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脱贫是这个奇迹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绝无仅有。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也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范例，作出贡献。
我国的扶贫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原因很多，但主要还在于政府的良治，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好、执行能力强、实施和治理运作能力良好。中国贯彻落实了有效的减贫政策，并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些是对世界减贫事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
我国提出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序摘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目前还有三千多万人口，大部分分布在深度贫困地区。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到：“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从区域分布上看，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等区域，生存条件恶劣、致贫因素多样、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村两委成员能力弱、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人力资源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
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其中“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复杂，既有个体也有整体致贫等因素。因此，对深度贫困地区实行脱贫，需要深刻认识其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古人说：‘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较为共同的致贫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条要求：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加大各方帮扶力度；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加强检查督查。如何完整地理解这些内容直接关系到深度贫困问题能否顺利破解。
合理确定脱贫目标
中央提出脱贫攻坚到2020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并且提出既不能降低，也不要拔高。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将政策进行不同程度地曲解。这些扭曲的执行又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乱象。比如近期一些地区出现农民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因当不上贫困户出现上访现象也时而出现。这与一些地方制定的扶贫标准好高骛远有关，再加上个别政策设计欠周全，导致不少农民产生“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的现象。甚至在有些地方，贫困户由于得到众多扶持，其生活条件一夜之间远远超过了村内的其他非贫困户。如果贫困户白拿的太多，付出又太少，大家就会抢着当，自然会产生新的不公平。一些地方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太多，导致有些农民即使脱贫了也存在不愿“摘帽”现象。比如在广西百色就听当地基层干部讲，有些农村听说检查组来了就把家里的冰箱、彩电藏起来，为的是再继续得到更多的补贴。尤其是在第三方评估时，贫困户不如实申报，藏富不愿意脱贫并不是个案。
这方面新加坡对贫困户的公屋政策值得借鉴。在新加坡，虽然居住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是通过建立公租屋，让贫困买不起房的百姓在政府建设的公租屋里居住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其实我国的移民搬迁如果是完全由政府投资兴建，也可以参照公租屋的形式，而不是完全免费分给贫困户，否则大家都会去争当贫困户，以致于产生新的不公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基层扶贫不能大包大揽，应更多采取“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激励型制度，不能“一刀切”地实行“谁穷奖谁”。只有实现了“有付出才有收获”，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