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积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机制没有根本变化，且在新技术新趋势下不断强化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经济全球化是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的，这个机制就是全球化的成本下降，收益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导致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和经济体实现多赢。近四十年来，这种动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反而在不断地增强。
以传统上被认为“可贸易性弱”“全球化程度低”的服务业为例。由于全球化导致参与方“多赢”的内在动力机制很强，从而使得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除了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降低了法律壁垒之外，有很多新出现的力量也在不断的推动这一进程，让人们体会到全球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强大。比如文化贸易领域，文化产业一直被认为具备“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双属性，其全球化进程也常常受到各种阻碍，多数国家都设置一定的文化产业壁垒来保护本土文化。但是即便如此，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一些创新使得文化产业巧妙的绕过这些壁垒，在保证各种文化独立性的同时推进全球化进程。21世纪初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繁荣的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就是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推动下出现的。由于电视节目成品的出口常常被看作成“文化入侵”而受到阻碍，电视节目制作商就把节目中文化性比较弱的“节目制作流程”或者“节目模式”总结出来，并做成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在全球进行贸易。这样一种行为，对全球范围内电视节目制作的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文化多样性乃至产业格局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的出现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出全球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强大。分工的不断深化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而全球化将分工和专业化的范围从国家拓展到全球，从而带来经济增长。这种动力机制不但会突破各种障碍，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再如因特网和通信技术的突破性进步和广泛普及，极大地降低了服务贸易所需的沟通成本，使服务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高度互联互通甚至重新组合，产生大量的贸易行为。当这种贸易行为跨越国界，就成为了国际服务贸易。正是因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服务贸易成本降低，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价格差异，才促使离岸服务外包迅速增长并成为服务贸易当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中国商务部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达到536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7%，占新兴服务出口的73.3%，对服务出口增长贡献率达46%。再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舞台艺术是可贸易性最差、效率提升最慢的服务产品，是最经常被引用为“鲍莫尔病”的典型案例，但是舞台艺术产业从业者并没有放弃通过贸易和全球化来提升效率的努力。2009年6月开始，英国国家话剧院借鉴体育比赛直播的形式，借助NT Live产品将其话剧作品通过电视现场直播的方式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播出，目前已经出品40余部NT Live剧目，在全球45个国家2000多个场地录制和放映过NT Live作品，累计观众超过550万人。2015年NT Live首次进入中国，在中国20余城市39家剧院放映。
中国国情决定了全面开放符合中国根本利益
中国的国情全球独一无二，决定了通过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实质性推进全球化进程，符合中国根本利益，并会使全球受益。当前中国具备“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特殊国情。中国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阶段，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由人口第一大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
“人均中等”意味着中国仍然具备巨大的产业升级的空间，有潜力通过“引进”、利用“后发优势”来发挥“追赶效应”，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势；而“总量第二”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最优质的资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其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优势。“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一无二的基本国情，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备“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经济体，通过开放，吸引全球最优质的资源，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增长。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内需稳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前五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优势之一是低成本劳动力群体，那么新时代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市场规模，这有助于那些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在中国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并将全球优质的资源吸引过来。汇丰集团2015年底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在2015年成为亚太区最具吸引力的移居地；接受调查的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外籍人才中有68%表示，来华工作获得了比原居住地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排在中国内地之后的是中国香港地区，再之后是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籍人才在华最喜欢从事的工作为教育行业（占1/4），其次为市场营销（12%）和制造业（11%）；全球流动人才在亚太区获得的薪酬收入最高，平均年收入达到12.65万美元。
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会增强中国集聚全球优势资源的能力，短期内不一定会导致产业空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全球化，使得制造业在这几十年当中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中国。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转移，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运输成本、政策成本、信息成本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美中之间制造业转移所蕴含的巨大的潜在收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94.8美元，15-64岁之间的人口为5.85亿，占世界总量的22.4%；而同年美国人均GDP已经高达12597.7美元，15-64岁之间的人口为1.49亿。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1/65，世界平均水平的1/13，而劳动力总量却是美国的3.9倍。制造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过程中蕴含着极为巨大的成本降低潜力，因此，即使当年美国有着非常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和产业集聚，也很难抵消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潜力。不仅如此，中国人民致富意愿强烈、勤劳肯干的工作品质在全世界也是富有盛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后来成为“世界工厂”，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到2017年，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8827美元，但是仍然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2.4%，中国仍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15-64岁的人口为9.94亿，占世界比重高达20.2%。在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环节，中国似乎正在失去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能够成为如同当年中国一样的理想制造业承接者。原因之一是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巨大。根据林毅夫的说法，1960年代日本整个制造业雇佣970万人，“亚洲四小龙”合计雇佣约530万人，而当前中国仅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加工业便雇佣了约8500万人。这种巨大的转移规模如果遇到的是劳动力数量较小的低成本国家或经济体，其劳动力成本就会迅速的提升到和中国差不多的水平。据林毅夫的一项调研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使得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非常快，越南的制鞋业工资在2010年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到了2014年已经涨到了中国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2016年，越南的普通工人工资相比2010年已经涨了一倍，在海防、胡志明等工业发达地区，周边劳动力已开始出现短缺。据估计，到2020年左右，越南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将会出现。有专家认为唯有非洲能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转移，并在10-15年之内保持工资不上涨，因为那里总人口10亿，80%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部分国家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1/10。但是非洲是一个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大洲，基础设施、物流成本以及其他方面的营商环境都有待改善。
总之，今天再找到一个像当年中国那样一个具备规模巨大、成本极低且勤劳肯干的劳动力大军的国家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并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考虑到当前机器人工业发展迅速以及机器替代人力的可能性的提升，就更是如此。而中国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和产业集聚效应，同时工资成本又不是特别高，用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讲，中国目前的总体情况显示在国际竞争下，中国今天是“站在一个相当舒适的位置”。中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特殊国情，使得中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具备优势，特别有利于吸引全球优势资源来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而想要更好地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新形势下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方向
全面开放新格局，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从供给侧方面看，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是要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目标，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主要途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18年冬季达沃斯论坛讲话中指出，当前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将为诸多新产业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等。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将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归纳为旧新产业、新老经济领域和全新产业等三个层面，其中第二个层面新老经济领域，是指对中国来讲仍然是全新的但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已经是旧的经济，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在这种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中国依然有很大空间来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实现快速发展。从需求侧角度看，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竞争环境，以我国国内巨大的内需为基础，吸引全球优势的资源，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再加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重点从“产品可获得性”转向“品质、多样性、精神愉悦”。通过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范围内能够满足人民此类需求的高质量产品供给者打造一个公平、健全的营商环境。
全面开放新格局，要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以顺利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也需要通过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来实现。我们应该在涉及知识产权的领域扩大开放，通过知识产权的“引进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以及知识产权形成的经验，进而推进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切身需求，推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改善。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是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中逐渐完善起来的。比如，电视节目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实际上就是在电视节目模式国际交易当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由于节目模式的购买者支付了成本，对于引进版权的保护，就成为其内在的一种需求，而且事实证明，最先引进节目模式版权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也是最早做出模式原创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总之，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易，有助于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完善，而这对于创新要素在国内实现流动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转换至关重要。
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在机器人替代人力以提升国内生产效率的途径还无法大规模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对外开放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也是非常必要的途径，从而倒逼国内企业提高效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比如，率先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开设制鞋厂的中国华坚集团负责人讲到，中国制鞋业向埃塞俄比亚转移，倒逼中国的粗放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否则就没有活路”。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目前为中国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一个合适的产能转移目的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以“一带一路”为重点，进行产能国际合作，对于改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强调一点，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会影响到中国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首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各国经济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说全球化的结果是“多赢”，那么贸易战或其他形式的逆全球化的结果必定是“多输”，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贸易战涉及的金额越大，可持续性就越弱。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的研究表明，贸易战会使得美国成为最大的输家。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几个小时后，就宣布那些会被贸易战影响的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美国企业，可以有90天的时间向美国政府申请有效期为1年的“关税豁免”。这也从侧面表明了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美国部分企业的利益是有损害的。其次，中国对于美国发动贸易战所进行的必要反制措施，其作用不在于“报复”本身，而是通过反制措施来试图让对方放弃贸易战。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美国不断将贸易战扩大，中国持续采取措施，未必总是理性选择。有学者认为大国贸易战双方陷入了“囚徒困境”，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以对美国的关税措施“置之不理”，认为“从经济利益看，不回敬，甚至减美国货的进口税，利益更大”。因此，到底是跟与不跟，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再次，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对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也是有益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全球化的趋势有其强大的内在动力机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中国在全球化当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
【本文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副教授】
责编：赵博艺 / 贺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