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逆全球化”背后反映出的是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分配赤字、责任赤字等，是当前“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事实上，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逆全球化”将为改革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体制提供新动力。
【关键词】“逆全球化” 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
“逆全球化”是当前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尤其是美欧一些发达国家中不时高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加剧着国际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秩序崩溃的担忧。“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现行全球治理体制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从而造成全球治理赤字，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现行全球治理体制的核心，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以布雷顿森林机构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制。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尤其是经济治理体制，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理念、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制，在治理全球化过程中却面临着严重的赤字，从而催生出“逆全球化”。可以说，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而“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制提供了新动力。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使得基层诉求被忽视
民主赤字反映出的是全球治理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其主导权由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第一，从全球层面看，主权国家比私人机构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主权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也拥有更多的全球治理资源，在全球治理中具有更大的合法性。第二，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少数大国比广大中小国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主要经济治理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中可以看出。少数大国通过提供符合自身需要的、有限的公共产品，为其主导权提供低限度的合法性。第三，从国家层面看，一国的政策和决策体制基本上由该国的精英分子所主导。精英治国在现代社会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有时难免因为战略考量或者其他各种原因而忽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上述三种权力结构导致了现行全球治理体制主要由国际体系中核心大国的精英阶层所主导，广大中小国家以及世界范围的普通民众基本无权参与政治决策进程。因此，全球治理体制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
全球治理体制的主导权来自国际体系中核心大国的精英阶层，但是，全球治理的后果和影响却是由国际社会中近乎所有行为体来承担。这些行为体不但包括了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也包括了各种私人机构、其他公共机构乃至个人。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和社会信息化发展使得全球政治领域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权力结构日益均衡化；另一方面，公司、企业等私人机构和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日益获得更大的国际性权力。国际权力结构的此种变化，更凸显出全球治理体制的民主赤字。
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是导致国际体系中的中小国家以及世界范围的普通民众在全球化进程中诉求被忽视的制度性原因。基层群体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受全球治理直接影响者。以国际移民问题为例，不但跨国移民基本来自普通民众，而且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给目的地国家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由当地民众来面对和承担。全球治理体制如果忽视来自基层的合理诉求，必然会阻碍全球化的发展，产生“逆全球化”现象。
全球治理的分配赤字助长了保护主义
分配赤字反映出全球治理体制难以均衡地分配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问题。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商品、劳动力、技术以及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过程和全球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国家间的联系，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带来了贸易的繁荣，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导致了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制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没有很好地关注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均衡性问题，从而导致了分配赤字。
从国家间来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势头出现逆转，双方的获得感出现失衡。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却不如人意。虽然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不均衡性是一种客观现象，各国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对外发展战略和政策，但是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存在的监管、协调不足等问题，也是加剧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机构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任由市场机制主导全球化进程，导致出现了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世界性灾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不但不能使全球化实现普惠，而且可能会加剧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由此，经济全球化也被一些人视为利益分配不平衡的“罪魁祸首”，从而受到抵制。
从国家内部来看，普通民众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获益也不平衡。全球化加剧了人才竞争，一般而言，拥有更多资源要素的民众更容易适应全球化，并从中获得更好的发展，而弱势群体则更加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否则难以在全球化中立足。而此次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现象，清楚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内治理体制出现的问题。以美国为例，全球化产业配置使得本属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呈下降趋势；同时，全球化资产配置也使得富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化了财富积聚能力。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一项针对1988年至2008年间100个国家的个人收入情况研究表明，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多的是亚洲中产阶层以及西方1%最富有的人群，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下层人群在此期间的收入增幅几乎是停滞不前的。于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受损的人群将自身的失败归因于全球化的分配不公。
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均衡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现象，全球治理体制和相应的国家治理体制应该在实现均衡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缺乏深度治理机制，加上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而产生的分配赤字，导致一些全球化进程中的输家将责任归咎于全球化，从而出现“逆全球化”现象。
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导致全球领导力不足
责任赤字反映出提供和管理全球公共产品意愿和行动的缺失。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所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基于参与主体的能力和意愿，并依靠其主动行动来完成。由于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以及其各自能力差异和意愿不一，加上无政府状态下中央权威的缺失，使得国际社会中享受全球治理成果但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义务的“搭便车”行为较为普遍。与此同时，一直发挥着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领导作用的发达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情况不如人意，其参与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
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国家主义理念的盛行。在当前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指导各国外交的宗旨和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而应对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已。如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损害国家当下利益，各国政治家恐怕也难以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和决断力，毕竟政治家在国内的合法地位是来自本国民众而非世界公民。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各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过分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而严重危害了全球化的公平正义，成为“逆全球化”现象的一个根源。
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使得全球化和全球政治发展出现了领导力不足问题，而领导力不足必然弱化行动力。全球治理虽然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是多元行为体为了共同目标而平等协商、谈判与达成共识的过程，但是其也需要引领者、倡议者和协调者的行动。领导力不足不但使得全球性问题的决策和协调过程受到影响，也导致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大打折扣。所以，领导力不足将会影响到全球治理的进程和效果，进而成为全球化的阻力。
“逆全球化”将成为重构全球治理体制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当今世界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暂时逆反现象，它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需要我们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球化。事实上，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也为重构全球治理体制提供了新动力。
首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全球治理体制的构建。“逆全球化”现象深层次地反映出现行全球治理体制的价值理念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因此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价值理念，其相互联系的国际权力观、和谐共生的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以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应该成为重构全球治理体制的指导理念。
其次，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现有全球治理体制，既剥夺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也无法真正让治理成果惠及所有参与者。正是由于发展的包容性不足，使得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因此，对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民主化改革，提升中小国家的话语权，尤其是为草根民众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表达诉求的渠道，让更多行为体平等地参与到全球化管理进程中，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开放包容，从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最后，实现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度发展。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绝大多数属于外部或者替代治理机制，而能够深入到国家内部监管的深度治理制度却几乎空白。联合国安理会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构，在维护国家外部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却无力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由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等导致的国内安全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如此。只有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度发展，使其与国家治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有助于公正合理地分配资源和利益，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更多、更广地惠及各国人民。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注：本文受“外交学院一流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服务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②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③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④陈建奇：《当代逆全球化问题及应对》，《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5期。
责编/孙渴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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