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已进入发展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 2018年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指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
一、 关于发展
发展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种含义，不同的学科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赋予发展以新的含义。从哲学上来说，对发展的理解可以从两个维度，一是客观性的描述性维度，一是规范性的、评价性维度。客观性的描述性维度把发展理解为一个客观的变迁过程，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早年的剑桥英语词典中，发展是指人或事的成长、变化过程和向前跨越的过程;韦氏词典解释为展开新观念的行为、过程或结果，都是这个意思。从发展的规范性评价维度，则把发展理解为内涵主体价值评价的过程或结果，发展已包含着人的主体向度，现实中常常是一种带有肯定的，正面评价意味的规范性话语，如“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 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 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2]等等。可见发展实践蕴含着两种理性,一种是反映着社会发展客观必然性的认知理性,另一种则是体现着社会发展“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性。认知理性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发展“是什么”、“怎么样”以及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等问题,而人文价值理性或道德理性,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为了什么”、“应当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类的问题,它主要给发展实践一个善的、美的基础和价值引导,给人的发展活动一个长远的合理的目标导向。因此，发展又是一种进步，除了突出发展的前进，上升方向之外，还包含有价值意蕴。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不仅是自然的历史的进程，还是内含着道德价值意蕴的“社会历史进程”。
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尚未被人类的道德理性认识、掌握之前,是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这种自发、自在的状态，有时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意想不到的危害。由此作为发展实践的主体，我们必须运用道德价值理性,引导社会发展朝着应然的、道德合理的方向发展。所以，所谓好的健康的发展就是主体在依循社会发展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好的经验，根据新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把发展方式和机制结合起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的发展。好的发展是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得到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及原则
（一）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好的发展理念
一定的发展理念是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的直接反映，它引导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谓发展理念，主要是对发展的本质与意义的最根本的认识和体悟。一定的发展理念是与其相应的整个发展理论的内核所在，它支撑和影响着某种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实践。” [3]中国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即好的高质量的发展，是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实现发展的动力转换。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不仅鼓励本国创新，还包括学习和利用国际创新。协调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协调发展虽然呈现为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协调，但这些协调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利益协调。所以协调发展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谐性，而包容性、和谐性需要更好的纳入更多和更好质量的公众参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解决以往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绿色发展是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长久“天人合一”。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全球发展的公正性，确认我们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到我国发展对世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并且是在人人参与的共建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共享，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中国新时代新的发展理念为什么是好的发展理念？因为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超越了传统的发展理念，更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它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是立足本土，超越西方模式和理论的中国特色发展理念。
对个体来说，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社会如何发展，我们从何处发展而来，我们将向何处发展而去，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书写，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的整体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改革，期间不断对照西方的理论、经验和做法，进行中国本土的实践。由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对于我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西方的很多理论常常难以提供有效准确的指导，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更是行不通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4]所以在借鉴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土文化和本土经验是建构我们自己发展理论的重要资源。
（二）高质量发展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
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在坚持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下，我们还应遵循以下的伦理原则：
1．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原则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表现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最终都要落脚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加大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力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人民参与的发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难免会积累一些社会矛盾，同时，随着民众全面素质的提高，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意愿将会不断上升。发展必须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谐性，需要不断地在制度上进行创新，逐步纳入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公众参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2．效率与公平统一原则
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都表明，公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尺。所以，在发展中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伦理原则。
3．整体与长远相结合原则
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多因素的，所以要坚持整体和长远原则。整体原则不仅强调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来把握发展，更强调从全景性的视角，长期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的形成及发展问题的解决。没有对整体的把握，也就没有比较，没有批判，没有反思；而长远的原则则是能够把短期的趋势放在比较长期的视野之下来看待发展，以一种“过程化”思路来把握发展。因为发展是以技术进步、经济进步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文明要素的全面系统推进与转换过程，是传承和交往、自我创新与借鉴学习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遵循系统的、长远的原则是发展本身的必然要求。
4．人类共性与本民族发展个性相统一原则
在发展中只看到普适化或独特化都是片面的。普适化发展偏执于把普遍性与西方模式作简单认同，错误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楷模。而独特化发展则偏执于把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国情的特殊性强调过头，粗暴地否认人类发展和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应该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理性与情感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复制的过程，它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模式的选择；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发展其实也是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它也需要我们学会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问题。应当面向世界，形成全面开放意识，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因此，我们要坚持人类共性与本民族发展个性相统一的发展原则。
三 、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黑格尔曾指出：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样的，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正式形式取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相互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社会的发展是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网络系统之中，任何巨大的社会变迁都不是单因素或少数因素促成的，而是众多因素促成的。因此，高质量发展还要处理好以下几种伦理关系：
1．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出了“和”的思想。孔子说“和为贵”，这个“和”是包罗万象的，其中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与“天时”“地利”配套的“人和”理想境界。所以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他所谓“人和”是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还包括人民之间的团结一致。除此以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还强调“仁”。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无法独立存在，随时随地都会有“二”，即“已”（自已）与“人”（别人）的存在。孔子孟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都特别强调要“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离娄下》有“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等，这些实际上是道出了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人与人关系原则——互敬互爱。印度诗人、哲人泰戈尔曾说：“是合作与爱心、互助与互信创造了文明的力量与真实优点” 。[5] 因此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良好健康的关系。
2．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首先是求生存，人类所有衣食住种种物质的需要最初都是要从自然界获取的。而我们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是生产。生产离不开两种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类的生产从来都不是单个的个人面对自然界，而是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面对自然界。马克思主义已经雄辩地证明，人类组织起来从事社会生产的方式及由这种方式决定的人与人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并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而人与人的其他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又由生产关系这一原始关系决定。因此二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改变决定并要求人对人的关系随之变化，人对人的关系的改变适应并反作用于人对自然关系的改变。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认为，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6] 中国文化在天人关系方面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协调。这种天人协调，是“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7] 是在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调整、引导、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又主张人要适应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多年来，我们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进入高发频发阶段。比如饮用水安全问题、土壤污染以及全国频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害，社会反映强烈。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8] 因此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好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3．人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社会，有人把它理解为人们通过契约形成的“群体”；有人把它看成是先于个人、外在于个人并高于个人的独立实体；有人则把社会看做是人的意识的体现的精神存在物。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 。[9]可见，“人是社会存在物” ，[10] 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人类社会就是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共同体。
人与社会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又合二为一，人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人会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发生影响，而人的实践活动又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 。[11] 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社会的发展转型会影响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新的社会制度、规范和秩序会影响人性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又通过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指导实践进一步影响社会。因此人与社会的这种内在统一的“交互作用”，要求我们在社会的发展中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4．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应立足本土，实现超越西方模式和理论的中国式发展。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出：模式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戏。世界经验会影响中国模式，同样中国模式也会影响其他模式。模式之间互相学习、竞争和改进是全球化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在于不断地学习别人好的经验和智慧，对外开放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学习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如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日本、“亚洲四小龙模式”等。人类是在相互学习和总结中进步，在不断调整和改造中上升。中国在学习他国先进模式和经验的同时，又继承了自己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色。张岱年先生曾认为，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其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去“协和万邦”，这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哈佛大学教授、《注定一战?中美能否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先生曾说：中国没有占领别国领土的野心，这是好事。事实上，中国在文化上一直反对使用武力。孙子曾言，能在不动武的情况下达成目标是最好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就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特别好的道德，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12] 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同时，中国还将继续为全球治理，全世界实施法治等方面发挥其建设性作用，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略。
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日内瓦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13]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所以摒弃丛林法则、国与国平等地尊重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四、高质量发展应吸取历史上发展的经验教训
历史上不好的发展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比如：只追求单纯经济增长而不顾发展质量的“唯效率式发展”；以物为中心，见物不见人的“粗放式发展”；只顾短期效应，贪图一时繁荣的“畸形式发展”等，都是不好的、片面的、扭曲的发展。
如不看质量的“唯效率式发展”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对GDP的片面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这方面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杜马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伦理支持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曾流行一时的看法：即生产优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尚不足以从社会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价。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GDP的高速增长就是一切，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巨大代价。只要把蛋糕做大，经济增长的效益就会通过“涓滴效应”自动流入社会下层，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自动改善。
这种以效率优先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发展战略，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在刚赢得民族独立，希翼迅速摆脱贫困的后发展国家中风靡一时，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的实施结果令人失望，因推行这一战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亚诸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虽然GDP有了高速增长，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如贫穷、资源短缺、分配恶化、政局不稳等使这些国家陷入“现代化陷阱”。中国改革初期也曾一度以GDP为重，认为高速度就是一切。但随后即从“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公平并重”。正如阿瑟.奥肯所言：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以达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发展要求。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所以，搞好发展，虽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但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称。发展要以人为本，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要落脚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因此，真正的发展应当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发展，是有价值的发展而非破坏性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发展而非无意义的发展，是合乎人性的发展而非违反人性的发展。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在总结发展成功经验，并吸取以往不好的、片面的发展的教训基础上，最终在实践上实现真正的“好的”发展。
总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4] 中国面对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新使命，唯有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主动作为，开拓创新、务实进取，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的伦理研究”成果）
庞永红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