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是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质量是智库发展的“生命线”。经过几年的试点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否贡献出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未来，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建设，努力做到为破解难题找“钥匙”，为推动发展开“良方”？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这些问题成为日前人民日报社政治文化部主持召开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与未来”主题座谈会上，专家们讨论的焦点。
为服务决策、服务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座谈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首先要肯定的是，几年来，我国智库发展最显著的成效，是为服务决策、服务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智库，尤其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配合做好一系列大事要事中打了不少‘漂亮仗’，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智库、善用智库的浓厚氛围，我国智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
首先，从数量上，我国智库建设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蓬勃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涉外商事纠纷不断增加。为了解决争端、提供科学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智库型合作研究机制，成立“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广泛聘请海内外知名法学家和涉外审判实务专家，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合作设立了11家研究基地，以理论创新促进司法实践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都成立了不少智库，看到了各类智库的蓬勃发展，据统计，中国目前‘智库型’研究机构已经达到2000多家，不少新型智库已经为国家决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决策咨询报告。”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志洲介绍。
数量上迅速增长之外，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也是中国智库建设努力的方向，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为例，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体制机制创新的产物，这个采用基金制运作、不花学校一分钱、不占学校一个编制的新型高校智库，每年提供百余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研究动态，并逐渐探索形成了以G20、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为主，兼顾金融治理与绿色金融等方向的研究特色，走在了研究的前沿。
“迄今，人大重阳已经形成了包括智库+研究、智库+传播、智库+外交、智库+外宣、智库+教学在内的五大模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助理胡海滨介绍，“我们把智库看成是一个产品运营的综合体，看作一个思想工厂，要有完备的研发系统，一套完整而严谨的流程。”
此外，我国智库作为国际舞台的一支活跃力量，在促进国际交流、影响国际舆论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日前，以“中国与俄罗斯：新时代的合作”为主题的中俄智库高端论坛在北京开幕。这是双方举办的首届智库论坛。论坛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联合发布智库报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发布研究报告。报告成果将为进一步发展新时期中俄双边关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参考。
这几年，智库交流更加活跃。“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智库的研讨交流，准确研判国际局势，对重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让国际社会理解并认同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承新表示。
多管齐下，为智库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座谈会上，专家们谈道，中国智库近年来的繁荣发展，尤其是质量的稳步提升，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推动。
“从政策方面来说，国家对智库作用的高度认识和对智库建设的重视是‘第一推动力’。”张志洲说。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离不开一支高水准的人才队伍。“智库面对的现实问题复杂多变，因此针对特定的问题，就要识别和选用不同类型的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朱旭峰表示，目前，许多机构已经开始建设流动性和开放性较强的智库学者网络，包括设立学术委员会，聘用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建立与其它智库的合作关系，举行学术讨论会议等，促进了智库机构内外的知识流动。
先进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智库稳定、高效、独立运作的保障。“江苏作为新型智库体系建设较为完整的智库集群之一，得益于比较完善的治理机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介绍，江苏新型智库在建设之初，努力在机制上实现了突破。
比如，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和长江产经研究院是在民政厅注册的“民非”法人实体智库，之后又通过母体南京大学成立对应的智库和研究院，用一个实体两块牌子的形式，既让智库拥有独立的用人、财务和业务运行自主权，又实现了母体高校对智库的有效治理。
研究基金提供了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支持。“对于建设自主性高的现代智库来说，研究基金的投入一般没有具体的服务诉求，这就使得智库运作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障。”胡海滨介绍。
“如今，智库赶上了大发展的春天。当然，应该同时看到的是，我国智库建设仍有很大进步空间，研究质量也有待提升。”陈承新认为。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智库发展活力
比如在人才管理方面，“中国智库中大量的研究人员来自于原有的事业单位、高校和其他企事业科研机构，他们不仅在知识生产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路径依赖，无法满足智库研究的若干要求，也在人员管理、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有所掣肘。”陈承新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智库人才考核激励机制，形成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评价导向，让作出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更有获得感。
再比如在数据建设方面，在大数据时代，智库研究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个人智慧判断行为，而是一种依据科学数据的行为，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领域一般也都是自己具有数据信息优势的领域。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胜军谈道，为进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广度和深度，智库在参与决策咨询时，还需进一步加强自身数据库建设，并积极探索联合开发、综合利用的发展路径。
研究成果的质量提升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座谈会上，专家们谈道，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导者、思想产品的最大需求方，应更积极地吸收智库专家参与政策调研、论证评估、文件起草等，不断拓展智库服务决策的渠道。“当下，如何促进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资金开源等方面的引导，充分发挥体制外智库的作用，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个重点。”朱旭峰认为，政府应搭建决策咨询的公共竞争平台，制定公平竞争的决策参与规则，以课题项目的形式进行研究，并细化智库政策方案抉择采纳的评价标准。
还有专家谈道，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以及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中央和有关部门在人员管理、经费管理、奖励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赋予智库很大的政策空间，但一些单位还未把政策红利完全释放出来，下一步，需要进一步推动智库相关政策的落地，从而让智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