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兴昌的命运，在22年前出现转折。
时年，作为宁夏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的村支书，他最终下定决心要带着村民搬出这片苦瘠之地。领着两户，辗转三天，走过了中宁长山头、石嘴山大武口、银川镇北堡，最终停在了永宁县刚刚命名的闽宁村。
黄河在这里形成世所罕见的几字形转弯，把华夏文明的力量浇灌在银川平原里；贺兰山脉阻断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和腾格里的沙暴，使农耕人口能够在这里定居和栖息。对这些，谢兴昌有自己的敏锐：“我看了两块地，玉米棒子、高粱穗都长得好、长得凶呢。”
他和村民们说，别看现在是个干沙滩，“人家福建都投资，只要黄河水上来，那是个好地方”。
1997年7月15日，他在这片干沙滩上见证了闽宁村的奠基仪式。此前一年，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习近平随后为搬迁脱贫点闽宁村选址和命名。身材瘦小的谢兴昌在奠基现场不停地往前挤着，“都知道福建有个省委副书记叫习近平，听人家读他的贺信呢”。
2016年7月19日，宁夏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召开之前，谢兴昌最终见到了20年前在奠基仪式上就想看到的人。闽宁镇原隆村的崭新村居里，他坐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面，说起了当年的那封贺信，和留住他的那片茂盛的玉米。
物换星移，长河不息。从几千人的戈壁村庄到6万人的新型城镇，闽宁已经不是当年的闽宁；跨越2000多公里、接力22年，从单向扶贫到深度互惠，“闽”与“宁”，也早已不是当年的“闽”与“宁”。与谢兴昌一样的680万宁夏儿女，正在亲历历史——
贺兰山的长风呼啸，鼓浪屿的大海潮音，竟然在当代形成和声。
百年史中的22年
不是每个搬迁户都像谢兴昌这么主动。时任玉泉营经济开发区（闽宁镇前身）办公室主任王富荣，几十年都在体会扶贫搬迁的难。
奠基后的闽宁村，就是两万亩的沙滩，第一批来自西海固地区的搬迁户，都在沙滩上搭建窝棚。白天搭建的帐篷，到了晚上就被大风吹走了。“有的人，第二天就把移民指标换成一条金驼烟回去了。”
宁夏人民与贫困的缠斗，由来已久。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同样深入人心的句子，是“西海固苦瘠甲天下”；“塞上江南”的名号背后，是“有水赛江南，无水泪也干”的现实。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宁夏就开启了“吊庄移民”工程，将深山里的贫困群众，迁移到有水、有路的灌溉区。
黄土高原，数千年来见证着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坚韧的关系。移民“拔穷根”，某种意义上正是与这种关系角力。闽宁协作，势必要正面破解“迁徙”这一中国性难题。
这需要顶层谋划。
习近平同志倡议两省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举办一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商定协作帮扶方向和重点。22年22次，承诺的协作事项逐一跟踪落实。他本人则先后5次出席联席会议，“创新帮扶机制，拓宽合作领域”“加大企业和社会力量扶贫协作的规模和力度”，为搬得出、安得下打开了思路。
这需要基层定力。
还未搬来的，干部要一户一户动员，用“大轿子”（大巴车）请去参观，看吃水、看走路、看上学。已经搬来的，干部要帮助建房，拉砖、买木料、打土坯。“（最初建房时）在沙滩上挖地坑搭建窝棚，上面盖上玉米秆子和麦草，晚上人在下面睡觉休息。天热了地坑就像蒸笼一样，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创业难，没有吃苦精神是不行的。”王富荣说。
22年弹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从搬得来到稳得住，从人均年收入500元到10000余元，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公共服务提升，从数十家福建企业进驻到葡萄种植、光伏农业、肉牛养殖几大产业全面发力，从分散移民到整村生态移民，闽宁协作就这样被具象化为贺兰山下一座朝气蓬勃的城镇。
而这样的闽宁示范村在宁夏有42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多达320个。
借助闽宁协作的巨大推力，经过几次大的移民工程，到2017年，宁夏已累计搬迁128万人，完成了百万大迁徙。这个规模，甚至数倍于很多欧洲国家的总人口。
借助闽宁协作的模式创新，“第一个一百年”视野下的宁夏，开拓了脱贫新境界。8000多个日夜久久为功，中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经验，不仅是宁夏的“地方志”，也成为中国的“当代史”。
正如刚刚召开的中央党校第四届精准扶贫论坛上的专家学者所言，以22年闽宁协作为代表的东西扶贫协作，既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又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是加强党对扶贫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体现。
110国道以西，闽宁镇新的生态移民村原隆村已于2010年落成。10000多户整村移民人口，成熟的配水、供电、绿化、学校，正在无声讲述新的闽宁故事。今天，作为新一代移民，村民柯具林早已不必再用王富荣动员：
“当然愿意来，什么都给准备好了。以前我送孙子上学，得走5里沙土路，5点就得出门，现在学校就在下巴颏底下，咋不愿意来？”
多增加的4个字
7月的闽宁镇镇史馆，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通汕带领的赴宁调研考察团概览了闽宁镇产业说明，来不及坐下喝一口水。
这只是他们的第一站。陈通汕说，这次的任务就是深挖可以培育和发展的特色产业，这是践行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十二次联席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
一个联席会议，开了22次，横跨了22年。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推进东西对口协作的战略部署。作为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同志明确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
细心的人会发现，对口扶贫协作，当年的国务院文件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12字原则，福建确定闽宁协作原则时增加了“长期协作”4个字，发展为16字原则。
正是“长期协作”4个字，在漫长的时间中造就了闽宁协作的纵深度。
22年，从省区协作到村级结对，“闽宁方案”呈现了协作深度——
闽宁协作充分发挥两省区党委在扶贫协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22年来坚持联席会议、共同决策的机制从不间断，在此基础上把协作帮扶的触角从省、市县（区）下沉至村一级的“神经末梢”，建立了对口扶贫协作机制的组织保障。
在这种机制中，遍布宁夏的闽宁协作示范村镇都有着似曾相识的名字：闽宁镇、石狮镇、南安村、惠安村、泉港村，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就在眼前。
22年，从政府推动到市场接棒，从经济民生到科教文卫，“闽宁方案”造就了协作的广度——
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人才培养立体化协作，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创新创业，数万名宁夏贫困群众稳定就业。这些人，将历史写在了纸页间，也写在了宁夏大地上。
“帮扶不仅体现在经济和产业上，更体现在社会事业的发展中。”隆德县残联理事长彭云珠深有感触。在她所在的闽宁福馨托创园，残疾人电商创业中心、灯笼设计制作室里，人们不仅能看到残疾人专心致志的劳作场景，也能看到“托养一人、解放一家、脱贫一户、幸福一生”的希望。
22年，从单项帮扶到互惠共赢，“闽宁方案”重新定义了东西部协作的内涵，为中国沿海与内陆省区之间的合作，设置了新的时代议题。
在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前庄村的人造花扶贫车间里，55岁的张淑芳、32岁的张文霞、31岁的刘喜香……这些朴实的农村妇女第一次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照顾老小和庄稼”从此不再遥不可及。“将来新车间还将设有微波炉，工人中午能在这里就餐，孩子可以送到旁边的中心小学，生活更加方便。”谈到未来，车间主人、闽商潘回家的话中透出责任。
170公里外，海原县纺织工业园内，闽商王剑辉同样在筹谋建设新厂房。“在福建，每月5000元可能还招不到工人，而在宁夏，丰富的劳动力为劳动密集的纺织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目前，他的企业订单已经安排到2019年4月。随着当地产业链的完善，再加上银川综合保税区的优势，海原生产的服装还可以通过中欧班列直接运达德国。
位于中部干旱带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区。22年闽宁协作囊括了其所有建设过程，在亘古荒原新开发的处女地上，枸杞、葡萄酒、黄花菜等产业以特有的高品质成为吸引闽商发展加工贸易和电商产业的独特资源。
闽宁“长期协作”的第22个年头，“优势互补”已深度呈现。王剑辉们感受到的，不仅有帮扶的责任，更有发展的预期。
10批次与8万人
固原市隆德县与福州闽侯县，是结对帮扶的两个县。隆德县长助理林隽，2016年由“八闽首邑”来到了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从习惯吃米，变得习惯吃面，如今3天就要吃一顿牛肉拉面”。
西海固，中国扶贫史里带着沉甸甸分量的3个字。在脱贫攻坚最后两年倒计时中，林隽觉得肩头有千钧之重。2017年末固原至福州航线正式通航之前，他和每一位在宁挂职的福建干部一样，要“从福州飞到西安，再辗转坐7个小时大巴回到固原”。而他做教师的妻子，要兼顾繁忙工作和马上小升初的孩子，唯一一次来看他，还是因为来给隆德县留守儿童讲课。
同样来自福州市、同样支援固原市，原州区副区长李仲福甚至将家都搬到了西海固。2017年9月，李仲福援宁的第二年，妻子陈莹作为福建省赴宁夏支教的30名教师之一也来到了固原，一同前来的，还有他们年仅11岁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在一家三口的字典里，“故乡”二字，已经有了跨山越海的宽阔定义。
家乡在闽江畔，也在黄河畔；故土是武夷山，也是六盘山。
闽宁协作22年，谨记习近平同志“干部挂职”“人才交流”的叮嘱，10个批次、161位福建援宁干部接力在脱贫一线奋斗，80个批次、2000多位专业技术工作者先后对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千里驰援。他们见证了闽宁协作从单向扶贫到互利共赢的历程，从政府行为拓展至企业、社会全方位协作的历程，也经历了两省区融为一个紧密的情感共同体，“闽宁”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全过程。
这个共同体里，闽商同样至关重要。
潘文贤，2011年带着自己的人造花工厂从泉州来到隆德，如今已是一位资深“宁夏人”。7年来，除了总厂外，他在隆德各社区、村镇建立了10个扶贫车间和17个外发点，安排了大量建档立卡户和残疾人在家门口就业。无论在哪一个车间里，工位上都摆着安装了工具箱的黑色特制软椅——这是残疾人专用的椅子。
黄玉仁，2017年来到隆德，进入马铃薯产品研发生产领域，成为新一批入驻宁夏的闽商之一。一年时间内，就将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引入马铃薯产地，也付出了长期和家人分离的代价。“我们福建人常说，企业家，有企业就没有家。做不好，对不起固原百姓也对不起自己。”
他们的两家企业，隐没在闽宁扶贫产业园的46栋标准化厂房之中；闽宁扶贫产业园，构成了六盘山工业园的一部分；而六盘山脚下的这片工业园，仅仅是5600多户福建在宁企业、8万多名闽籍人员的集结地之一。
从中部干旱带的吴忠市盐池、同心、红寺堡，到南部山区的原州、西吉、泾源、隆德、彭阳，更多的商户，坐落在城市的街巷中；更多的闽籍创业者，行走在宁夏的山路与田间。如春风吹拂水面、如雨露渗入土地，挑战贫困的力量从八闽大地向六盘山汇集，为西北中国的这方厚土，平添了一种朝气、注入了一种自信。
“福建人吃美了手抓肉，宁夏人喝惯了功夫茶。”“闽宁方案”中最珍贵却又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是情感的沉淀。
“敢拼会赢”和“不到长城非好汉”
区域性贫困是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心理与思维定式。
“福建人的吃苦精神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刚开工的时候，老板60多岁的老母亲在机器上干了两个多月，谁有问题她就手把手教谁，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把我们大家都教会了。”时值盛夏，海原县纺织工业园的制衣车间内飞针走线、一派繁忙，负责封包的女工乔永香一边忙碌一边感慨：“我们很多姐妹都说，看看人家，真是钱没有白来的，好生活没有闲来的！”
文化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搬不动头脑中的贫困，就搬不动现实的贫困。
位于固原市彭阳县长城塬的闽宁现代食用菌科技示范园，一排排整齐的现代化厂房内，密密麻麻的杏鲍菇、海鲜菇挤满菌棒，一年四季生产空调恒温，里面看不到一粒土。
“没有闽宁协作，不是福建人敢拼会赢的奋斗精神，就没有今天的菌草产业。”复转军人祁登荣是土生土长的彭阳人，他创办的菌业企业，如今年销售额已达5000多万元。
“一开始很难，很多当地群众都不接受，常常是福建人干、当地人看。由于福建与彭阳的气候差异巨大，一些福建专家的试验也失败了。但他们毫不气馁，一遍一遍地试。”祁登荣说，恰恰不是一帆风顺，让很多人看到了福建人身上锲而不舍、艰苦探索的精神。也是这种精神让彭阳人接过了创新的接力棒，这几年在菌草产业方面取得了2个发明专利、6个实用新型专利。
周勇，西吉县火石寨乡大庄村农民，从1997年闽宁协作开始，便注册成立了西吉县第一家民营淀粉厂，从向福建供应淀粉用于鳗鱼饲料，到精深加工速食，从在周边“提篮小卖”到建立全国销售网络、带动2000多户乡亲脱贫致富，他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受到闽商的启发。
“通过参加在厦门举办的高层管理培训研修，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电商销售体系，目前线上销售量已达到实体店的40%。”周勇说，闽宁协作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管理，更多的是全新的思维方式。
闽宁协作的22年，打破了西海固相对静止的低水平经济状态，使这里的人们重新建立了参照坐标。不仅催生了一批本土小老板，还让更多农民工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走进福建，如今长期在闽稳定就业的就有4.5万人。在福建和其他沿海地区经风雨见世面、“换了脑子”的青年打工者返回家乡，成为当地创业致富的主力军。
精神能量的传递并不是单向的。“我在身患绝症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泾源县黄花乡党委书记马新娟身上，进一步读懂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白了合格党员的真实含义。”厦门援宁干部、泾源县副县长陈忠义说，近两年来，我耳闻目睹了基层县乡村干部废寝忘食奔波在脱贫攻坚一线，真切感受到了西部欠发达地区干部群众的脱贫之志，也从宁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中汲取了营养。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这句写于六盘山的诗句，传诵了80余年，写中华民族之志气，给宁夏儿女以魄力，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传递着“长缨在手”的信念。六盘山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是胜利之山，也是贫困之山。新时代，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闽宁两省区山海携手，必将共缚贫困苍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