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多国特别是我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国际事件，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和推进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如何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抓住可能出现的市场机会和发展机遇，是学术界和决策层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为了兑现其竞选承诺，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并积极推进美国优先战略，在西方社会引发了新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针对主要贸易伙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贸易战。2018年7月6日，美国针对从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我国则立即采取同等反制措施，2018年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新一轮征税清单，声称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征收10%的进口关税，对此，我国商务部表明了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必然性。贸易战必然会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产生影响，如何趋利避害，控制各种可能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据此促进中国由货物贸易大国转型为货物贸易强国、由货物贸易强国转型为货物—服务贸易双强国，是中国妥善与灵活应对贸易战的重要目标。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贸易战与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动因：经济竞争与政治博弈
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给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系列挑战，并衍生出一系列风险和问题。本文中的贸易战是指贸易往来国之间在贸易基础、贸易模式、贸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大规模矛盾、频繁摩擦与激烈冲突现象的总称，是贸易利益冲突与贸易行为对抗的大规模化与极端化发展的结果。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爆发的时间节点、进程和效应则又表现出某些随机性和偶然性特征。
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中美两国在市场及经济领域的大国竞争与博弈是直接原因。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彼此之间既合作又竞争。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与冲突行为表现更为显著，贸易战便是美国面对竞争在贸易领域的极端表现类型。
中美竞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市场竞争。贸易战是中美两国市场竞争及贸易利益冲突的极端化表现，即中美两个大国双边贸易发展中的摩擦与冲突的极端化表现。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彼此互为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摩擦与冲突时有发生，只不过这次摩擦和冲突规模更大、更为激烈，表现出大规模贸易战的特征。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美国则下降为第二货物贸易大国，理论上彼此之间的贸易竞争或不可避免。
产业竞争。贸易战也是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及经济利益冲突极端化的表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全球制造业门类与制造业产品种类最多、最全的工业大国，美国则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兑现其竞选承诺的重要目标，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促进本国制造业投资或者促使本国转移到国外的制造业回归美国。
高科技竞争。贸易战还是中美两国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竞争的直接结果。美国作为全球高科技主导大国，通过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投入，试图持续保持其在全球主要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和垄断地位，对有可能超越其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都会采取各种防范措施。通过贸易战抑制竞争者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或者竞争优势的发挥便是美国历届政府的不二选择，特朗普政府只是继承了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传统并把其发挥到极致而已。中国作为新兴科技大国，科技进步显著，在某些技术领域特别是在量子技术、高铁技术、民用核能技术等领域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华贸易战也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抑制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工具。
货币金融竞争。贸易战也是中美两国在货币及金融市场竞争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交易货币与投资货币，是美国货币与金融霸权的基础，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显示出部分替代美元成为全球主流货币的发展态势，对美元霸权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与霸权地位产生了挑战，由此引起美国决策精英与执政当局的警觉。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同时迟滞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阻止中国国际货币与金融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的国际政治背景
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与博弈的产物，也可以称为东西方发展竞争与博弈的产物，更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其一，大国博弈与大国竞争。美国作为霸权大国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护其霸权和超级大国地位是历任美国总统及政府的重要目标，预防和控制新兴崛起大国对其霸权与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则是直接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是全球主要霸权大国，其通过冷战瓦解了苏联，通过广场协议抑制了日本对美国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地位的挑战，对具备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哪怕是其意识形态盟友也毫不手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5%，美国作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9万亿美元，约战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美两国是全球仅有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开放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大国例如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与美国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显示出进一步拉大之势。但中国与美国的发展差距则显示进一步缩小态势，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竞争对手。因此，通过贸易战抑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现实选择。
其二，霸权焦虑与霸权恐慌。霸权焦虑是指霸权国家的决策精英或者执政集团对本国霸权地位可能下降的担心与困惑的群体心理现象，霸权恐慌则是指霸权国家的决策精英或者执政集团对本国霸权地位可能被其他国家取代而产生的悲观预期与害怕的群体心理现象。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加剧了美国的霸权焦虑与霸权恐慌，发动全球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战略选择。虽然189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才彻底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战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最高时超过40%，2017年则下降到25%左右。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下降，引起了美国决策精英的霸权焦虑和霸权恐慌。随着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决策与执政精英把贸易战作为缓解霸权焦虑与霸权恐慌的国际战略工具，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国家便成为其贸易战的主要对象。
其三，发展模式竞争。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始终处于国际社会的主流地位，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特别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修订者，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跟随者和学习者。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上升，其所代表的发展模式及意识形态的比较优势日益显现。作为发展模式竞争结果的本次贸易战表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全球贸易规则的主导权竞争，美国是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和获利者，但自从加入WTO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把中国作为第一贸易伙伴的国家数超过以美国作为第一贸易伙伴的国家数，美国的大多数盟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由此形成全球贸易主导权竞争；二是中国发展模式与美国发展模式竞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发展经验和模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典范，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始终把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视为全世界各国都需要遵循的所谓“普世模式”，并上升为“普世价值”，由此形成以贸易战为表现形式的中美发展模式竞争；三是全球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竞争，二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导力量，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把西欧纳入自己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主导全球经济事务，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中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为了抑制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影响力的持续上升，防止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部分甚至最终完全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是美国发起本次贸易战的重要动因。
其四，意识形态博弈。中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正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把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美国作为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代表，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继承者，也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国际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性力量。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是中美两种发展模式竞争结果，同时也是中西不同意识形态博弈的表现。2018年7月6日本次贸易战正式开启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主要官员及部分媒体精英对中国国家体制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各种诽谤和污蔑便是中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竞争的表现。
简言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既是当代国际社会中守成霸权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竞争与博弈的产物，又是中美发展模式竞争和东西方意识形态博弈的产物，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内生动因与外部条件。贸易战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和国际贸易规律，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通过反击贸易战的具体措施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贸易利益。
新形势对继续推进全面开放战略的影响
贸易战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带来了挑战，但也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更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来源，对中国正在实施和推进的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影响不可小觑。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是特朗普发起的全球贸易战的重中之重，其规模、激烈程度、影响范围都是针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战所无法比拟的，其已经成为人类贸易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冲突与摩擦典型，中国在贸易战中承担的压力和风险最大。如何有效规避和控制贸易战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如何抓住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以充分发展本国经济？如何有效维护中国人民的贸易利益与发展利益？如何有效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贸易利益与发展利益？这些是中国决策层和学术界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而紧迫的议题。
新形势下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的挑战
贸易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要不确定风险和挑战，如果能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中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增加了全面对外开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贸易战不仅增加了进出口贸易的不确定性，而且会改变厂商和民众对国际市场竞争与贸易发展的预期，出现过度的悲观预期，不利于贸易与跨国投资的长期决策，对我国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与产业发展规划产生负面干扰。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国际商品市场竞争与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二是国际投资特别是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三是对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四是货币与金融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五是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与协调面临着不确定性与风险；六是跨国科技合作面临新的障碍和不确定性。
提高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成本和阻力。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贸易战增加了对外开放的成本，增大了对外开放的阻力。主要在于：贸易战不仅增加了出口商品的关税与非关税成本，而且可能导致出口商品市场萎缩，出现贸易替代效应，损害本国出口行业发展；贸易战同时增加了进口商品产品成本，特别是具有不可代替性大宗进口商品成本上升，可能诱发国内物价上涨乃至出引发通货膨胀，损害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贸易战会引发国内外市场商品价格扭曲，出现国内外经济资源的错配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阻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增加产业结构优化的成本和风险。
需要不断调整全面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方向。我国的全面对外开放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全局性战略，需要正确把握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方向，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停滞不前，同时需要确定对外开放的重大地区与重点领域，也不能够忽略非重点地区与非重点领域。贸易战会对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方向产生干扰和消极影响效应，主要有：增加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调整与政策协调难度，我国需要根据贸易战演化不断调整对外开放政策，可能导致对外开放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贸易战发起国特别是美国的恶意阻碍和故意破坏，增加了对外开放的成本、压力和阻力；对外开放政策对国内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产生的积极影响效应，可能遭遇贸易战导致的负面效应的对冲，导致对外开放政策的积极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政策工具使用受到贸易战的限制，例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工具的有效性不足，导致政府调控外向型经济活动的能力不足，不利于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新形势下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的机遇
贸易战也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贸易利益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很可能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加冕礼。
促进中国贸易商品结构优化。贸易战发起国不可能对本国无法提供或者没有能力充分提供、找不到第三方替代产品、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而损害其自身利益，对于本国能够提供或者能够找到第三方替代的进口产品则会采取关税保护或者非关税保护贸易措施。因此，本次贸易战从外部市场竞争角度促使中国贸易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即：提高出口商品质量，通过商品质量而不是产品价格获得市场竞争优势，高质量产品出口的关税壁垒影响相对有限；增加出口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出口商品的不可替代性越强，贸易战对其出口市场的影响也越弱；增加出口商品与进口国商品的互补性，出口商品与进口国商品的互补性越强，则进口国发起贸易战对本国互补性商品的连带损害也越大，进而对贸易战产生抑制效应；增加出口商品对进口国的重要性，出口商品对进口国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越高，则进口国限制该商品进口造成的损害和消极影响越大，其采取贸易战或者其他保护主义措施抑制进口的积极性越弱。
促进中国贸易地理空间布局优化。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的大规模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借口便是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国的某些普通制造业出口商品已经形成对美国市场某种程度上的不对称依赖，例如中国的一些轻工业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不对称依赖。为了改变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不对称依赖状况，需要借助贸易战产生的竞争压力促进中国贸易地理空间布局的优化：逐步降低对单一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少美国市场在中国贸易市场中的比重和重要性；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特别是金砖国家市场，中国作为金砖国家最大的经济体和重要成员，发展与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国家的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国际地缘政治条件；继续强化与除美国以外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也损害了这些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与其彼此之间存在着发展贸易关系共同应对美国贸易战的现实利益需要；强化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充分利用贸易战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与这些周边国家及其相关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继续增强与中东、非洲和美洲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经历和贸易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彼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贸易联系，贸易战为彼此贸易关系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
促进中国贸易战略优化、贸易模式创新与贸易地位提升。贸易战促使我国对现有贸易战略进行反思与再评估、探索新的贸易模式，以降低贸易战对我国贸易发展的消极影响。本次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够找各种借口发起贸易战，但如何结束贸易战却不是美国能够决定的，中国不会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情况下自动放弃维护自己贸易利益的各种工具、手段和机会，贸易战很可能成为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加冕礼。为了应对并最终赢得贸易战，中国必须对现有贸易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优化，强化国内消费与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的地位，适当降低单一外需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使得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处于合理水平和可调控范围。同时，需要创新贸易模式，不断降低中国进出口贸易对单一国家的市场依赖与技术依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自立能力，特别是航空发动机技术、软件开发、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立能力，形成高新技术与核心技术弱外部依赖性条件的公平贸易模式。本次贸易战是人类贸易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与冲突，中国最终赢得贸易战的过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型为贸易强国的过程，也是中国贸易地位的提高过程。因此，贸易战有利于中国贸易战略优化、贸易模式创新与贸易地位提升。
可见，本次贸易战虽然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各种障碍和挑战，但也为中国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优化升级、中国贸易发展地理空间布局优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贸易战略的调整与优化，促进中国贸易模式创新和在国际社会中贸易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战略选择及应对措施
如何应对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抓住各种可能的机遇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如何推进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实施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是新时代中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共同面对的任务，全面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动态优化并持续创新。中国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应对贸易战：
第一，从战略高度把握贸易战方向，制定缜密的应对计划和灵活措施。本次贸易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摩擦与冲突，是中美两个全球经济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贸易影响力和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大国博弈，贸易战的输赢直接决定两个大国在全球市场上的贸易地位和贸易权力。因此，我国需要“在贸易战略上藐视对手，在贸易政策及战术上重视对手”。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具有最终打赢贸易战的实力、底气和坚强意志。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霸权大国，具有发动和应对贸易战的丰富经验，目前国际社会的大多数贸易规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要打败美国对华贸易战必须依靠缜密的计划和高度灵活的博弈思维与战术工具组合。因此，我国需要广泛吸收多方专业人士智慧，动员全国民众力量，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人民贸易利益，并取得贸易战的完全胜利。
第二，构建反贸易战的全球统一战线，为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新体系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够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维护美国利益”为名，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对多国发起各种形式的贸易战，正说明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需要对现有国际贸易制度与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各国共同推动构建公平公正、高效有序的国际贸易新制度、新体系。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理所当然需要承担起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遏制贸易战无序蔓延、维护各国公共贸易利益的大国责任，团结一切反贸易战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捍卫全球公共贸易利益，共同推动国际贸易新制度、新秩序与新体系的构建。中国需要加强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关系，形成全球贸易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促进美国成为其自身发动贸易战的利益受损者和成本承担者，迫使其回归贸易理性思维并最终放弃其损人不利己的单边贸易措施。
第三，做好持久贸易战的战略与思想准备，不断削弱贸易对手的贸易地位与贸易影响力直到最终赢得贸易战胜利。中美都是全球贸易大国，彼此之间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贸易联系，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伴随着两国之间双边贸易发展，贸易摩擦与冲突便持续不断，当下出现的贸易战便是贸易摩擦与冲突激化的产物，不可能短期内结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本次贸易战不可能在短期内分出胜负便宣告结束，其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我国需要做好长期持久贸易战的战略与思想准备，不断开发和储备应对贸易战升级的政策工具：充分认识到本次贸易战是中美两个大国定位彼此贸易关系与贸易地位的贸易博弈过程，不到博弈的最后一刻，谁都不可能放弃最后博弈的机会。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违背历史潮流和贸易发展规律，充满着短期政治算计和国内选票利益，不可能坚持到最后；如果中国在贸易战中不给美国带来其难于承受的贸易利益及相关利益损失，美国不可能善罢甘休。因此，只有通过使用多种措施与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削弱美国在全球的贸易利益、市场影响力和经济地位，使得美国决策精英充分认识到持续进行贸易战必然导致美国贸易及经济地位的持续衰落、充分认识到美国的贸易地位与影响力没有其想象和预期的那样高，他们才可能妥协并接受最终贸易战不可能胜利的结果。
第四，不断开发和储备应对贸易战特别是持续升级贸易战的各种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精准打击贸易对手的各种软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初衷，不可能仅仅为了减少美国对华的长期货物贸易逆差，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贸易战抑制中国发展，促进美国制造业复兴，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试图继续延续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减缓美国的衰落过程。因此，在贸易战中，我国需要开发和储备各种贸易与非贸易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对美国的贸易与非贸易利益进行精准打击，使其充分感受到发动并持续进行贸易战只会给其增加新的痛点：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贸易决策精英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商业与非商业利益，通过各种贸易与非贸易措施进行精准而强烈的打击，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怕升级贸易战规模，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具，特别是汇率政策工具、政府债权购买力工具、市场监管工具、战略资源工具、大规模市场购买力工具等打击竞争对手的贸易与非贸易利益，捍卫我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充分团结全球贸易战受害国家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霸权行为，分化瓦解竞争对手各种盟友，通过扩大开放和各种贸易政策与非贸易政策工具“化敌为友”，最大程度孤立并削弱竞争对手，使其在贸易战中成为“孤家寡人”。
第五，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加快推进国际贸易新秩序与新体系的构建，奠定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国际贸易利益维护者的有能力、敢担当和负责任大国地位。充分利用贸易战提供的机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吸引外资政策、产业发展及产业安全政策、高新技术发展与技术开发政策、市场监管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进行系统性再评估，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适应贸易战乃至国家长期发展需要。我国需要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角度，推动构建新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中的不可替代的中心节点地位，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的稳定与安全运行，削弱贸易战发起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的破坏性性影响，促使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推动我国由全球供应链与供应链的低端向高端不断爬升，扩大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地位和影响。我国需要在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重新谋划和定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强国战略和高技术研发强国战略，在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领域不被贸易竞争对手卡脖子；二是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惯例与规则，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实施与修改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发动贸易战的成本和风险，弱化其发动贸易战的内部与外部激励；三是承担起全球贸易大国的担当与责任，坚决捍卫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和秩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贸易利益的维护者，以及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破坏国的有力平衡者和制约者。
概言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和全球贸易大国，在持续推进全面对外开放战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过程中要发挥好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妥善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充分利用贸易战带来的机遇，推动国际贸易新秩序与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不仅维护了我国正当合法的贸易利益，而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贸易利益的维护者和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捍卫者，同时成为全球产业链体系、供应链体系与价值链体系的重要节点和核心国家。
结论
贸易战的产生有着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动因，给我国的贸易发展和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带来了挑战和风险，但也存在着诸多机遇，要充分利用贸易战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国际环境，促进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优化、贸易地理空间布局优化与贸易模式创新，推进国际贸易新秩序与新体系的构建，促进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成为维护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稳定全球贸易秩序、维护世界各国人民自由贸易利益的中心国家。本次贸易战将是一场持久战，中国需要动用各种可能的贸易与非贸易政策工具，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对贸易战发起者进行综合抵抗和精准打击。经过长期的持久贸易战后，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必然被削弱并逐渐边缘化。中国需要充分利用贸易战提供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动态优化与持续创新，促进中国贸易战略调整与贸易政策优化，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发院研究员；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37）、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6XNLG11）、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研究”（合同编号：CWZD201507）的资助】
责编：李 懿 / 赵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