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公共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们对社会公德的需求日渐增多。但是，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社会公德及相应的伦理规范还无法跟上社会交往范围拓宽的步伐，在一些领域，社会公德存在着缺失与不足。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必须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强化社会公德教育，提升个体道德修养。
【关键词】社会公德 道德修养 德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以及公共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德问题日益引发全社会关注。人们对社会公德的需求与实际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失和不足，日益影响到社会公共交往的发展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分析我国社会公德建设存在的缺失和不足，探寻其根源，是明晰完善中国社会公德建设路径的基础。
社会公德对于维系公共交往有着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从乡土社会、农耕社会、熟人社会向都市社会、工商业社会及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交往范围及社会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展了深刻的变化。在传统农耕文明主导下的熟人社会中，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多是私人之间的交往过程，社会公共领域较为狭窄。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简单的私人交往，公共领域的范围在持续扩大，社会生活中公私两个领域的界限逐渐明显，公共领域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加大。正是由于公共领域的扩大，人们对社会公德的需求也日渐增多。
从通常意义上看，社会公德包括规范及德性两个层面，其与法律规范一起，共同为社会个体交往构筑了一个基本的秩序准则。从规范层面上看，社会公德体现的是公共规范，或称之为伦理规则，是社会个体交往的基本规则，如维护公共秩序等规范就属于这个层面。这种伦理规则也可以体现在社会制度体系中，部分规范与法律规范是重合的。德性意义上的社会公德，体现的是社会个体在公共伦理中的道德修养，即认同社会公德的品质，也就是社会个体在公共交往领域体现的德性。德性在层次上亦有高低之分，既有我们常见的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也有中间层次的公私兼顾的社会公德。同样，社会公德还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有日常生活中的，也有学习、工作领域中的。
社会公德对于维系公共交往有着重要的意义，其目的就是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共利益。随着我国社会公共交往范围日渐宽泛，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德及其规范。但是，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社会公德及相应的伦理规范还无法跟上社会交往范围拓宽的步伐，在一些领域，社会公德存在着缺失与不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的社会公德及其规范供给不足，无法为社会公共交往提供规则调整。在当前社会实践中，违背社会公德、冲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等。对此，已有的社会公德显得无能为力，相关的约束机制起不到作用。二是部分社会个体缺乏维护社会公德的自觉意识。无论政治生活中的以权谋私，还是经济生活中的欺诈牟利，均是个体社会公德意识较差的体现。
当前中国社会公德缺失与不足的根源
第一，传统社会重私德建设而轻公德建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也是一个“家本位”社会，用于调整家庭关系的家庭道德规范可以用于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家庭私德模式。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公德及其规范。在这种私德模式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了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主的私人情感交往模式，对家庭内、家庭外的圈子有明确的界限。这种重视家庭、私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体系，未能培育出中国人遵守公共道德规范的良好传统，由此使得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公私不分，将公共交往私人化，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漠视，给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计划经济时代过于注重崇高道德建设，忽视了社会公德的多层次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被推向了极端化：集体主义被绝对化，完全忽视个人权利与利益，甚至要求社会大众在灵魂深处实现无私忘我。整体看，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公德过于理想主义，过于注重社会公德的最高层次建设，造成了社会公德内容的单一性。
第三，当代社会公共领域发展较快，而社会公德建设较为滞后。社会公德建设需要依靠个体道德建设来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速了社会流动，也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陌生化，由此引发了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张，带来了社会公德需求的增长。面对这种需求增长，社会公德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制度建设较为滞后。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涉及公共生活领域的制度覆盖面较小、不够系统和完善、针对性及操作性不强、道德性不足，对个体破坏社会公德及社会秩序的行为缺乏惩戒力度。另一方面，学校道德教育存在一定的偏差。表现为学校教育过于注重“智”而忽视“德”，而各级学校的德育又比较偏爱高层次的社会道德，对于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交往规则、公共秩序规则、社会责任意识等不够重视，导致了社会公德教育中的知行脱节。
完善中国社会公德建设的策略和路径
第一，强化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可以使社会交往在合理、合法及合乎规范的范围之内进行，从而变得有章可循。具体而言，一是加大制度供给、完善制度体系。通过增加制度供给，促进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衔接及沟通，引导社会交往有序进行。二是赋予制度体系足够的规制力。制度体系作为社会公德的外在载体，必须具备有效性，既便于操作，又能够具有约束力，能够较好遏制社会失范行为的发生。三是强化制度的伦理建设。制度的伦理性实际上就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通过对社会公共交往领域进行伦理反思，确定制度建设能够符合社会道德、人性、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既能够保障人权、彰显人性，还能够塑造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四是强化道德与法律的统一。要将法律的刚性与道德的柔性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
第二，强化社会公德教育。社会公德的规范性及调节力，与对社会个体的公德教育有直接关系。尽管我国已经实施了素质教育，但在学校及家庭教育体系中，教师与家长还未完全转变教育观念，未能从德才兼备的角度来培育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同样如此，高校在德育方面形式大于实质，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为此，学校、家庭应该转变教育理念，引导青年学生遵守社会公德，要将德育与专业教育、课程教育结合起来，真正将公德教育落到实处。此外，在社会公德教育过程中，还要正确区分公德与私德之间的关系。通过正确理解公德与私德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改变传统社会中将私德外化到公德领域的问题，遏制将公德领域私人化的问题，促进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发展，提升制度体系的价值，进而促进社会公德的培育。
第三，提升个体道德修养。要通过提升个体公德素养来培育社会公德。提升个体道德境界的最佳方式就是修身，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学，即通过向榜样、先贤学习来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二是省，即通过反省来提升个体道德修养。一方面，通过自我反思，可以对社会公德及社会交往行为规则进行辨析，认知各类社会公德规范建设的途径及方式，提升个体的社会公德水准；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自我反省，可以检讨自我言行是否符合社会公德的要求，从而改正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提升遵守社会公德的境界。三是行，即个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我修养。将个体修养外化为社会公德规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行动。践行社会公德不能是被迫的，而应该是一种自然行为，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一种习惯，最终将社会公德内化为心中的道德规范。
（作者为苏州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苏州大学讲师）
【参考文献】
①张建英、罗承选：《当前中国社会公德：问题与重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②尹翼婷：《社会公德培育从何入手》，《人民论坛》，2017年第29期。
责编/杨鹏峰 美编/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