定的融合，而不是主动生长的融合
推动产城融合，要靠规划。但机械地理解“一张蓝图干到底”，就会造成“规划定终身”的现象。因此，需要改变现有规划的问题，如需要强调“行动规划”，强调要在规划中补足“机制生成”的内容。融合是一种生长机制，是一种共性关系的培育与壮大。因此，市场化机制、多元力量参与等等的重要性需要得到重视。
追求经济的融合，而不是社会文化的全面融合
产城融合的指标体系中，较多地体现为物的融合、经济的融合，表现出对各类基础设施等等的充分关注。但在产城融合的底层逻辑中，重要的是区域品牌与文化，是区域内各类人口共同创造区域创新空间，但这些并没有从指标体系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创新理念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建立新机制。建立政府有限主导、社会多元参与、市场充分运作的有利于产城融合的新机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理念倡导、规划红线控制。要特别注意发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创造一种有利于要素集聚的优良环境。
塑造新空间。产城融合的基础空间多种多样，在不同的空间里尺度上都有产城融合的要求。优先考虑以城市业已形成的组团为基础空间，注重城市的功能联结与开放，同时必要时采取一些手段（如绿带建设）阻断城市过度蔓延。优化调整有关规划，统筹考虑产业集聚区、人口集中区、综合服务区、生态保护区等，力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有鲜明的分区，同时功能上相互促进。
发展新产业。产城融合的强大支撑是新产业、新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服务、现代物流等新产业、新经济已展露出巨大的发展空间，是发展的重点方向。同时，也要结合各地实际，加强和重点关注产业优势的细分领域。
满足新需求。新需求是指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上形成新的需求形态。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新需求则是在住居、商业、娱乐、休闲等方面能够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新颖性、针对性、高端性。要不断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满足公众的新需求。
培育新生态。推动资源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建设循环经济的区域，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科技手段为建设新生态创造了巨大的机遇条件，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手段，营造富有活力、资源共享、高度分享的社区生活体验。要高度重视区域品牌的培育与塑造，实现产城融合区域内在的神与外在的形的有机统一。
【本文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责编：贺胜兰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