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最近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央行宣布定向降准释放约7000亿流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政府未来的政策重心应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并将扩大内需作为主基调。我认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绝不能动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大内需，而且是积极的扩大内需。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扩大内需的中国方案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应从原来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扩大内需只能从需求侧着手。事实上，从供给侧也可以扩大内需。若生产过剩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当然要从需求侧扩内需；但若生产过剩是由结构性问题所致，那么就应从供给侧扩内需。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严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要变，从需求侧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却解决不了结构性矛盾。只有从供给侧扩大内需，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回溯经济学发展史，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管理经济的看法是不同的。1803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原理，这一原理被称为“萨伊定律”，其理论立足点无疑是在供给侧。在萨伊看来，有供给就一定有需求，市场能够自动出清。可是1929年至1933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令“萨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凯恩斯用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论证了经济萧条的原因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并提出政府要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从此，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
然而时过境迁，凯恩斯的立论基础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使新增消费在新增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可二战后随着消费信贷的兴起，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急剧下降，说明消费倾向递减只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并非永恒不变的规律。再比如“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说由于人们有保持现金的偏好，政府不能通过调低银行利率的办法刺激投资，否则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是，信用卡消费风靡全球，手机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大多消费者不再有流动性偏好。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后，凯恩斯理论更是受到广泛质疑。为摆脱“滞胀”，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美国的国策，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从需求侧又回到了供给侧。从政策取向看，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其实并无大异。供给学派也主张刺激投资，不过办法是从供给侧减税。里根主政时期曾大量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从实际效果看，减税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短期内也确实拉动了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美国的生产过剩问题，相反却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供给侧扩大内需，既不同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更不是对“萨伊定律”的回归，而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