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已进入发展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 2018年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指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
一、 关于发展
发展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种含义，不同的学科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赋予发展以新的含义。从哲学上来说，对发展的理解可以从两个维度，一是客观性的描述性维度，一是规范性的、评价性维度。客观性的描述性维度把发展理解为一个客观的变迁过程，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早年的剑桥英语词典中，发展是指人或事的成长、变化过程和向前跨越的过程;韦氏词典解释为展开新观念的行为、过程或结果，都是这个意思。从发展的规范性评价维度，则把发展理解为内涵主体价值评价的过程或结果，发展已包含着人的主体向度，现实中常常是一种带有肯定的，正面评价意味的规范性话语，如“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 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 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2]等等。可见发展实践蕴含着两种理性,一种是反映着社会发展客观必然性的认知理性,另一种则是体现着社会发展“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性。认知理性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发展“是什么”、“怎么样”以及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等问题,而人文价值理性或道德理性,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为了什么”、“应当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类的问题,它主要给发展实践一个善的、美的基础和价值引导,给人的发展活动一个长远的合理的目标导向。因此，发展又是一种进步，除了突出发展的前进，上升方向之外，还包含有价值意蕴。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不仅是自然的历史的进程，还是内含着道德价值意蕴的“社会历史进程”。
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尚未被人类的道德理性认识、掌握之前,是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这种自发、自在的状态，有时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意想不到的危害。由此作为发展实践的主体，我们必须运用道德价值理性,引导社会发展朝着应然的、道德合理的方向发展。所以，所谓好的健康的发展就是主体在依循社会发展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好的经验，根据新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把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把发展方式和机制结合起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的发展。好的发展是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得到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及原则
（一）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好的发展理念
一定的发展理念是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的直接反映，它引导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谓发展理念，主要是对发展的本质与意义的最根本的认识和体悟。一定的发展理念是与其相应的整个发展理论的内核所在，它支撑和影响着某种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实践。” [3]中国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即好的高质量的发展，是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实现发展的动力转换。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不仅鼓励本国创新，还包括学习和利用国际创新。协调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协调发展虽然呈现为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协调，但这些协调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利益协调。所以协调发展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谐性，而包容性、和谐性需要更好的纳入更多和更好质量的公众参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解决以往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绿色发展是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长久“天人合一”。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全球发展的公正性，确认我们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到我国发展对世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并且是在人人参与的共建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共享，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中国新时代新的发展理念为什么是好的发展理念？因为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超越了传统的发展理念，更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它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是立足本土，超越西方模式和理论的中国特色发展理念。
对个体来说，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社会如何发展，我们从何处发展而来，我们将向何处发展而去，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书写，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的整体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改革，期间不断对照西方的理论、经验和做法，进行中国本土的实践。由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对于我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西方的很多理论常常难以提供有效准确的指导，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更是行不通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4]所以在借鉴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土文化和本土经验是建构我们自己发展理论的重要资源。
（二）高质量发展要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
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在坚持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下，我们还应遵循以下的伦理原则：
1．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原则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表现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最终都要落脚到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上，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加大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力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人民参与的发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难免会积累一些社会矛盾，同时，随着民众全面素质的提高，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意愿将会不断上升。发展必须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谐性，需要不断地在制度上进行创新，逐步纳入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公众参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2．效率与公平统一原则
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都表明，公平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尺。所以，在发展中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伦理原则。
3．整体与长远相结合原则
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多因素的，所以要坚持整体和长远原则。整体原则不仅强调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来把握发展，更强调从全景性的视角，长期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的形成及发展问题的解决。没有对整体的把握，也就没有比较，没有批判，没有反思；而长远的原则则是能够把短期的趋势放在比较长期的视野之下来看待发展，以一种“过程化”思路来把握发展。因为发展是以技术进步、经济进步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文明要素的全面系统推进与转换过程，是传承和交往、自我创新与借鉴学习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遵循系统的、长远的原则是发展本身的必然要求。
4．人类共性与本民族发展个性相统一原则
在发展中只看到普适化或独特化都是片面的。普适化发展偏执于把普遍性与西方模式作简单认同，错误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楷模。而独特化发展则偏执于把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国情的特殊性强调过头，粗暴地否认人类发展和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应该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理性与情感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复制的过程，它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模式的选择；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发展其实也是一个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它也需要我们学会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问题。应当面向世界，形成全面开放意识，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因此，我们要坚持人类共性与本民族发展个性相统一的发展原则。
3.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
要构建良性互动的新型中国与世界关系，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重要判断，强调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转型过渡期的重大判断，进一步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认识。与此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国特色也更加突出，如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把对外工作与民族复兴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使对外工作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对外工作中注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既将其融入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又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等。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实现了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出深刻的时代洞察力和强劲的历史穿透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机和活力及真理价值即在于此。
4.世界观与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这清晰地表明，习近平外交思想之所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关键在于它既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聚焦当前，也回顾过去，更展望未来，深刻分析和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轨迹背后的大逻辑、大动力和大趋势；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视为一种具有高度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创造活动，超越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兴衰循环论和大国对抗宿命论，强调在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与良性互动中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安全局势和人类文明交流碰撞等角度切入，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强调既整体布局又突出重点，既多点开花又精准发力，发挥综合积极效应，从而更好地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把习近平外交思想提高到哲学思维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才能发挥这一思想的指导作用，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也才能完成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神圣使命。
5.党的领导与立体外交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同样，做好新时代的对外工作，关键也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越是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定的一面突出，就越需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越需要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越需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与此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全方位外交的不断开展，更加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方面的能动性，使对外工作成为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在其中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并不断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加强对外工作队伍建设。这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代华章的根本政治保证。
（作者：栾建章，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