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八大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并实际上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志曾表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中国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15年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0年到100年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这就是八大为全国人民展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然而,众所周知,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巩固地坚持下来,这其中有理论认识的分歧,更有对国内外形势发展过度严重的分析而产生的偏差。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出现分歧,首先是对其中的一个论断的争议。这个论断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而八大的论断给人的感觉似乎我国的生产关系是离开生产力的客观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们可以离开生产力的要求,随意改变生产关系。客观地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我国社会大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基础上的,是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建立起来的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内容、把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都认为是与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客观地说,这些生产关系不仅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相反它们或是超越阶段的或是落后时代的生产关系。然而,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当时的人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争议,动摇了坚持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认识的基础。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上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有人怀疑或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情况的出现,使得我们党对当时社会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作出了与八大完全相反的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践表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这个新判断,为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怎样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探索实践中,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理论认识成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确立生产力标准的核心地位作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突破点。邓小平同志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12)同时他强调:阐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3)。在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下,不确立生产力的核心地位,不从生产力出发,寻求与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撇开生产力,人为地推动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违背规律,必然会严重损害社会生产的发展。“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4)这也就是说,必须把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聚焦点去理解和认识我国社会矛盾,进而确定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