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个持续调整过程。在分析一些关键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未来15－20年中，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竞争博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大国，后发国家成长空间有限；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很可能会强化；国别经济的重要性很可能会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变革严重滞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等小概率事件也不容忽视。我国在新技术发展浪潮中优势明显，但一些突出短板仍难以补齐；提升产业发展国际影响力面临机遇，但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转移的长期负面影响；超大规模、多层次的国内市场是独特优势，但制约优势充分发挥的障碍还不少；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有更多话语权，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将是漫长且困难的。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个持续调整过程。未来15-20年，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持续调整重塑。清醒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顺应时代大势谋发展，对提高我国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位势和顺利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未来走势分析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主要取决于供给满足需求的生产方式和空间分布，是随着供需动态调整平衡而变化的。考虑到很多关键变量会同时深刻影响供需两方面，为求简明直观，下文按重要性排序逐一分析这些关键变量及重要小概率事件的影响。总的看，未来15-20年间，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竞争博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大国，后发国家成长空间有限；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很可能会强化；国别经济的重要性很可能会提高。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应用将成为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博弈改变者”
新技术发展改变了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而改变了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最终影响着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形成。
各方对这类新技术的系统重要性有基本共识，从而也就具有了“自我实现”的效果。综观工业互联网、工业4.0、超智慧社会5.0等发展愿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扩散都是其中的核心要件。这种共识具有引导预期和投资的作用，会使资源更多集聚，最终导致创新加速、应用加快。
产业链分工前端包容性将会提高，但终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将被压缩。产业链分工前端的包容性提高，是分工深化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续。比如，在设计环节，全球24小时不间断接续式研发能够让更多研发主体参与其中。再如，在制造环节，更广泛的智能互联以及中间品贸易便利性的提高等，允许跨国企业更充分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也让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与此同时，传统模式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很多环节将会被压缩，消费者与终端生产之间将从割裂状态变为紧密联系。这些变化会显著影响产业链、价值链构成。
数据要素重要性快速提升，“数字红利”“机器换人”“大规模定制”等都更多指向发达国家竞争力的巩固和提高。由于需要大量前期基础设施投资因而竞争门槛很高、充分利用能够大幅提升生产制造全生命周期效率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基础等原因，数据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种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在人才储备、数据基础设施、知识经验、关键技术积累、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将会更加凸显。尽管当前还不存在“制造业回流”的压倒性证据，但这种趋势不容忽视。
平台型企业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前所未有，将成为竞争新焦点。这类企业具有明显的“赢者通吃”特征，并且通过与各相关主体建立紧密联系的生态而拥有了对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掌控力。当前的平台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一般消费品和服务领域，但对生产环节的潜在影响已不容忽视。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出行平台型企业不涉及生产制造，但其发展会对生产制造有很多间接影响，包括汽车消费量、产品形态构成和生产布局等。未来，随着更多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成长，这种影响将更加深刻。
后发国家希望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但实现难度越来越大
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大变化。但这些国家能否再次复制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实现“排浪式”增长，尚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
留给后发国家的“追赶窗口”将很有限。后发国家都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也有“后发优势”。但历史经验表明，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越往后越困难。一方面，历史上真正能够完成追赶过程并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国家并不多；另一方面，越是后发的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能够实现的追赶效果就越有限。罗迪克研究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在二战后至2010年间的制造业发展并指出，在1990年以后达到指标峰值的国家，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大约只是1990年达峰国家的40%。这就意味着，相比以前的工业化国家，后发国家会更快、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失去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机遇，也就是经历了“不成熟的工业化”。
后发国家被锁定在低端发展水平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数字经济带来了很多新的产业机会，但相关竞争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大国之间，缺少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等让后发国家很难涉足这些领域。二是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前已完成追赶过程的国家很少受此制约。但未来将会不同，这个全球性问题已经客观存在，也将抑制后发国家延续现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更难达成发展共识。强烈的社会共识，是后发国家开启起飞进程的一个重要心理准备。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是如此，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如此。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民族复兴的共识，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以多元化、透明为重要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做到这一点会受到更多扰动，难度明显增大。
新兴中产阶层的兴起，将强化“产消一体型”国家的成长
对产业发展而言，需求总量很重要，需求结构和地域构成同样重要。中产阶层代表着重大需求，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将朝着更好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向延展开来。
新兴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全球消费地图布局将更趋平衡。目前，全球消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未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成为全球中产阶层兴起的主要贡献者，这将重塑全球消费地图。据预测，2030年全球中产阶层的数量将达到49亿人，其中2/3会集中在亚洲地区；亚洲地区对全球中产阶层增量的贡献率达到85%。
“产消一体型”国家将持续成长。这些新兴中产阶层的典型特点是，消费习惯未被锁定，对新产品、新模式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品牌忠诚度相对较低。因此，市场竞争的关键将更多体现为对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这就要求企业持续强化与消费者的互动，考虑到本地化知识的可移动性很差，将研发、设计、生产等布局到与终端消费更接近的地方会更为有利。这种情况下，现有的“产消一体型”国家将同时具备创新驱动、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的特征，国际竞争力和成长性都比较强，而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将面临更大挑战。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将持续存在，中短期波动回潮将反复出现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产物。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整体向深入推进，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行动也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在未来将长期存在。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基本可以确认。对于实现世界经济总体上的长期增长和繁荣，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基本逻辑非常简明直接，对此的争议其实不多，结果也是实实在在。从大方向来看，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巨大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继续向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比较明确。
反全球化声音和行动将反复出现。反全球化主要是以一种牺牲全球经济长期利益的方式，维持甚至强化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一是个别发达国家已把反全球化当作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调整国别经济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反全球化措施还将持续存在。比如，自2008年以来，G20国家共出台了1671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被取消的仅有408项。三是不能低估人们所持信念的坚定性，无论这是对是错。全球化会产生一些“绝对的输家”和很多“相对的输家”，这些群体很可能会坚定抵触全球化。
一些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不容忽视
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一些尽管并不直接，但一旦出现将会产生系统重要性影响。
社会变革严重滞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通常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斯诺夫里阿诺斯曾指出，“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胁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新技术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对人们既有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产生强烈冲击，还会影响就业机会分布及收入分配格局等。一旦多因素汇聚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动荡，全球化必将严重受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别经济的概念就会更加重要。
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未来，工业信息数据将会呈现出指数型增长态势，并且相对集中在少数平台型企业手中。一旦出现大面积事故如遭遇黑客入侵等，将对制造业发展带来启停效应，显著增大生产过程的负担，并带来全球性协作力度减弱、保护主义等一系列问题。除制造业外，能源领域如电网信息安全问题也将越发紧要。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重塑中的中国位势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浪潮中优势明显，但一些突出短板中期内都难以补足
新经济实现更大发展的基础要件比较齐备。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经济的完整性、多样性很强，在全球新兴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较大。一是新兴中产阶层规模巨大。这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试错空间。二是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较好的IT基础。尽管都不是最顶尖水平，但全球同时具备这两方面坚实基础的国家极少。三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长期努力正“开花结果”，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有所提高。此外，我国在长期规划能力、法律法规适应性调整能力、跨产业协作协调能力等方面也有着相对优势。
核心技术不掌握等突出短板在中期内很难补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长时期的基础学科积累是重要条件。尽管我国近年来R&D投入绝对量很大，占GDP比重也在快速提高，但在存量上与领先国家还有明显差距，而且还存在着基础研究比例偏低的结构性缺陷。中期内，在航空发动机、数控机床、先进材料、生命健康等一些关键领域，我国要想取得明显突破仍难度较大。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是建立在一系列核心技术之上的“生态系统”，很可能成为未来竞争的“绝对制高点”。这个领域的成败对我国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后发国家开始成长为我国增强产业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但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转移的长期负面影响
后发国家的成长为我国提高产业影响力提供了良好机遇。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国内发展现状看，如果能够实现向后发国家的有序产业转移，既为国内实现转型升级腾挪出资源和空间，也有利于增强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话语权。而且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标准竞争的过程中，如果能借此实现国内标准的更广泛应用，将为提高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把握不好国内产业向外转移的节奏，将会带来很多长期隐患。历史经验表明，产业转移和外包是培养潜在竞争者的“最好手段”之一。具体来看，一是影响经济发展前景的隐患。一个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的人均GDP越低，其去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前景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而我国制造业占比开始下降时的人均GDP水平比很多国家更低。二是影响创新发展的隐患。制造“普通商品”和创造一个新的高科技未来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一旦缺少对生产制造过程的实际参与和理解，技术演进的经验链条就会断裂，很多创新根本无从谈起。三是重视制造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共识，在短时间内可能难再形成。
中产阶层兴起带来的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是独特优势，但制约这一优势充分发挥的障碍依然不少
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非常契合推动新产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是体量规模巨大。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容量巨大且潜力巨大，已是世所公认的。另一方面是呈现出多层次。规模巨大但竞争愈发激烈的“传统需求”，既为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同时也对企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断涌现扩张的“新兴需求”，表现出明显的“尝鲜”特征，将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大有裨益。
制约国内需求充分释放及其拉动国内产业发展的障碍依然不少。包括基尼系数较高、高房价、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消费者保护力度还不够等等。此外，国内需求拉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产消共荣”良好局面也面临障碍，还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国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更好匹配、相互促进。
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有更多话语权，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将是漫长且困难的
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将持续增加。综合国力的提高，自然会反映到国际规则制定、全球事务治理等方面。比如，我国制定的部分智能制造标准逐渐获得了国际认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已经主导制定了20项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其中13项已经正式发布，智能制造系统架构已纳入ISO/IEC智能制造标准地图组。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类似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硬实力转化成软实力将是一个长期、困难过程。从国际看，很多国家对我国的快速崛起持矛盾心态，发自内心“鼓掌欢迎”的仍有待提高。这种态度会在很多具体事务中有所体现。从国内看，一方面，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和洞察、引导和把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仍需加强。发达国家的这些能力是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起起伏伏中积累形成的。我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学习过程，甚至不可避免交一些“学费”。另一方面，国际影响力需要全球领先的实践作为支撑。积极方面的例子包括国内扶贫、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但反过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在这些领域提高影响力需要付出艰巨努力。
【本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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