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教材能够获得如此赞誉并非偶然，因为它有着先进的“主体教育思想”的坚实理论支撑。我们评价王道俊先生：“一辈子，一本书。”这句话最精准的表达应该是，他的学术成果凝聚于这本书，但他的学术贡献却远超于这本书。
自20世纪80年代起，王道俊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对《教育学》教材的修改与完善，另一方面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统教育理论及其在教育实践中普遍造成的忽视学生和教育的主体性的弊病。他与郭文安先生一道率先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主体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教育学理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教育科学、高校课程教材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教育学》（新编本，1989年版）就是尝试以主体教育思想为指导进行编写的，而新版《教育学》（2009年版、2016年版）更是将王道俊先生长期研究主体教育思想所获得的系列成果渗入并贯穿于教材之中，它深刻分析与厘清了社会、教育与人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在理论基础上实现了由机械决定论和工具论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根本性转变，充分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之所以这本《教育学》教材能够独树一帜，长盛不衰，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其内容与时俱进，其观念保持先进，特别是有主体教育思想作为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王道俊先生这样说道：在时代巨变、社会转型的时期，只有立足新的生活基点，援引哲学研究新成果，越出传统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束缚，把握新的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才能在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才能重新解读古今中外的教育文献，作出新的评价与取舍，才能对教育学原有的概念、范畴、命题、逻辑，作出新的诠释、探讨，取得突破性进展。（参见《把活动概念引入教育学》，《课程·教材·教法》2012年7月）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与学术立场，王道俊先生几十年都专注于主体教育思想的研究，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研读康德的著作，思索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哲学和教育学问题。在先生去世前两个月，我去探望，他还跟我说：“虽然我现在呼吸有些吃力，每天要吸氧，但脑子还好使，康德的书我还能看得懂。”看到先生呼吸吃力却依然读书思考，身体虚弱却依然精神矍铄，无不令我肃然起敬，仰之弥高。
就在去世的前几天，王道俊先生还为最新版《教育学》教材整理出数十页的“修改意见”。
在这份弥足珍贵的“修改意见”前面，王道俊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年龄也令我不能不同教材分手。但在剩余的日子里，如有可能，仍将继续点点滴滴地记下修改意见，算作是隔世告别。其实，我不与教材告别，教材也会与我告别……”我是在悼念先生时第一时间读到这段文字的，如此不舍之情，那一刻，心在痛，泪在流。
正是这本《教育学》，王道俊先生用毕生的心血与智慧成全着它；正是这本《教育学》，成就了先生作为当代教育学家的学术人生；也正是这本《教育学》，发行数十载，影响几代人，让亿万中国师生从中受益，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