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四十年：伟大实践，宝贵经验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顾40年来的开放历程，对外开放迈出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既是中国的自主选择，又符合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加速和强化过程，从沿海地区和开放城市逐步辐射到全国，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由激发人口红利转为投放制度红利。实践表明，渐进式的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突出特征和重要经验，这种模式有效降低了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充分释放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带动了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
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社会由高度封闭走向全面开放，这在人类发展史上甚为少见。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缔造了后起大国工业化的“增长奇迹”。1978年，我国进出口额为206.4亿美元，2017年达到41050.0亿美元，近40年间增长了约199倍，年均增速14.5%。随着进出口规模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货物出口额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1位，货物进出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9%上升到2017年的12.7%，成为世界首个发展中的货物贸易大国，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主动、双向、公平、全面、共赢、高质量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程度和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动担负起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大国历史重任。在增强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更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将实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扩大对外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向世界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声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新一轮扩大开放面临机遇和挑战
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与重大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全球产业升级和分工深化。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加紧布局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引领新的产业革命，带动全球实体经济开启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好地抓住了发达国家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排名第二的贸易大国。客观地看，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不断投入和持续积累，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些前沿领域几乎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新产业集中孕育的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同时更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目前，主要工业化国家新兴技术领域的差距并不明显，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更容易“轻装上阵”，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当然，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已经越来越少，今后只能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加快从“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乃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创新引领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为突出的优势已从低劳动力成本逐步转向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些优势都是支撑我国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动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加快育成。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3%，这两类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12.7%和32.7%。同时，创新驱动引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提速，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新产品不断涌现。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69万辆，同比增长51.2%；工业机器人产量13万台（套），增长81.0%；民用无人机产量290万架，增长67.0%。高端装备的部分技术、工艺和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重大技术创新正在形成新的出口竞争力。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沿线国家开放共识增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以来，成为各方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国际公共产品。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增幅13.6%。目前，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仅惠及沿线国家，而且充分展现出这一倡议的国际凝聚力和广阔的发展潜力。秉承“共建、共商、共享”的原则，通过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拓展新兴市场，促使我国与沿线国家融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化进程，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持续释放出的成果，同时也为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出口产品赢得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
外部风险与挑战
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一方面，美国、德国等工业强国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下，一些掌握尖端技术的领军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重构价值链，最大限度地防范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而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我国通过以往承接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式，摘下国际技术扩散这棵大树上“低垂的果实”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批新的生力军开始活跃起来，不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的水平。虽然这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基础设施条件相对更为薄弱，但其人口结构更具竞争力，成本优势也更为突出。随着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受教育水平提高，在吸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投资方面将形成明显的区位优势。未来5-10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成为全球低端制造尤其是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能的主要转入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终端产品制造环节将加快从中国等地转移到这批新的“成本洼地”。部分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在低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正在对我国形成追赶之势，今后我国将遭遇更加激烈的“双向”国际竞争。
保守主义盛行，全球化进程受阻。现阶段由于新工业革命下主导产业更迭尚未到位，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于新旧动能切换的过程中，导致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的此消彼长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引发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对全球化的反弹，各种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充斥着“逆全球化”的杂音。再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21世纪的头十年中，新兴经济体一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均有所上升。然而，近年来受制于结构性瓶颈和周期性矛盾，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进展迟缓。虽然凭借较低的制造成本获得了部分国际分工收益，但基本上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近期随着美元持续走强，国际资本加快由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增大。而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等领域，发展中国家以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短期内很难与新经济实现有效对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明显滞后，新的“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面对全球经济中这些不确定因素，世界范围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正在增强，为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加剧。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是国际贸易关系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之后，其“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政策导向明显趋于保守，持续收紧对华贸易政策，并单方面发动了号称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毋庸置疑，现阶段中美两国产业体系仍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各领域尚有合作空间和潜力，但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模式已然开启。中美两国在贸易逆差、高技术产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政府产业补贴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其中一些矛盾是全球化条件下价值链布局和要素分配格局变化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无助于消除分歧，反而会放大矛盾。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两国在科技、能源、贸易、投资的硬实力比拼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竞争的走势。中美大国竞争的格局是考验中国综合实力的现实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相比，现阶段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尚未实现对等性的同步提升，科技创新等方面与美国仍有实质性差距。在“互为镜像”的中美关系中，既不应妄自尊大，也无须妄自菲薄，要做好充分的战略和战术储备，避免将经贸领域的“田径赛”演变为制度层面的“搏击场”。
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开放难度增大
随着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攀升，我国以要素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减。经过40年数轮侧重点不同的对外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而在经济社会体系的存量部分也积累了一批老问题和大矛盾。要想啃下这些体制机制中的“硬骨头”，不仅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更需要改革与开放联手同步，协同推进。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纠葛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渐进的增量开放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障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受到掣肘。一些领域由于利益下沉，“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现象普遍存在，“内外有别”“对外开放对内设限”的状况导致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与贸易政策导向出现错配。在利用外资方面，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虽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扩大吸收外资的动力不足，投资软环境不佳，简化行政管理不彻底。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效果。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实现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面对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重任，只有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才能主动把握世界经济格局嬗变所蕴含的有利机遇。为此，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新模式，将开放的推进重点由政策提供转为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深入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提升自主创新国家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着力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快重大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创新新产品的商业模式。同时，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引领，以工艺改造、设备更新和节能降耗为导向，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引导出口企业提升产品设计、品牌运作和渠道营销等向产业链上下游辐射的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全社会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建立开放、合理的专利保护体系，确保企业自主创新的合理合法收益。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为自主创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对内对外同步并举，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稳步推进金融、电信、文化、旅游、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同步开放。在补齐服务业开放短板的同时，继续把制造业扩大开放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互联网+”、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加快国内创业园区、创客空间等“双创平台”对外开放，吸引海外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加入“双创活动”，拓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际国内融资渠道，不断提高“双创”事业的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塑造开放有序、充满活力的中国创新生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新一代通信技术，推动工业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扩大高端要素供给，改善企业成本结构；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降低煤、电、石油、天然气等工业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改善能源原材料供应条件；进一步抓好“放管服”，加紧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升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形成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长效机制，营造“安商稳商”的有利氛围；打造数字商贸，建设智慧海关，以“政务云”实现商务、海关、税收、外汇等部门信息联通；进一步清理减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切实帮助企业减负增效，完善事中事后监督，提高工作程序的透明度，减少执法随意性。
加强陆海统筹，加大中西部开放力度。协同沿海开放和内陆开放，将新一轮对外开放作为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有力抓手，促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相结合，不断优化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区域开放格局。完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加快配套服务产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优化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区位条件。推动园区整体对接，加强信息沟通和要素整合，搭建市场导向的引资平台，打造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产业集群。根据西部地区发展条件和生态环境，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技术、质量等标准和国家产业政策，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把握好各地发展阶段和地域特点的差异，对涉及重要问题的投资项目和人员往来开展系统性的科学评估，有效保障开放中的国家安全。
扩大进口，引领消费升级。立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贸易政策导向，由鼓励出口转为引导贸易平衡发展。以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机会，更好地承载国家形象展示、全球性重大问题探讨等多重功能，打造新型国际合作的综合性公共平台。配合关税优化等措施，积极扩大消费品进口，推动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更好地满足国内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的需要。
加快自贸区经验推广，建设高质量自由港。深入总结自贸区建设取得的试点经验，赋予自贸区更大的体制改革和先行先试自主权。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对于自贸区在扩大开放领域、简化行政管理程序等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和作法，在更大范围进行实施和推广，加快全面开放进程。在此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坚持合理布局，规划发展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将自由港建成中国新一轮开放的新名片，打造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新标杆。
稳步推进，深化“一带一路”合作。适时总结、科学评判“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其风险，不断提高战略支撑的透明度和项目投放的合规性，着力培育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实现与沿线国家的产能有序对接。在产品和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本着互利共赢、共商共建的原则，以市场化导向推动产业聚集区建设，以我国优势产业来支持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其工业化进程，为产能合作长期化、机制化创造有利条件，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好惠及沿线国家民众，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
全面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倡导全球化，坚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方向，共同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以加强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为出发点，推进环境保护、投资自由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议题谈判。顺势而为，精准识别各国利益的重合区和分歧点。树立新型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及其公共产品的供给，合力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系统性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高效、有序、平衡、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方向不断完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李 懿 / 贺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