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政府体制论略》《万人评议:中国地方党政机关绩效评价新方式研究》《转型时期科研院所体制改革政策研究》等。
形式主义是人性需求和组织人事制度结合使然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由低向高可分5个层次：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和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1]。就人性实际而言，如上需求分层虽大体存在，却并非严谨。更多、更现实的情况是人类只要能解决基本生存和安全问题，受人尊重的需求便与“饮食男女”一样，是人类最常见、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彼此的区别大多不是层次上的，而是时间、地点上的。此时此地，“爱和归属感”需求占了上风；彼时彼地，“尊重”需求又跃居首位。
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每一个人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而受人尊重。若能抛开现实条件的限制，则几乎所有的上司都会乐见下属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得尽可能体面一些，而这份体面常需要材料和台账“美容”才能体现；几乎所有的领导都会本能地希望下属接待自己时隆重、热情甚至铺张一点，因为短了那份“隆重”与“热情”，似乎很难体现下属对自己的敬畏与尊重。从下属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同样存在受人尊重的需求，只不过他们渴望的尊重更多的是来自周遭而非上司，因为从上司那里得到的至多不过是“器重”，而非“尊重”。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政绩，赢得晋升，才会令周遭不得不高看自己一眼。在上司牢牢控制着下属的政治命运、“有政绩不一定行，没政绩万万不行”的组织人事制度下，下属当然会挖空心思地大搞政绩工程，当然会一遇见上司，苦脸、老脸立刻“漾”成了一朵朵灿烂的小花。
形式主义是压力型体制挤压使然
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权力、资源层层上收，任务、指标层层分解、下压的体制。压力型体制通过政府承包责任制的形式逐级传递压力、增强压力。常见形式是，年初上级单位把年度工作任务通过量化指标的形式“分包”给下属单位，年终上级单位根据年初“发包”的任务、指标对下属单位逐一进行考核、验收，视其完成情况好坏实施奖惩。下级从上级“承包”了任务、指标后，再将其“分包”给自己的下级，以此类推，直到无下级单位可以“分包”的层级为止。由于上级牢牢掌握着下级的政治命运和所需资源，上级在任务“分包”和执行的过程中不免颐指气使、硬气十足，个别上级领导甚至不无粗暴地对下级说：“任务、指标必须落实，采用什么方式、方法，我们不管。”
压力型体制不仅体现在上级对下级居高临下的率性与霸道，而且还常表现为上级无视客观条件给下级层层加码。下级单位从上级单位那里“承包”了任务、指标后，一般都会将其“加码”后再“分包”给自己的下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加码”后，若下级卯足了力气，完成了任务、指标，则下级单位完成的任务、指标之和必定超过上级单位“发包”给自己的任务、指标总量，是为超额完成任务，自可增光添彩，有利升迁。此外，“加码”还可给下级以更大压力，迫使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从而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指标。而下级单位在领回任务、指标后，面对高难度的任务、指标，为了保住乌纱帽，或者为了政治升迁，在外在监督乏力、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只能想尽形式主义（包括数字造假）的招数来“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近年来，多地先后爆出大幅度GDP造假、缩水事件，[2]很大程度上便是这样“炼”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压力型体制不仅存在于我国党政群机关，而且遍行于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等公营事业单位。以绩效考评较为严格的高校为例，一般也是院长从校长那里“承包”了论文、课题、奖项等任务、指标，将其加码后再“分包”给各系或课题组，各系或课题组再将其“分包”给老师，老师若完不成任务、指标，则会有降薪、降级、不准晋升职称或不许招收研究生之忧。实事求是地说，今日大学内许许多多学术泡沫（或称“学术形式主义”）及乱象，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令老师不堪承受的压力型学术体制给“逼”出来的，而非广大一线教师蓄意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