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数据时代，保护数据信息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鉴于大数据在我国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造成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对个人隐私构成侵犯，危害社会公众自身权益。基于此，有必要围绕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收集法律规制开展研究，从主体资格、对象范畴、方式方法、法律基础、法律条款、救济途径、监管责任等维度，为数据信息收集创设法律依据。
【关键词】大数据 数据信息 信息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数据信息主宰生活，全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据相关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天发送数据信息超过40亿，全世界数据信息存储超过1.8万亿吉比特，并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对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①如此庞大的数据信息必须受到法律规制，以确保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以及隐私安全。因此，应该围绕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收集法律规制开展研究，以期为数据信息收集创设法律依据。
明确数据信息收集主体资格，限定数据信息收集对象范畴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收集的主体过多，诸如网络运营商、网络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电信服务者、应用软件提供商，甚至个人都有可能获取到用户的数据信息。现阶段法律对数据信息收集的主体并未采取限制，任何主体利用技术都能够实现对用户信息的收集，这种现状显然无法保障用户数据信息的安全。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收集的法律规制应从明确收集主体资格做起，缩小数据信息收集主体的范畴，并强调数据信息收集主体的信息保护和管理责任。例如，现代社会高清摄像头的安装十分普遍，无论是商场，还是办公区域都会安装摄像头，甚至个人也会选择在室内进行安装，导致摄像头生产企业、安装企业都能够获取到用户的图像和视频信息，但相关主体并未尽到数据信息保护义务，造成智能家用摄像头屡遭暴力破解，导致成千上万个家庭隐私泄露。面对此种情况，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收集要明确主体资格，将数据信息收集主体范畴缩小，更要对数据信息收集企业资质进行审核，确保企业拥有储存、保护、管理用户数据信息的能力。企业收集数据信息要经过申请、审核、定期检查以及监督管理等一系列流程，确保企业在获取数据信息阶段始终具有对信息保护和管理的能力，从而避免对用户数据信息的泄露，确保用户数据信息绝对安全。
此外，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主体收集数据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导致具有资质的主体越来越多的收集数据信息，并对这些数据信息加以利用。基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我国并未对数据信息收集的对象范畴进行限制，这意味着主体可以收集用户各类数据信息，可能会对用户的个人隐私构成侵犯，应对主体收集数据信息的对象范畴进行限定。一方面，数据信息收集对象范畴应符合法律规定。主体对客户数据信息收集必须在法律限定之内，一旦超过法律范畴就会侵犯用户的隐私安全。试举一例，APP服务商在用户未同意的前提下读取客户数据信息，比如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记录、地理位置等，未经用户允许私自读取用户数据信息已经构成违法，其行为必须予以制止，但遗憾的是，目前90%的APP服务商会读取用户数据信息，构成对用户隐私权的侵犯。另一方面，数据信息收集应具有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部分企业开展服务必须借助用户个人信息，比如互联网服务商必须要获取到用户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地址才能为客户办理业务，互联网服务商获取用户这些数据信息符合法律要求，并得到用户同意，具有相应的合理性，但如果互联网服务商超过合理范畴获取用户的其他数据信息，就形成不合理的数据信息收集，比如收集用户银行卡信息、网络浏览信息等。合法合理是主体收集用户数据信息必要性的两个条件，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收集法律规制需注重合法合理性，对主体收集用户数据信息的对象范畴予以限定。
规范数据信息收集方式方法
数据信息收集的方式方法是法律规制的重点，也是判定数据信息收集是否符合法律规制的关键。
首先，数据收集正当合法。基于《民法》相关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获取信息必须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数据信息。这意味着主体收集数据信息必须采取合法途径，利用非法入侵、木马、密码破解等方式盗取数据信息属非法行为。
其次，数据收集需用户明示。用户对于自身的数据信息具有控制权，主体针对用户数据信息收集必须经过用户同意，在未经用户同意的前提下不得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同意主体收集数据信息必须采取明示方式，需要用户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同意。
再次，确定使用用途。主体收集用户数据信息必须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比如网络服务商收集用户数据信息，必须仅限于开通网络服务、维修网络等相关业务范畴内，如超出业务使用范畴，即便合法收集数据信息也将受到法律规制，以此避免数据信息收集主体滥用用户数据信息。
最后，确保安全保密。主体收集用户数据信息后，必须对相关数据信息的安全负责，严禁泄露、丢失、贩售相关数据信息，未经用户同意不得篡改相关数据信息。但是，据《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超过55%的网民信息遭受泄露，并有20%的网民因信息泄露导致生活不便。数据信息安全是法律规制的重点内容，尤其是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更应重点关注，应对违法泄露用户信息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夯实数据信息收集法律基础
随着大数据不断发展，我国陆续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此形成对大数据环境下个人数据信息的有效保护。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有效地保护了个人数据信息安全，协调大数据信息技术和数据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确保社会公众既享受到源自大数据的快速便捷，又能守住个人信息安全的底线。但是，在相关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多种问题，比如立法层级较低、缺乏顶层设计、保护体系不完善等，随着大数据的迅速发展，这些立法尚不能全面保护个人数据信息安全。
着眼于现实需要，我国大数据相关立法必须要夯实法律基础，综合全面地对个人数据信息进行法律保护，在全国统一法律尚未出台之时，各个区域政府应探索性地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弥补立法不足现象，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个人数据信息进行先行保护。②基于实践，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均出台地方性法规，用于保障个人数据信息安全，但相关地方性法规明显具有倾向性，仍从经济利益视角进行考量，对用户个人安全角度的考量并不充足。基于地方性法规存在的问题，在国家立法中应予以注意，要将视角移至用户群体利益之上，明确个体数据信息属性，理清用户、收集者、使用者的法律关系，解决如何控制个人信息流向等关键性问题。此外，国家立法还应探索科学的数据信息标准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数据使用约束机制，做好个人数据信息识别和风险控制工作，确保个人数据信息被科学、合理、合法、真实的使用，坚持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增设数据信息收集法律条款
我国对于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条款众多，但分散于各个法律规制之内，其中并未包括数据信息收集完毕后消除的义务。欧盟等发达国家在个人数据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完善，并确定了“被遗忘权”，规定主体获取数据信息并使用完毕后应及时予以删除，避免给用户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国应效仿欧盟国家，在个人数据信息保护中增设“被遗忘权”的相关法律条款，更好地对个人数据信息实施保护。以谷歌为例，谷歌在欧洲等国开展网络搜索业务，已经将“被遗忘权”纳入到条款之中，随时对涉及用户个人数据信息的内容进行删除，仅2014年，谷歌收集个人数据信息25万人/次，涉及100万URL请求，经过谷歌系统评审后删除40%，对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相比之下我国搜索引擎企业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该更加关注。③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我国相关法律条款中也应增设“被遗忘权”内容，规定主体收集数据信息，在使用完毕后应予以删除，否则应基于法律规定按照非法收集用户个人数据信息处理，但涉及公众人物信息、言论自由信息以及影响社会公众安全等相关法定允许信息除外。同时，社会公众也有权向数据信息获取主体进行申请，要求主体对个人数据信息进行删除，并允许当事人予以监督和检验，一旦发现主体未尽删除义务，有权向相关数据信息收集主体进行索赔。当“被遗忘权”相关内容被纳入到法律规制中，我国的个人数据信息将受到更好的保护，用户也能在原有法律救济途径下增加新的路径，形成个人数据信息个人做主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制约数据信息收集主体的收集和使用行为，对个人信息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赋予数据信息收集用户救济途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收集已成为趋势，越来越多的用户信息安全遭受威胁，数据信息法律规制中应赋予用户多元救济途径，允许用户对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和使用现象进行救济，以此保证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用户在公权力部门或企业开展相关业务时，认为公权力部门或企业存在对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与使用，应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申请，要求相关数据信息主体删除个人数据信息，停止非法收集和使用数据信息行为，并给予相应赔偿。基于目前法律规范来看，我国《身份证法》《侵权责任法》均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明确数据信息收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刑法》中更是强调国家机关或公共事业部门违反国家规定，在履行服务的过程中获取数据信息，以出售或其他方式提供给他人，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④
当然，用户面对个人信息的泄露，不应仅利用诉讼途径予以解决，而应赋予用户更多的救济途径，比如向数据信息监管部门申诉，利用非诉讼形式完成救济，减少用户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政府应成立数据信息监管部门，由该部门承担用户投诉和申诉，确保用户救济途径能够进一步扩大。
完善数据信息收集监管责任
大数据时代对数据信息收集越来越频繁，收集数据信息产生的弊端和问题逐渐增多。面对数据信息收集主体的强势地位，个人难以维护自身的数据信息安全，必须由公权力对个人权益予以保障。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对数据信息收集主体进行监管，确保主体能够按照法律允许的方式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信息，并且对数据信息收集主体资格、数据信息收集对象范畴、数据信息收集方式予以监管，防止出现损害用户个人隐私的现象。⑤
在完善法律规制的过程中要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对违法收集数据信息的主体进行惩罚。在数据信息收集主体中，多数主体具有公权力的背景，这些主体在收集数据信息时要起到模范作用，一旦存在违法收集数据信息的现象，应对管理者进行处罚。其余主体主要为企事业单位，部分企业为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采取非法收集数据信息，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严厉打击，具体的处罚标准可参照国际经验，针对一般性非法收集数据信息行为采取企业年收入2%的处罚标准，对于重大性非法收集数据信息行为采取企业年收入4%的处罚标准。一旦政府或监管部门失职，未能发现主体存在非法收集数据信息的行为，应针对监管主体负责人予以处罚，在健全的监管和处罚机制下，个人数据信息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2017年第7期。
②吕耀怀、罗雅婷：《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的隐私问题及其伦理维度》，《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
③吴晓灵：《个人数据保护的制度安排》，《中国金融》，2017年第11期。
④武长海、常铮：《论我国数据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河北法学》，2018年第1期。
⑤侯水平：《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收集的法律规制》，《党政研究》，2018年第1期。
责编/孙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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