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归的一员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在这样一个盛典上谈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主题。
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还没有达到其三分之一。
像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同时我国经济也非常“内向”，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占5.6%，两项加起来只有9.7%。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在这么薄的基础上，1978年到2017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增长，更何况我国的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过去39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达到14.8%，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数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2013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近八亿人摆脱国际贫困线标准，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同时中国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作出了很多了不起的贡献，最明显的是在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继续以强劲的增长带动了周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同时中国是过去40年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
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走自己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摸着石头过河”，推进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给予转型期必要的保护，同时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取得了稳定并快速的发展成绩。
发达国家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当时由于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决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心态，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把这些道理学会拿回来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虽然经过近三代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能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个是我国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很可能到2025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而这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其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
从二战以来少数几个成功和绝大多数不成功的经济体的比较当中发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而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当时的理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为主导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推行这种战略的经济体发展都困难重重。少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却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开始，推行出口导向而不是进口替代战略。这种发展方式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认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那么先进的产业，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加工业如何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实际赶上的就只有少数这几个。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经济，当时的主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华盛顿共识”，主张用“休克疗法”一次性消除政府的干预和扭曲，以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这个方式来转型的国家都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上世纪80、90年代转型的时候，他们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比在60、70年代的时候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转型之前更高。因此有些经济学家把80、90年代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迷失的20年。而少数几个国家，像中国、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的发展，他们都是采用双轨渐进的改革模式。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理论中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前提，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因此拿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必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发达国家由于自身条件也在变化，盛行的理论也是隔十年、二十年就被新的理论取代，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么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怎么能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中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必然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必然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海归群体要抓住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承担我们的责任，立足于中国的土地来进行理论创新。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是不是相似，来自于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与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而且能够解释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比较相似，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有比较大的帮助。
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一直在倡导总结我国发展转型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改进、各种制度安排也不断随着经济发展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的目的则是让市场有效，所以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自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以来，得到非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像埃塞俄比亚，它是非洲最贫穷的内陆国家之一，如果按照主流理论来看，要发展经济就应该先完善各种制度安排，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在2012年时埃塞俄比亚的营商环境指标在全世界排名第127位，2017年全世界排名倒退到第156位，从主流理论来看，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一定会恶化。但是根据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思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全国基础设施差、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的方式来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将园区内的基础设施搞好，保证供电，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有利的环境，积极招商引资，迅速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竞争优势。结果，埃塞俄比亚外商直接投资从2012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2亿美元，在非洲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2012年到2017年工业产值翻了两番，年均GDP 增长高达9.7%，成为非洲乃至全世界在同一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
新结构经济学在东欧国家的波兰也得到了应用。波兰是从1989年开始进行转型的国家，当时受到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取消干预扭曲，政府的功能局限于提高教育、维持社会稳定。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下，新的产业发展不起来，缺乏合适的就业机会，造成国内大量的劳动力流到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2016年10月，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选举中获胜，是1989年以来第一个在选举中获得过半数席位、可以单独组阁的政党，上台后随即宣布要制定国家发展计划，当时大家很好奇，是否要回到计划经济，负责这项工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和发展部部长莫罗维茨基，公开回复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论，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效果不错。莫罗维茨基2017年12月升任为总理，2018年1月我在达沃斯论坛和他会面，并去参加他的公开演讲，他提到，波兰的人口占整个欧盟的十分之一，去年波兰的新增就业占整个欧盟的70%。上个月我到波兰参加会议，发现波兰变化很大，波兰人开始回流，并吸引了乌克兰等国家的人到波兰来工作。
任何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是越简单越好，那么，何为重要的理论？其实理论的重要性不取决于其逻辑本身，而取决于它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解释重要国家现象的理论就是重要理论。这也是为什么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学理论创新、经济学大师大部分是在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一直是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也逐渐转移到美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30年前后，中国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会是最重要的理论，这是给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海归群体，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理论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立足于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创新，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解决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现在世界上85%的人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同为发展中国家，条件较为相似，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这样的努力也同时可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贡献于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谢谢各位！
责编/孙娜 李一丹 美编/李祥峰
与崛起中国同行的传奇学者
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他被SCI和SSCI授予经典引文奖以表彰他的文章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他是一位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论见洞察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他，就是林毅夫。
林毅夫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更是积极的推动者和自觉的研究者。1987年，在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在耶鲁大学完成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林毅夫教授毅然学成回国。他的学术生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渐次深入到发展战略、宏观经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另外，他曾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研究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作为第一作者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认为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人无法绕过的著作。林毅夫通过自己成体系的理论，解答了关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金融改革与发展、国有企业问题、农村问题、财政、对外贸易、宏观经济、转型经济、收入分配等涉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2007年,林毅夫作为首位受邀的中国学者，在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了《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的演讲。登上该讲坛的学者中，曾有14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林毅夫被认为是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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