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和拥有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重要标志。然而，世界级制造业集群的诞生是需要土壤的，这土壤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基础雄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较低的综合成本，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是否雄厚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1990—2010年期间，中国工业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这不仅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要素红利和增长潜力，也受益于全球化的影响。但是，这些成就主要是从GDP增长角度（“产出”导向）来看的，如果考虑到工业增长背后所付出的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恐怕亮眼的成就要大打折扣。
将过去30年中国工业增长的效率与服务业增长的效率进行对比后发现，长期被学术界和业界诟病的“中国服务业效率低”在考虑二者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和造成的环境破坏程度之后，这个结论其实并不成立 。也就是说，从科学绿色发展观看，中国工业增长的质量并不高。一份数据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从传统的衡量框架，仅考虑劳动和资本生产率，中国工业生产率的确比服务业高很多：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服务业的1.9倍（1998年）和2.6倍（2015年），资本生产率分别是服务业的2.8倍（1998年）和2.1倍（2015年）。如果考虑到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结果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工业的能源生产率远远低于服务业：1998年中国工业的能源生产率仅为服务业的18%，2012年工业的能源生产率为服务业的36%，二氧化硫排放2012、2015年工业分别是服务业的1.5、2.05倍。
中国工业增长全要素效率不高，主要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升作为工业核心的制造业的全要素效率。提升中国制造业全要素效率意味着参与制造业生产过程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能源、清洁技术、管理和创新等综合经济要素的生产率亟待提升，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首要是夯实制造业基础，提升整体制造业全要素效率。
中国制造业整体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综合要素成本、营商成本和创新成本都相对比较高。在过去十五年中，中国制造业综合要素成本急速增加，这是事实。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土地成本和资金成本过高，当然还有税费成本和综合供应链成本。综合供应链成本是指供应链上下游环节综合成本，包括通关、物流、供应商交付和采购商付款账期过长带来的额外成本等。其中，中国金融业的垄断和高利润率“吞噬”和消耗了制造业本已微薄的利润。
2017年，中国四大银行的总利润9092亿元，占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近30%；中国房地产价格的畸形走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土地成本（租金），租金和利息等财务成本不断从制造业部门“吸血”，让造血功能本就不健全的实体经济部门不堪重负。虽然中国制造业的营商环境跟改革初期相比已经改善很多，但总体营商环境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企业创新成本受到创新环境和地区创新文化的综合影响，只有大幅度降低企业创新的综合成本，才能使企业更好地专注于主营业务的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降低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
要降低中国制造企业的综合要素成本、营商成本和创新成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城市用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制造业总体用地成本；二是加快能源价格和管理体制改革，打破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国有垄断，增强电力领域竞争；三是深化金融资本市场领域改革，加快引入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资金融通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四是鼓励企业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大力发展能源合同管理，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和污染；五是强化政府新型服务平台理念，构建政府部门政策联动机制、建立政策一体化落地方案，畅通政府部门对企业发布政策信息的渠道，降低企业经营的“交易成本”；六是加快培育完善的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七是整合创新服务平台或孵化器，打造区域创新网络，降低企业创新的外部成本；八是提升政府行政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营商成本。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责编：赵鑫洋 / 贺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