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不仅是革命思想的最早接受者和实践者，也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传播者和中国社会结构向近代转型的支撑者。清末留学教育尽管人数不多，所学专业有限，但却是中国在闭关锁国数百年的社会条件下，开拓眼界、启发民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富强的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中国社会走上近代化的发展征程。
【关键词】清末 留学生 中国社会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成为时代摆在国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最强音。为了“自强”“求富”，寻找救国之途，留学教育成为国家尽快培养可用之才、拯救民族危亡的必然选择。
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直接推动中国社会走上近代化发展的历史征程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容闳、黄胜、黄宽三人随西方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而留学教育的真正兴起是在洋务运动时期。1872年—1875年间，由“留学教育之父”容闳组织的四批次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的序幕。自洋务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以甲午战争为界，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甲午战争前，在幼童赴美留学的启示下，船政大臣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多次撰文上奏朝廷，建议从福州船政学堂生徒中选拔天资颖异者派遣赴欧留学。1876年再次上奏，“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请求获准。沈葆桢在福建积极筹措经费，选派学生14人、艺徒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派学生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设三年为限，以收成效。当时，除派员留学英法外，还派遣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水陆机械技艺，培养军事科技人才，以应对压境之强敌。为了扭转当时在外交事务中的被动局面，清政府还派员赴英法留学，以培养外交人才。截至1889年，派往欧洲诸国的留学生共有三批78人，加上临时赴欧实习和工作者，共110余名。洋务运动开展的三十年间，尽管洋务派重视教育，提倡学习“西文”“西艺”，推进留学教育，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积贫积弱，朝廷国库空虚，留学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派出留学的人数极为有限，留学时间偏短，留学层次多为中等教育水平，培养目标多局限于急需的军事海防人才。
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国人震惊，继而反思，日本弹丸小国，何以快速崛起？结论是：“生于忧患，发愤西学。”由此，国人开始将目光聚焦于近邻日本，赴日留学从此蔚然成风，中国清末留学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896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举行选拔考试，选取年龄在18岁至32岁之间的学生共13人，派遣其赴日留学，此为中国赴日留学之始。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出国留学谕》：“出国留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要求各省各部尽快选拔人员赴日留学。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留学日本的热潮持续升温。1899年，留日学生增至200名，1903年则达千人之多。据统计，截至1911年，赴日中国留学生总数高达38307人。其中，既有官费生，也有自费生。赴日留学生数量相对庞大，且学生来源渠道多样。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且多入短期速成科，留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为了弥补留日教育之不足，清政府极力推行留学欧美的长期计划。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出国留学成为学子进身的现实渠道；1908年，美国推行庚款兴学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就此掀起中国学子留美、留欧的高潮。此后的留学教育突破了前一时期仅以英、法、德为主要留学目的国的范围，将日本、美国、比利时、俄罗斯、奥地利等国也纳入了留学国范围。据统计，1911年，在美留学生为650余人，在欧洲各国留学人数数十人不等。至于自费留学生，人数则难以统计。
清末后期的留学教育，一改只重水陆武备的专业局限，放眼国计民生，注重实业发展，以“变通出洋肄业章程，使各就其才性之所近，分门研究，以收布帛菽粟与物利民之用，以殖民生，而裨国计”为主要目的。出国留学不仅能通格致、化学、汽机、制造，而且要分门别类地学习农、工、商、路、矿、医、邮各业，待其学成归国，分派各省，开通风气。为了缓解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资短缺的问题，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倡，选拔人才入日本师范学堂接受师资训练，以备回国发展教育之需。此外，法政学习扩展了留学生的知识视野，使人才类型趋于多样化。
伴随留学教育的发展，社会风气不断开放，学生来源逐渐拓宽，清末前期留学生源多来自沿海省份和通商口岸，后期生源则向内陆各省份拓展。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留学教育也由前期的官费留学向后期的官费、自费双渠道留学发展，生源也逐渐由精英阶层向大众阶层演化。尤为可喜的是，女子留学成为清末留学教育的一道靓丽景观。
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犹如星星之火，直接推动中国社会走上近代化发展的历史征程，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清末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也是革命思想的最早接受者和实践者
清末留学教育为中国培养了数逾十万的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型人才。其中有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季良、萨镇冰等一代海军名将，他们在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战争中血染疆场，为国捐躯，永载史册；更多的留学生在中华民族奋力摆脱奴役、愚昧和贫困，不断走向独立、文明和富强的时代巨变中，怀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生逢其时，不懈努力，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变革的中流砥柱。
清末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年轻有为。当踏上异域的土地，通过海外的学习和生活深深感受到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先进时，他们也认识到了清朝封建思想和统治的腐朽，希望通过变革，使中国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和富强的发展之路。在近代中国摧枯拉朽的政治变革中，贡献最大的当属留日学生。
孙中山等志士在革命活动初期即以日本为落脚点，以留日学生为主要对象，大力宣传革命思想，组建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组建同盟会及组织活动的过程中，留日学生黄兴、廖仲恺、章炳麟、何香凝、秋瑾、朱执信等都积极参与其中，许多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成为了辛亥革命中的有生力量。1905年，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学生在日参加同盟会，张后来也参加了28人之“铁血丈夫团”。1909年，张凤翙、张益谦等人从日本士兵学校毕业回国，在部队任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中坚人物。辛亥革命能够推翻君权，留日学生功不可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日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深刻足迹的风云人物，如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何香凝等，均对中国近代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留学生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传播者
清末留学生负笈海外，如饥似渴地学习、接受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想。回国后，他们宣传西方政治和社会观念，成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传播者，严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严复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戊戌变法后，严复致力于研究西方哲学社会学说，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的理念，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留日学生也通过缔结社团、创办报刊杂志、翻译文献等方式，宣传启蒙思想。1880年至1904年，译自日本书的单行本就有2204种，其中大部分介绍新思想、宣传新学说；1898年—1911年间，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达65种之多，其中少数为纯学术性的刊物，大多数都带有政治色彩。留学生的近代文化启蒙活动造就了一批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宗师巨擘和学术思想领域的文化名人，其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田汉、夏衍、成仿吾等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末留学生是中国社会结构向近代转型的支撑者
留学教育的推行打破了传统的育人格局，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读书与入仕分离，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管理能力和科学技术等知识的实用型人才，为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证，充实了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
19世纪70年代幼童赴美留学，虽中途遇阻，但幼童在美学习多则十年，少则五年，也有力地奠定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他们回国后，在造船、机械、火器、铁路、矿物、电报、政界、报界、军事、税务、医疗、外交等领域任职。其中，首批赴美幼童中的詹天佑成为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他独立设计修建了京张铁路，使中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与之前有所不同，清末时期的留欧教育，学子多已成年，而且心怀远志、勤奋自强，他们不仅学习外国语言、自然科学，还拓展了专业范围，学习制造、驾驶、测绘、枪炮鱼雷、调兵布阵、万国公法等科目，对中国近代科技文化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师范、军事、法政各科，一时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热门选择；此外，商科、律例、工艺、农学、森林、渔业、窑业、铁路等实业学科也都颇受中国留学生的欢迎。这些富有才干的学子学成归国，极大地充实了中央及各省的政府机构、各级学校和军事领域，另有学子进入到农、工、商、铁路等部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有力支撑，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实业逐步发展，中国经济开始迈上新的台阶。
清末女留学生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纪元
清末女子留学稍晚于男子留学，且规模也远不及男子留学。1881年，17岁的宁波孤儿金雅妹被西方传教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赴美留学。然而，相当规模的女子留学始于1905年的留日教育。
是年，湖南首开风气，派出20名女生赴日本实践女校学习，辽宁、奉天、江西紧随其后，共派出48名女生进入日本实践女校师范科进修。据统计，1902年至1904年间，在日留学女生刚超过50人；1906年至1911年间，在日留学女生已超过129人。留日女生大部分进入师范科，此外，工艺科、刺绣科、保姆科、编物科、中学科、画科、造花科、音乐科等，也成为中国女留学生的热门之选，只有极少数人选择高等科、研究科和理科。
与女子留日教育相比，留美女子更是凤毛麟角。1899年前，仅有江苏女子曹苏云和九江女子谭翊自费留学美国的记录。20世纪后，女子留美人数增加。据史料统计，1911年，在美留学女生有52人，且以自费为主，以文科、音乐科和教育科居多。这些女子回国后，进入职业领域，成为中国最早的独立自养之女性。
总体来讲，尽管辛亥革命前女子留学人数不多，且专业分布极为有限，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观念下，女性大胆挑战自我，走出国门，自觉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给中国女性树立了人生榜样。她们的留学经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此外，她们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妇女解放，促进了社会风俗的改良，使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开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新纪元。
清末留学教育尽管人数不多，教育质量不高，所学专业极为有限，但却是中国在闭关锁国数百年的社会条件下，开拓眼界、启发民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富强的重要举措，为中国迈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杨洁：《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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