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光武帝刘秀算得上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君主，他重振汉室江山，由此开启东汉一朝二百年的基业。他能在年轻时就创立丰功伟业与他精妙的用人策略难以分割。刘秀善于审时度势，在正确的时间吸纳、使用正确的人才，这也是其成功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汉光武帝 用人策略 权变制衡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开国君主。称帝后，他措意于文治，“退功臣而进文吏”，起用了不少良吏，使王朝迅速走向稳定。可以说，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够创下丰功伟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吸收、利用人才。如果要对其驭人之术进行总结，大致可归为“推心置腹、权变制衡”八个字。“推心置腹”谋心，从感情上维系君臣关系；“权变制衡”谋权，从权力上强化、巩固君臣关系。刚柔相济，使天下人才尽归于刘秀彀中。
刘秀以忠厚待人，换来部属至死不渝的忠诚
西汉末年，王莽以外戚身份专政，不久后篡汉自立，是为新朝。新朝初立，屡行暴政，百姓苦不堪言，反抗的火种在民间悄然兴起。此时，身居南阳的刘秀似乎也嗅到了一丝躁动的气息。刘秀本是汉朝宗室成员，史书记载，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王莽失政，天下骚动，使这批“亡国宗室”看到了复国的希望。于是，原本“勤于稼穑”的刘秀便跟随兄长刘縯开始秘密筹划起兵事宜。然而这样的计划却遭到了其他家族成员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会招致灭族之祸。但当刘秀以一身戎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大家才稍稍心安，感叹道：“像刘秀这样谨慎忠厚的人都参加了啊。”于是，起义最终得以顺利进行。史书中这样的细节描写，勾勒出了刘秀早年谨慎忠厚的性格特征。为人忠厚、待人以诚，这使刘秀结交了一批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
李通是刘秀早年的至交，追随刘秀起兵反莽。后来王莽政府追查起事者，残酷地杀害了李通家族成员六十四人，但他不为所动，依然忠诚地追随刘秀，最终成就了刘秀昆阳大捷的功业。邓晨也是刘秀早年好友，史书记载他与刘秀“甚相亲爱”。刘秀起兵后，邓晨追随其左右。这也遭到了王莽政府的疯狂报复。新野县令为了羞辱邓晨，不仅将其家宅弄得污秽不堪，更掘开了其家族坟墓。面对家人们的愤怒与责备，邓晨“终无恨色”，无怨无悔地为刘秀的兴汉大业出谋划策。
刘演、刘秀兄弟起兵之后，联合绿林军推举刘玄为帝，号“更始”。此后更始帝听信谗言，杀害了刘縯。遭遇如此变故，刘秀的处境危若累卵。他在赴洛阳博取更始帝的信任后，带着数名随从匆匆赶往河北，招降当地郡县，由此逃离了是非之地。但河北尚未被更始政权控制，各郡县的态度尚未可知，所以刘秀此行可谓凶多吉少。当时，河北实力最强的是王郎，他抵制更始政权，驱逐了刘秀一行人。刘秀无奈，只得流落于田野之间。当此困窘之时，刘秀身边的挚友并未离他而去，冯异就是其中一位。冯异此前一直追随刘秀，又随从到了河北。时值严冬，天气极冷，刘秀一行人衣食无着。冯异为刘秀煮粥充饥，砍柴御寒，鞍前马后毫无怨言，帮助刘秀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不久，刘秀忠厚之名传遍河北，吸引了不少豪杰主动归附。居于“云台二十八将”前列的吴汉、耿弇、寇恂、岑彭、盖延等名将，都是从此时开始追随刘秀。这些人大都是北境郡县的长官，手握闻名天下的“幽州突骑”。于是，刘秀便借助“幽州突骑”之力，一举击败王郎，在河北站稳脚跟。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在刘秀与王郎交战时，由于王郎势大，部分刘秀的部属私下与王郎交通文书，而这部分文书在战后恰好被刘秀发现。出人意料的是，刘秀不仅没有追究这些人不忠之罪，反而当众焚毁了这些文书，以示不疑。刘秀的做法不仅打消了部属们的顾虑，展现了用人不疑的大度，更收服了人心，使麾下将领心悦诚服。消灭王郎后，刘秀获封“萧王”之号。此时，活跃在河北的各路农民军又成其心头大患。这些农民军各有首领，有“铜马、大肜、高湖”等数十路人马，聚众达百万。经过艰苦奋战，刘秀最终降服了各路农民军。然而，这些降将却意不自安，生怕刘秀不信任自己，缴械投降后落得个授首于人的下场。刘秀对这样的心思洞若观火，为了展示自己的信任，他令降将们各自归营、重整军备，自己则带着几个随从检阅他们的军营。见刘秀对自己如此信任，降将们大为感动，纷纷说道：“萧王将自己的赤心推入别人之腹，这怎能不让别人为他拼死效力呢！”这便是“推心置腹”这一成语的由来。于是，各路降将纷纷放下戒备，诚心将部属交由刘秀处置。经此一事，刘秀的军力迅速壮大至数十万。由于降兵中以原“铜马”军士兵居多，以至于后来据守关中的赤眉军戏称刘秀为关东的“铜马帝”。
可见，刘秀基业之创立，与他推心置腹的驭人之术息息相关。他早年以忠厚待人，换来的是部属至死不渝的忠诚，转战河北时用人不疑、对降将推心置腹，换来的是上下一心的团结，这在尔虞我诈的乱世争雄中更显难得。随着不断扩充实力，刘秀集团逐渐成为关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势力。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登基称帝，史称汉光武帝，汉朝由此复兴。此后又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最终在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完成了克定天下的伟业，结束了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的乱局。
汉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不以地域为限、不以新旧为限用人
天下初定，光武帝刘秀审时度势，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策略。所谓“退功臣而进文吏”，简单说来就是提拔文法、儒学之士，以代替功臣群体主导朝政。刘秀深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的道理，在建国之初，就虚心招揽善于治国理政的人才。如时任大司空的宋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刘秀对于招至麾下的人才，都能给予充分的尊重。一次，宋弘觐见刘秀时，发现刘秀总是注目于席旁屏风上的仕女图案，宋弘便直言进谏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罢羞愧不已，立刻命人撤去屏风，并向宋弘郑重道歉。正因为刘秀求贤若渴、尊重人才，天下名士纷纷响应朝廷征辟。仅宋弘推荐、后官至公卿的，就有三十余位名士。在刘秀拔擢的“文吏”中，还有不少是前朝旧臣。对于这些人，刘秀一视同仁，礼遇有加，卓茂是其中代表人物。卓茂早在西汉便已出仕，历经西汉、莽新、更始三朝，后隐居于家。刘秀即位之初，就下令访求卓茂，给予其极高的荣宠，不仅任其本人为太傅、封褒德侯，还任用了他的两个儿子。建武四年（公元28年）卓茂去世，刘秀还身穿素服，亲自为其送葬。与卓茂同时的，还有孔休、蔡勋、刘宣等六位贤者，刘秀即位后都对他们及其子孙封赏有加，以彰显对人才的尊重。光武帝刘秀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知识阶层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史书记载，那些怀才不遇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纷纷克服艰难险阻、抛下妻子儿女归附刘秀。后世范晔在著《后汉书》论及此事时，也给予了刘秀极高的评价，称其“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由此，刘秀成功地招揽来一大批治国理政的贤才，为东汉政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同于汉高祖刘邦“狡兔死，走狗烹”式杀戮功臣的做法，刘秀在处理功臣问题时采取了更和缓的方法，他通过封赏和人事调整等一系列措施，使功臣群体光荣的退出了政治舞台。其实，对于如何处理功臣问题，刘秀早有思考，大致说来，是通过不断任用新人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淡化旧功臣的影响力。这也体现了刘秀不拘一格的求贤思想。在平定河北时期，刘秀用人就不局限于与之同乡的“南阳旧人”，而是给予河北将领充分的信任，其集团内部因而形成了“南人”和“北人”并驾齐驱的局面。天下初定后，刘秀又大力任用以窦融、马援为首的“河西派”将领。窦融此前是河西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归汉后刘秀不仅不以降人遇之，反而给予其极高的恩宠。在窦融初至洛阳时，刘秀就立刻召见，赐予其诸侯的高位，史载“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并在数月之间升迁至大司空，位居功臣之上。窦融作为后归附的将领，心不自安，常常在刘秀面前低声下气。刘秀为了打消窦融的顾虑，就更加和颜悦色地对待他。到了窦融晚年，刘秀还派遣近臣赴家中探视，以示恩宠。
虽说刘秀此举有借新臣淡化旧功臣在军中影响力的目的，但不以地域为限、不以新旧为限的用人风格也确实最大程度上扩展了自身的军事基础，使天下名将均为其所用。而对于退居二线的南北功臣，刘秀也给予很高的尊重。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统一战争结束，刘秀大封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大都受封侯爵，同时也被解除了实职。他们在解甲归田后依然可以过着地位崇高、衣食丰足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将领在帝国边疆建功立业。
总之，“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帝刘秀在建政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他通过不断吸纳“文吏”进入朝廷以制衡“功臣”，从根本上改变了功臣主宰政权、左右政局的形势。而在军队中，又通过不断吸纳“新臣”来制衡“旧臣”，避免了军权独大的局面。最终，刘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从“武治”走向“文治”的转变。其实，刘秀制衡之术的运用还不止于此，为了避免出现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的局面，他又通过设计外戚之间的复杂制衡，以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
从勤于农事的农夫到九五至尊的天子，刘秀用短短数年的时间完成了华丽的转变。纵观刘秀的创业史，可以发现在他个人的光辉下，闪烁着众多熠熠发光的明星。古人以北辰星喻帝君，后人又以“云台二十八将”与天庭二十八星宿的名称相对应，这恰如孔子的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光武帝刘秀正是依靠自身虚怀若谷的贤德，才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人才为其效力。汉代人擅长根据不同季节的天象制作出四季月令，从而指导人间百事。可知天常变，人事亦需随之变更，此之谓“权变”。君主用人亦是如此。刘秀善于审时度势，在正确的时间吸纳、使用正确的人才，这也是其成功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崔启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③[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④[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⑤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责编/潘丽莉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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