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与范式基础：10S协同模型结构框架、九宫格数理规律与协同系统演化密码
范式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而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严格意义上，协同治理理论作为协同学与治理理论的交叉理论，还没有明晰的范式理论框架，更谈不上一种完善的理论体系。研究全球、区域与国家治理的协同模型和理论框架的内在数理规律，研究协同体系系统演化的整个过程规律，思考慢变量如何使快变量“服从”的规律，研究决定组织治理走向的规律，变得非常迫切。
协同治理理论框架：10S协同模型
2014年笔者创建了“国家治理10S协同模型”，建构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建立初步的范式。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线性思维、平面思维、立体思维、系统思维、协同思维五个层次。依据这一层次划分，“10S协同模型”是协同思维的理论成果。
用“国家治理10S协同模型”研究分析历史上美国崛起过程中共同价值、制度、战略之间的协同规律。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到火烧亚特兰大，从心理革命到炉边谈话，美国人曾经通过激烈的博弈（不惜进行内战）和理性的妥协不断争取形成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人民的满意度。从《独立宣言》到1787宪法，美国在制度设计方面既汲取了英国的制度精髓，又结合美国结构、稳定诉求、激励与约束的价值主张，开创性建立了新的制度体系。在大国崛起之初的战略选择上，美国选择中立宣言、门罗主义，以结盟、中立、赎买和战争等手段为基础，迅速扩张，巧妙实施韬光养晦战略，保存实力、逐步超越，从而成为世界霸主。
以“国家治理10S协同模型”分析美国的大国成长道路，对美国大国成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诊断 ，可以发现，第二层次关键3S三个要素：制度治理、对内对外战略选择、共同目标的“美国梦”基础上闭环形成了国家治理的核心——协同；第三层6S支撑了核心国家治理内环：超大国家规模、制度结构先进、独特的周边环境、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民意表达、国家认同、稳定无本土战争。两百多年来，美国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国家治理的转型，借由蒸汽革命成果的迅速推广、内燃机革命中的后发优势以及关税、西部国土开发、引进外来劳工和知识分子等诸多因素，美国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平抑社会不公问题，完善制度、惩治腐败、建立公共福利。为了缓解国内层出不穷的尖锐矛盾，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炉边谈话”形式进行国家认同和社会舆论行销，诠释政策、梳理思路、推进改革、推动进步。
面对全球、区域与国家治理的难题，必须实施政策的动态组合，推进共同善治。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战略，希望实施治理转型，彼岸很美好，此岸到彼岸，如何到达必须有路径、策略和智慧，而不是一味蛮横。普利策和国家图书奖获得者伯恩斯在他的《领袖论》序言“领袖危机”中篇中就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中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对极具感召力和创造力的领袖的渴望。”协同的领袖还是崩溃的推手，今天的特朗普应该从历代先贤的国家治理理念中汲取智慧。
10S协同治理模型的数理规律范式研究
“国家治理10S协同模型”建立十个要素的逻辑、空间、层次、因果关系后，一直在研究形成第十项“协同”与九大要素之间的数理规律，分析它们之间的作用和效果。笔者在归纳、总结和分析研究历史上国家治理规律时发现：套用九宫格分析10S协同模型，有利于得出一系列的数理规律。治理协同的关键是：核心、时机、次序。
“国家治理10S协同模型”第10项顶层的“协同”由9个要素以结构化、动态化范式匹配形成，这9大要素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通过总结人类历史上国家和组织治理的一系列客观规律，进一步研究挖掘、归纳总结得来的（见表1）。一旦找准了9大要素，再加以九宫格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就可以清楚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状态采取有效措施，以推演国家和组织治理的时空次序。
特朗普以“满意度与表达”为主要矛盾打出“美国优先”口号当选总统
用“10S协同模型”分析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政策组合，特朗普以第3项“满意度与表达”为核心，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迎合了十几年来失落的中下层民众普遍诉求，采取的政策组合次序为——345678912（见表2）：强化国家认同与社会舆论行销、挑战建制派和僵化的制度、回归盎格鲁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观整合国内社会、断然改变周边环境和地缘政治、收缩规模与范围等，实现了逆袭当选美国总统。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善于分析人们的需求，从而发现商机。作为成功的房地产商，特朗普敏锐的察觉到了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白人平民对于全球化和政治正确的不满。虽然没有像奥巴马那样把“改变”挂在嘴边，但特朗普同样抓住了美国老百姓渴望改变的心理，围绕改善“满意度与表达”来构建一套新的协同体系。它的创新性在于直接抛开了“普世价值”的面子，大大方方的向全世界宣称“美国优先”，毫不遮掩的把满足美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用“10S协同模型”解析美国国家内部治理的难题：三根支柱的裂痕与六个支撑点的错位不协同
美国国家治理得的是“富贵病”。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美国经济金融的一次心肌梗死，它确实暴露出美国的一些问题，而它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美国社会的不协同，却没有得到人们所应有的重视。时至今日，导致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不协同因素仍然没有解决，美国社会“富贵病”的一系列精神、骨骼问题依然存在并日趋严重，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更大的危机。当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把我们的目光聚集于美国的金融监管、实体经济失衡和市场体系暴露的种种问题之上时，我们更应该追本溯源，对产生美国“富贵病”的更深层原因即顶层治理思维与理念找找病根。
按照“国家治理10S协同模型”，美国主要矛盾和政策重点应该是10S模型的第5项：结构与稳定（Structure /Stabilization）。然而，今天的美国国家治理的协同与匹配没有与时俱进，用“10S协同模型”解析美国国家治理：共同价值、制度、战略三根支柱存在严重裂痕甚至错位，六个支撑点存在一系列不协同。集中表现在国家认同和满意度瓦解、对内制度掣肘、对外战略负资产、制衡结构失衡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政治正确、经济自由化、泛道德化、军事独霸等国际国内治理不协同导致的。
“共同价值与沟通目标”第一支柱链条的裂痕：国家认同的挑战、社会舆论行销弱化、满意度与表达下降，导致共同价值的衰落、共同目标的迷失
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写到：“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
类似于马克思•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发端于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的观点，亨廷顿把美国国力的消长归因于盎格鲁新教传统的强弱。在亨廷顿看来遵守法律、工作勤奋和尊重人权等基本信念既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也是它强大的真正根源。亨廷顿所担心的正是这一根基的动摇。“911”之后，亨廷顿愈发担忧美国价值观的病变。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他发出警告，应对盎格鲁—新教文化所面对的挑战，有“出现一个排他主义的美国”的可能。亨廷顿提出：“最能激起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因素大概会是白人所看到的美国社会中的拉美裔人在人口构成上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上的膨胀，对白人语言、文化和力量所带来的威胁。”然而，亨廷顿理论内在的悖论与现实世界的问题一样，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亨廷顿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文明冲突背后，只有通过国家治理协同，实施纠偏。
“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第二支柱链条的裂痕：全球与国家治理的规模力不从心、管控力度下降、周边环境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的收缩
20世纪连续的经济危机让美国模式从神坛走下。2003年斯蒂格利茨预言美国金融体系将发生大危机时指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是“神话”，“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成为市场经济弊端的象征”。 2010年，他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总结金融危机教训：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美国模式必须改革，根本不值得继续向往和复制。
结合研究美国国家债务、汇率、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的一组组数据， 加之周边环境与地缘政治的挑战，战略收缩与调整成为特朗普的必然选择。历经全球化的数轮洗牌，美国本土工业规模缩减，产品竞争力下降。支撑美国人丰富物质生活的支柱不是本国强大的制造业，而是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农业、以金融、法律服务、产权专利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以及美债信用。但美元的信用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精英们十分清楚这一点。特朗普总统就职宣誓话音方落，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随即兴起，这其实反映出了美国战略收缩背后的原因——干瘪的钱袋子已经撑不起这么大的“牌局”。
“制度与模式”第三支柱链条的裂痕：结构的失衡、稳定的下降、激励的不足、约束机制的失范，导致制度与模式不协同
美国的法制是美国大国崛起的基石。治理协同必须伴随着国家进步的全过程，如果不与时俱进实施改革，崛起的大国必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走向衰落。面对时代的巨大变化和出现的问题，美国政治体制未能作出改革和调整去适应变化的世界，美国治理面临稳定性丧失。在两党制政治制度下，每个重大决策都成为政党博弈和争斗的战场。看似很“民主”的多党选举实际上最后变成一种取悦选民的“政策性买票”交易，什么政策可以讨好选民，对政党的选举有利，就实行什么政策，缺乏科学依据。政策的摇摆和不连贯、不持续、不稳定，引发大量“古罗马式的内耗”，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国家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逐渐缺失。《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作者希尔斯曼指出，选举团制度是两党制的一种保证，是不民主的。法律是控制社会的工具，对穷人和少数民族来说，多是不公正的。
美国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其政治制度设计的危机。美国的政治制度一直由于其良好的纠偏机制而获得许多国家的推崇。然而，如今的政治形势让我们不得不质疑美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具体问题有：过于平等的选举过程会不会导致公众权利的分散，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在选举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为各自的利益诉求而针锋相对，是否会导致整个社会在危机和挑战面前显得涣散，使得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直至制度瘫痪？有人提醒到：如今美国的社会问题，和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帝国的衰退有着类似之处——在没有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民风”松懈和利益集团相互牵制导致公共决策失当。美式民主因其分权、顾及多方利益诉求、程序复杂的特点，日益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流程游戏化、决策平庸化以及政治人物明星化，面对现状，有志改革者却束手无策。
美国再次伟大的方向应该是协同治理向前看，而不是向后转
全球协同治理：首要核心是整合全球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协同，增强文明的协同包容而不是不断挑起文明冲突，提高全球治理的领导力而不是以地球的主人自居
全球治理目前存在的文明的民粹化、制度的碎片化、战略的庸俗化，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巨大挑战。今天的全球治理是一个由多主体组成、充满复杂关联、多层级和去中心化的“复合世界的治理”。在这个“复合世界治理”中，全球治理的主体日益分散。简单概括目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全球治理组合为：全球、区域与国家治理的出牌次序——美国优先，在“美国第一”的价值导向下，一切政策都是以美国为圆心射出的散弹。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面对美国和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没有朝前看、向前走，而是回头看，选择开倒车。美国在全球治理规模、范围和战线上的收缩更是一种以股权质押抵债式的套现行为，美国质押的股权不是别的，正是百年来履行国际义务、担负大国责任，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信誉。
如何以创造性思维构建全球治理，这是整个时代对我们提出的紧迫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年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样关注“地球”，提出“让地球再次伟大”。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元首特朗普应该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全球领导力。
全球协同治理确立以“9”首要目标／共同价值（Superordinate Goals / Shared Values）为主要矛盾，确定以人类共同命运体和让地球更伟大为基础上，依照10S模型，全球治理的顺序改革应该为：912，345678（见表3），并且围绕9周围的其他因素关系的匹配实施治理转型。
区域协同治理：核心是实施战略协同，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在战略上发挥“一超”的作用，维护区域治理体系的稳定与结构，分层分级给予激励和约束
区域治理协同模型以“7”为核心实施战略调整，协同治理要素组合次序为789123456（见表4），战略决策必须与周围的要素匹配实施治理转型。
除了朝核问题有进展外，特朗普外交政策在区域协同上鲜有建设性的作用，伊核问题陷入新僵局，叙利亚危机几成死局，掀起与中、欧、加、日、韩等几乎所有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战。今天，如果要问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战略路线的话，答案就是没有战略；问其打算建立怎样的世界秩序的话，答案就是没有秩序。若其一意孤行，我们这个星球必然会进入新一轮的大国衰落和失序的调整周期。如果实施战略调整，必然带来区域治理制度与模式的深刻变化。
特朗普团队抱守美国例外主义的历史依据是，在旧大陆因发展不平衡而剧烈冲突中情况下，当传统列强彼此拼的你死我活时，北美因其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往往能够幸免于难并坐收渔利。在一部分人的认识中，世界霸主地位仿佛是上帝送给美利坚的礼物，两次世界大战最终为美国完成了加冕仪式。特朗普选择开倒车，不以全球治理的结构与稳定为己任，反而以四处煽风点火、制造冲突和混乱为能事，显然是想借鉴些“历史经验”，让欧亚大陆为之板荡，从而浑水摸鱼。然而，时移世易，生搬硬套式的开倒车行为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回顾历史，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关键一跃并不是发战争财，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构建并维护全球治理的结构与稳定。当美国人帮助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各国人民抗击法西斯暴政时，美利坚是捍卫民主和自由的斗士；当美国向世界承诺，每35美元就能换取一盎司黄金的时候，美元才是自由贸易和先进生产力的象征。
引领和维系区域治理协同，以“3”激励与约束为核心，政策次序为345，678，912（见表5）。回顾中国古代春秋后期，宗法体系是一种依靠继承法和世袭分封贵族的共识来维持的协同体系，晋国作为秩序的维护者，最终放弃维护秩序的义务时，迎来的却是自身崩溃瓦解的结局。美国应该继续引领区域治理，以更加包容的认知推进各大洲区域治理的协同：鼓励欧盟在共同价值基础上进行制度的整合，而非一味的将其作为围堵俄罗斯的工具；以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协同推进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平发展，而非拉帮结派、搞各个击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准则为碎片化的阿拉伯、非洲等区域逐步寻找价值认同与满意表达，而非维持其破碎的现状。
美国国家治理：让美国再次伟大必须改革美国制度，重树美国精神，智领全球
第一阶段，特朗普担任总统后全球治理次序立刻作出重大调整，“美国优先”的含义是，收缩已经力所不能及的全球治理规模、范围和战线，发展美国经济为第一要务时期，核心为“2”，政策序列为219876543（见表6）。
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治理必须以“8”制度为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协同治理要素组合次序为876543219（见表7），制度与模式必须与周围的要素匹配实施治理转型。
要根治美国“富贵病”根源必须实施从形式到内容的回归。冷战以苏联的解体告终，美国人以事实赢得了“厨房辩论”的胜利，美国制度的形式——以自由、个性化、价值多元化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立场则被精英们错误地当成了美国取胜的关键因素。当年尼克松在“辩论”中谈到“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这一论点揭示了美国制度独特的内容——“美版厨房、美式用品、美国制造”能够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选择，能够使人民对于生活产生更多的满足感和憧憬。美国制度的实质是法制、明规则下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美国的制度变得重形式而轻内容，走向失衡。30年来美国社会的实践正是意识形态当先不断强化的过程。缺少内容的支撑，美国制度看似自由、追求个性、价值多元，实则逐渐丧失希望。在美式民主之下，看似人人都能够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发出声音，然而真正可分配给大众的资源则越来越少。
制度是物质化的意识，美国制度是美国精神的具象化，治“美国病”不仅要有制度上的回归，还须要精神上的“寻根之旅”。美国是一个以新教立国的国家，它的先民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的清教徒，是一群像鲁滨逊一样具有开创和抗争精神，同时具有勤俭和克己美德的移民。新教传统缔造了这个民族强大的内在潜力，之后才有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政法大学制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国央企智库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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