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微信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微信作为中国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新媒体和现代信息交流工具，已经嵌入到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和交流的方方面面。因此，微信作为新时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工具具有正向粘性的天然优势，凸显四个“有助于”，并且产生了路径依赖。定位好微信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上的平台和用户，提升治国理政微信内容的“原创性”与“个性化”，调节好此类微信的“时、度、效、享”，发挥微信在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成为时代的要求和需要。

【关键词】微信 治国理政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D66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0.008

众所周知，美国第45任总统竞选期间，面对发行量排行100强的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几乎全都“唱衰”的残酷现实，特朗普依靠推特(Twitter)这一社交新媒体发文3.36万条，吸引了1250多万的推特粉丝，将自己的政见和主张传递给广大选民，从而赢得通往白宫的大选。正式就任后，特朗普仍然对推特等新媒体情有独钟，通过推特发布各种信息，以至于美国人称特朗普是“推特治国”。由此可见，新媒体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之大。

与西方国家惯用Twitter和Facebook不同，微信在新时代的中国具有更庞大的市场占有率，已成为拥有中国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新媒体和现代信息交流工具。微信虽是熟人平台，但近些年新功能的开发已经让其具备部分媒体功能，在愈加便利的用户使用体验下，微信已经迅速嵌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和交流的方方面面，成为与人们接触最紧密、最频繁，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上影响人们最深的社交网络，同时也变成了社会各界表达民声、反映民情、凝聚民智的有力工具，为多种意识形态的交流、融合与博弈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多种思想观点均陆续在微信平台中构建起了专属的“根据地”，对于大众舆论的产生与传播带来了深远影响，由此影响到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

微信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具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和重大转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以微信、支付宝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迅速嵌入各种层次的实体经济之中，经济的互联网化、物联网化加速，截至2017年底，全球网民总数达38.9亿，普及率为51.7%。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居全球第一，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适应这样一个物联网化、数字化、智能化来势汹汹、气势如虹的新时代。

微信作为新时代发展最快、最有影响的新媒体之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变了既有的行为模式和思考模式，同时对于资讯传播方式、公众舆论产生机制与话语机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针对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局势以及新闻传播的全新特点与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应该“正视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关注网络舆情的传播，善于利用“网络思维”“创建多元、系统且协调发展的现代传播系统”，务必要对理念、主题、内容、手法、形式、制度以及业态进行优化与改良，力求及时且目标明确。应该顺应差异化与个性化的传播环境，尽快营造舆论引导的新局面，善于掌握时机、调整节奏，巧用方法，看重时效性。

做好意识形态中的舆论引导工作，关乎道路与方针、关乎民意与士气，关乎中心与大局，是新闻传媒领域的重要任务，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要素。2013年9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通过对移动新媒体与舆情状况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无线“掌上舆论场”悄然发展，2014年2月发布的《2013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以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移动互联网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开始形成新信源，移动舆论场已初步形成”[2]。微信作为众多新媒体中的排头兵，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微化”了传统媒体，使得传统媒体纷纷触“网”，而且大有取代传统主流媒体之势。[3]从2012年至2016年，微信用户以每年近1.5亿人次的速度增长，截至2017年，用户数量已近10亿，庞大的微信用户群凭借人际网络的复杂关系交叉联结形成共同观点，隐含式地推动舆情发展，达到强有力的群体说服作用。因此，微信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舆论阵地，充分发挥其作用，是形势所迫，治国理政所需。党中央高度重视微信这样的新媒体，多次强调抓好管理，并作出了重要部署。

微信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凝聚民智的有力方式，变成了多种意识形态交流、融合与博弈的重要渠道，众多的思想观点均具有了专属的“微信根据地”。为顺应民众通讯习惯的改变，各级政府纷纷开通微信公众账号，政务微信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窗口，让政民交流更加顺畅，“加好友”“扫码关注”构建起来的平等对话关系中，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可以更加真实有效的表达，政府机关的工作也更易被知晓和理解，形成官民良好对话的态势。微信作为新的治国理政的现代化平台，其产生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于传统的治国方式与当下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挑战与冲击，甚至引发舆论危机、有损信息安全等；另一方面，微信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本身没有价值判断，属于一种中立系统，因此运用好就能够切实地传播社会正能量、传达社会民情、引导舆论焦点、疏导大众情绪，强化舆论监督，维护民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话语权和监督权。[4]

治国理政首先是要做好人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将百姓所关注的内容作为重点，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治国理政的需要，选择微信作为治国理政、掌控意识形态舆论传播的重点工具，这既是主动引导舆论的必要，又是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权安全的必须。所以要全面掌控微信等舆论工具的监管权与话语权，形成共识和突出主旋律，尽可能弱化微信的消极效应，强化微信的积极效应，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治国理政汇聚大量的群众基础与公共资源。

但是，一些地方及部门对微信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甚至曲解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作用，拒绝倾听源自微信等网络平台的民情，将微信视作虚拟平台，对微信平台中发出的声音响应速度慢，不及时地构建起迅速相应的运作制度，更不履行对于微信等新媒体的引导和控制责任，以实现对微信舆情的搜集、分析、引导、响应与利用。[5]一些地方在遇到突发事故时，不考虑通过微信这样传播速度快、适应性强的媒体发布新闻，而是保持遮掩态度甚至逃避，不能积极引导媒体与民众，而是责怪媒体，无视微信传播中的网络民情，影响了政府的公众威信和形象。因此，克服对微信的畏惧、畏难情绪，提高微信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微信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正向粘性与工具优势

微信作为信息产品的传输平台，消除了电话和移动网络两者间的壁垒，实现了社交和移动网络的结合，呈现出自媒体、移动性、隐私性、即时性以及服务性等特征。对消费者的粘性是衡量其绩效的重要维度。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证明，感知娱乐性、实用性、参与度以及互动性这四种元素能够大幅强化心理体验效果并产生巨大的粘性。[6]微信拥有大量的受众群体以及优质的用户体验，由此产生的高黏度能够显著提升用户的忠诚度，因此微信具有的天然粘性优势，使之成为各类组织重视的重要新媒体，也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和工具。

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于1975年提出了沉浸理论（flow theory），提出某一个体在从事某一日常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融入到场景中，全神贯注，同时忽略各种无关的体验，处在一种沉浸的状态。[7]由于微信自身的特点及信息的丰富度，现实中人们对微信的使用容易产生心流体验，即娱乐感与探索性，表现出“忘记时间”和“沉浸其中”的状态，甚至出现自我强化、人机交互的无缝反馈、享受其中和自我意识降低的粘性专注感、愉悦感，人们对微信具有不断重复返回并延长其停留时间的意愿和行为，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提供了一个正向粘性的工具和手段。[8]

正是因为微信具有的正向粘性特点，使得微信很快挥发出其工具优势，成为治国理政中第一位的信息传播新媒体，具有了新时代中独具一格的传播优势。

覆盖面大，受众面宽。据工信部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13.04亿户，其中4G用户超过7亿。随着电信事业的发展，互联网已经联通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几乎使用手机的人都会使用微信。微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联系、交流、娱乐、生活乃至工作的必备工具，人们的信息，甚至包括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大都是通过微信首先获得的。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的治国理政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工作”“反四风”“三严三实专项培训”等，大部分人的第一道信息是通过微信获得的。习近平带领政治局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到地方调研，吃自助餐，一顿饭限定6个菜，到庆丰包子铺排队取餐等，老百姓几乎实时获得相关信息，引导民众了解党的明确态度，提升党的公信力。

数据容量大，形式不受限制。微信作为信息平台，容纳的信息量巨大，包括视频、音频、图片、照片、数据、文字资料等，各种信息形式都能通过微信无障碍地发布。尤其是到“5G”时代，微信的信息容纳量更大。这就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政务信息发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党的十九大召开的相关图片、视频、文字等，老百姓都可以通过微信及时了解。各地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很多的辅导材料、宣讲团的解读等，能够使广大老百姓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内容丰富多彩。

即时性强，方便快捷。相较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微信具有即时性强的特点，即传即发，受众即时就可接收到，甚至连现场场景实录，手指轻轻一点，即刻就能传递到受众，让受众有亲临现场之感，保证信息的即时和真实，防止信息的失真和变味。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党中央每一次打虎拍蝇猎狐，人民群众很快就从微信中看到老虎落马，苍蝇落网，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人心大快。还有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以及“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正能量的传递，微信都能图文并茂地瞬息之间将党的温暖、政府的关怀传递到普通老百姓之中，大大提高了“获得感”和“幸福感”。

粘性强，私密程度高。微信在所有社交信息工具中，微信与受众的粘连度最高，现代人几乎离不开手机和微信，且对微信具有强烈的心理依赖度，特别是年青人群，离开手机，瞬息间不刷刷微信朋友圈，不看看微信中的新闻信息，似乎就产生一种失落感。同时微信具有较高的私密性，能够将同学、同事、朋友、老乡、邻居等熟悉的人囊括到设置的微信群中，形成一种私密空间关系，扩大了信息传递的信息半径，有利于信息传递认可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治国理政社会舆论格局和正能量的杠杆效应的产生和传递。虽然注重隐私的保护使得个人微信圈无法像微博或论坛达到“公众”级别的完全公开，无数个异构微信圈交叉联结成的共同意见观点，并未呈现出“井喷式”的外化，却以“窃窃私语型”的暗涌推动舆情发展。

微信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具有“四个有助于”

随着微信这种移动社交平台正向粘性度的不断提高、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微信群数目的激增，公众对于突发社会事件以及公众舆论焦点的参与度将大幅提升。[9]大量的大型媒体、社会机构以及舆论领袖纷纷加入到了微信移动线上舆论平台中，现已基本构建起了包含了多个圈子部落的微信舆论场地，有待构建起正式的治国理政微信以引导舆论。换而言之，在日后微信势必将成为治国理政的阵地之一。

微信能够帮助治国理政占领舆论根据地。在网络信息工具不断进步的当下，对于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带来的巨大的变革，多途径和分散化的传播模式变成了发展的主流方向，传统的依靠报纸、电视和发文件来传递党和国家治国理政信息的方式，直接面临移动互联网趋势下全媒体环境的挑战，尤其是微信这种媒体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挑战。[10]怎样扩大治国理政舆论传播的方式和范围，自以往的单一传播体系转变为立体且功能丰富的传播体系，推动党和国家治国理政舆论传播范围的持续扩大，是党和国家在将来可能会遇到的时代诉求。创建治国理政的微信平台，是实现全媒体战略化格局的一次伟大探索，能够提升线上治国理政舆论的深度和范围，开辟更多的渠道以掌握民情民意，为党和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增强，社会舆论阵地的巩固奠定坚实的基础。

微信能够提升党和国家治国理政舆论的影响力。微信从2011年问世至今，仅仅历经七年的不断发展，用户已经突破8亿人，迅速取代其他形式的新闻媒体，同时维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同朋友网、手机通讯录、定位社交（周围的人）以及QQ群等人际交流平台互通，依据社会学家马特·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社会网络关系“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划分，微信通过与手机通讯录的关联实现了真实身份的“强连接”，又通过“摇一摇”满足网络社会虚拟自我构建的“弱连接”，变成了网民极为常用的“移动信息平台”“通讯录搜集工具”“高效沟通渠道”，同时彼此联合而构建起了大量的微信圈。所以，党和国家创建治国理政微信平台，能够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受众群体，拓宽舆论资讯的传播范围。

微信能够提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力度。因为微信能够传送文字、定位、图片、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呈现方式多元，由此丰富了受众的表达和互动形式。相关的数据表明，通过报刊和电视等传统媒介发布的每条治国理政信息，实际上仅能够获得三成有效受众，新媒体微博可以获得的有效受众也仅为1%～5%。但是微信则不一样，因为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传递，每一千名粉丝中最少能够确保完全接受到信息的达950人以上，这就是说微信传播的有效接受率达到95%以上。因此，开通治国理政的微信平台，使得党和政府有关治国理政的真实信息的实际传播面更广，能够提升党和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和亲和力。例如，在四川芦山爆发七级地震之后，因为通信终端而影响了移动设备的正常使用，微信变成了民众发布个人状态和灾情的重要途径。一时间，网民们纷纷呼吁“多用微信少用电话，为救援提供通道”。

微信能够强化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对舆情的有效控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长期执政党，党员数量超过了八千九百万，不但要面对“四大危机”与“四大考验”，同时必须处理“三期叠加”等经济社会问题，治国理政任务异常艰巨，突发事故层出不穷。受到“更愿意信任周围朋友”的人性本质的影响，相较于公共媒体，治国理政的有关新闻在熟人社交圈的传播速度更快。所以，微信凭借自身良好的信任度和较快的信息整合速度，能够迅速实现从“观点同步”到“行为同一”的转变，由此直接影响日常行为。类似地，有时政务资讯甚至仅仅被特定圈子的成员之一所接受，经其不断转载和传播，仍旧能够实现迅速阻隔虚假消息或负面言论扩散的积极目的，从而为掌控舆情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有别于其他媒介中大量零散的信息，治国理政微信资讯发布表现出较强的用户导向性。相较于其他媒介，此类资讯的特点更为鲜明，且具有更高的大众认可度，有助于打造优质且稳定的受众群体，提高党和政府微信公众号的公信度。党和政府通过对微信平台的有效介入，能够切实防止微信受众轻信第三方平台的言论，因为微信是一种成员间彼此信赖度较高的社交圈子，因此改变了当中的某一个体便可能会改变一个圈子。

微信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实施策略和路径

发挥微信在治国理政的作用，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将治国理政的微信平台打造成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治国理政的传播体系。

定位好微信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平台与受众。微信是一种极为常用且个性化的平台，与其他社交平台的用户参与性相比，微信更加看重“实用价值”和“话题互动”的价值。因此，治国理政的相关微信平台应该兼顾信息主体的“生活性”和“资讯”，以“根植当地、走向国内、辐射世界”作为自身的战略目标，着重凸显治国理政微信的“本土化”特质，强化本地的“治国理政专属微信”，对微信受众则应从以往的重数量转变为重质量，从以往的看重资讯传播的范围转变为看重传播的实际效果，突出微信强社交网络在提升治国理政资讯的公信力与认可度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增强相关微信资讯的“原创性”“个性化”。微信固有的资讯原创和推送等特点对于治国理政类微信资讯的质量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标准，要求其必须侧重于推送与社交圈文化特征相契合的“个性化”资讯，就像受众所言：“爱吃白萝卜就不要再喂胡萝卜”。治国理政类微信同样应该结合受众的爱好和特性进行分类，采用原创的方式来生产内容，然后把信息定点投放给感兴趣的微友，以此提升内容的针对性与可读性。

掌控好相关微信资讯的推送频率与时段。毋庸置疑，在资讯数据激增的当下，信息爆炸严重降低了用户体验。微信作为一种便携式“移动社交工具”，对广大受众而言至关重要。治国理政类微信应该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推送，结合民众的作息时间，适合在早上、上下班时段或晚间进行推送。同时应该合理地调整推送的频率，尽可能浓缩篇幅，力求“简明扼要”，通常，一个治国理政类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频率应日均不超过五条，以免造成受众的困扰。由于单条微信内容没有字数上限，对内容的详细阐述多有帮助，配送“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可以改善内容的观感。

强化平台互动。治国理政类微信要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加强与受众的互动，除了向广大受众传递诸如涉及出入境、户政、车管、治安、交通、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信息之外，还要针对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医疗、教育、拆迁、精准扶贫等信息，加强与受众的交流。因为此类微信表现出点对点的双向性与隐私性，能够缩短政府和民众的距离，调动受众的咨询积极性，具有更为理想的互动成效。民众所咨询的问题大多和个人的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进而提升了“官民互动”的实际价值，强化微信互动是凸显“为民谋实事”的执政观念的必要前提，同时也可以纾解老百姓的怨气，减少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稳定。

重视民意评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满意度如何，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反馈得到及时的体现。倘若拥有大批的受众且反响热烈，由此便侧面体现了民众对微信内容的关注度与欢迎度。倘若反响冷淡，则应该向民众推送意见反馈微信，广泛归纳和整理受众的建议和观点，研究大众的喜好，调整资讯的主题或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应该调动大众向治国理政微信平台提出反馈意见的积极性，这属于一种投入小且效率高的民意调研方式。各地的政府不但要利用治国理政微信账户推送相关的资讯，为民众答疑解惑，而且应该侧重于创建能够实现政策评价与民声传达的“舆评”系统，从而改善决策制定的合理性、提高自身的公众口碑，及时掌控好舆情走向。

开辟新的关键词同时重视信息的时效性。伴随着治国理政类微信关注度的日渐提升，粉丝数量的上涨，政务工作的数量也随之激增。层出不穷的信息互动为有关部门的人员分配带来了挑战。为了提升咨询的效率，政府应该首先创建部分常规问题的信息库，从而直接应答较为常见的问题。不断增加新的关键词回复，从而免去部分重复性的工作。相关的大数据调查结果发现，同质化治国理政问题的比重高达七成，因此能够通过后台设计图像、声音、视频和文字等进行自动反馈，对于其余三成无法采用自动回复进行反馈的问题，则安排相关人员进行人工解答。只要根据时间、形式的变化不断更新内容，科学设置关键字，治国理政微信会自定义回复相关的业务，从而真正实现信息服务自动化。

强化对治国理政微信平台的推广与宣传。因为微信属于在密闭环境下进行的封闭式互动，它的宣传和扩散效果较差，因此公众号的推广变成了一大难题。不但要优化微信的“内容”，而且要善于充分运用好多种推广手段，诸如公众人物宣传、QQ群等，全面拓宽微信公众号的普及范围，这反映出了政府对线上治国理政的理解和认知的深化。然而，此类公众号应该避免形同虚设，应该利用好治国理政微信在“互动”“施政”和“便民”等方面的作用，强化线上沟通，提升“微服务”的精细度与实用度。

扩大微信在治国理政中的影响力是一门大学问，既需要科学方法，更需要高超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握好微信的“时、度、效、享”。

在“时”层面掌握微信的主动权。信息时代资讯的更新速度极快，倘若无法及时响应一些突发事件，选择合适的时间作出回应，便可能陷入滞后且被动的境地。所以，时效性是治国理政微信所关注的一大重点。在舆论引导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及时回应，才可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以往传统媒体的资讯传播要先于微信等线上平台。但是如今，伴随着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官方微博、微信、网站以及信息门户对重大新闻报道的发布和传播效率明显赶超了电台、报刊和广播等传统媒介，由此切实阻止了虚假新闻的蔓延和扩散。诚然，“时”并不是只追求速度，及时响应不代表仓促表态。部分突发事件或许刚刚出现，之后到底是何种发展走向尚且需要观察，因此应该结合舆论发展的趋势选取适当的时机展开舆论引导，选择恰当的时机作出响应。

在“度”的层面进行微信舆情引导。各地政府机构需要充分关注对微信舆情团队的建设与培训，增强对舆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尤其是掌握好“度”，深入地推敲和分析，切勿将点视作面，切勿将个体问题视作整体问题，切勿将微观问题视作宏观问题。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利用好微信团队，善于通过“微言”“微语”加以引导，不断强化对时事报道的舆论引导，正面回答公众的疑问，及时更正不实报道。并且应该处理好“说多少、说多久、如何说”等问题，合理掌控微信的“度”，不宜过度或不够，进而带来负面效应。

在“效”的层面重视微信高效互动。“效”，即为掌控好微信引导的实际效果，不但需要正视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解答公众的疑问，同时要审时度势，引导其客观地看待和理解事件的实情，尽可能地优化舆论引导的效果。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微信评论，主动占领微信阵地，确保资讯的顺畅以及对等，力求实现全局联动的目的，扼杀不实言论。

在“享”上注重微信的整合共享。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服务型政府部门的号召，推动各地政府治国理政微信平台的分享与重组，通过微信的方式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的数据共享，确保人民群众及时、可靠、完整、权威地共享到党和政府发布的公共资源信息，以高效便捷的政务微信服务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总之，把握微信传播“时、度、效”特性，深入了解和掌握受众的心理需要，运用深受民众欢迎的表达形式，提高微信在治国理政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是微信对治国理政的贡献所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任务”的中期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7JFZX031）

注释

[1]蔡雯、翁之颢：《微信公众平台：新闻传播变革的又一个机遇——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账号为例》，《新闻记者》，2013年第7期，第40～44页。

[2]《移动舆论场初长成》，人民网，2014年2月17日，http://www.people.com.cn。

[3]张晓霞：《论微媒介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以微信为例》，《今传媒》，2014年第4期，第118～119页。

[4]汪艳、李华英：《微信新闻传播的现状与前景》，《新闻前哨》，2015年第1期，第78～80页。

[5]邹祥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与策略》，《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4期，第1～4页。

[6]代宝、刘业政：《基于期望确认模型、社会临场感和心流体验的微信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现代情报》，2015年第3期，第19～23页。

[7]Mihaly Csikszentmihalyi,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5．

[8]易奇志、承天蒙：《微信公众平台新闻传播正负效应分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59～163页、第168页。

[9]毛湛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方法——“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14年第11期，第87～91页。

[10]黄楚新、王丹、任芳言：《试论习近平的新媒体观》，《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3期，第7～17页、第126页。

责 编／周于琬

The Important Role of WeChat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ang Renwu Shao Bo

Abstract: As a form of new media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and a moder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ool, WeChat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users in China, and it has pervaded many aspects of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their study, work, entertainment and communications. Therefore, it has a natural advantage of positive stickines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compli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ing the reform, and generates the path dependence. As a result, we should define the target official users and personal users on WeC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content on WeChat is "original" and "individualistic", carefully adjust the "timing, degree, effect and sharing" of such information released on WeChat,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WeChat in governing China and modernizing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This has become the requirement and need of the times.

Keywords: WeChat, governance of China,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唐任伍，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行政效率、经济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唐代经济思想研究》《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大趋势研究》《中国政务信息化研究》等。邵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