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农二代”青年群体的思想意识已不同于传统农民，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职业观念变强，共同体意识式微；个体意识觉醒，焦虑和迷茫感蔓延等。“农二代”是在市场社会、流动社会和网络社会中成长和生活的一代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也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关键词】“农二代” 思想动态 城乡 【中图分类号】D4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农二代”青年群体与其父辈相比，大都受到中国特色城乡二元结构的塑造。他们户籍在农村，这意味着根在农村，或许未来也在农村，但绝大多数人都有城市生活经历，甚至于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他们不再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而是处于流动状态，奔波于城乡之间，其日常生活也深受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及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支配。在这种背景下，“农二代”青年群体的思想意识与传统农民已有极大差异，主要呈现出明显的动态特征。
职业观念变强，乡村共同体意识式微
绝大多数“农二代”都有外出务工经历，深受工业化及市场经济的洗礼，具有较强的职业观念。传统上，农民不仅是一个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但传统的务农是与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其职业性并不强。受地域特征、自然条件、家庭禀赋及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束缚，人们基本上“按部就班”地继承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职业。哪怕是从事工匠、木匠等手艺活，也仅仅是作为务农的“副业”而存在。简言之，务农这个职业是相对稳定、静态存在的，因而是无需规划、无需选择的，一代代农民按照传统习惯继承之。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化迅速推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然形成，务农不再是自给自足封闭经济中的职业。绝大多数“农二代”被卷入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中，农民一定程度上成为自由劳动力，务农不再理所当然，只是其职业选择之一。而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每一个职业的特征、前景、机遇及个人匹配度，都需要仔细考量。因此，“农二代”普遍具有较强的职业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产业工人的素质——掌握一定的技术、具有纪律观念。哪怕是返乡定居的“农二代”，因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职业训练，他们的务农工作也与其祖辈有极大区别。比如，他们不再将务农看做是理所当然的生活依赖，而是更倾向于将之当做一种职业性较强的工作，计算成本收益，努力提高效率、扩大规模，将之看作一种与工商业等同的“经营”。
乡土社会是以血缘及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共同体意识是传统农民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因此，尽管人口流动历史上就有，上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民工潮，但因其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于老乡、亲戚等原有的社会关系，其日常生活逻辑也注重通过人情往来维持村庄内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共同体意识并不因为“离土又离乡”而消解，反而可以在年龄大时顺利返乡生活。但“农二代”青年工的社会化过程大都不再局限于村庄社会，而是依托于学校、村庄及流入地，导致其共同体意识大大弱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缘观念已显著弱化。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不再依托于原有的老乡关系，而是充分运用市场、制度以及建构性的社会关系融入城市。因此，其深层观念里，“老乡”已非其城市生活的必须，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寄托。在其未来的生活预期中，“返乡”虽是一个选项，却不再是唯一的选项，这在随遇而安的心态及走出村庄的选择上面也有突出表现。二是血缘观念也逐渐弱化。尽管家庭仍然是“农二代”青年的价值所依，但宽泛意义上的亲属关系观念逐渐弱化。主要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农二代”青年因长期生活在城市，其生活预期也是脱离村庄，对于维系村庄内的血缘关系丧失了热情。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农二代”青年不再将村庄视作其社会关系再生产、生活方式维系以及人生价值依归的场所，对他们而言，村庄与生俱来的共同体意义越来越不重要，他们是“脱域”的一代。
个体意识觉醒，焦虑和迷茫感蔓延
个体意识觉醒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现象，这在“农二代”青年群体身上表现尤甚。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农二代”青年在代际关系中获得了更为主动的地位，他们在就学、择业、择偶、定居等重大家庭决策方面，都获得了相对自主的选择权，而不再完全遵从父辈压力；他们在夫妻关系中，也往往更加平等独立。由于“农二代”青年与其父辈、祖辈的个体意识觉醒程度有差别，导致一些农村地区代际关系的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祖辈、父辈往往努力馈赠“农二代”青年，为其小家庭的顺利发展贡献力量；但“农二代”青年却并不一定遵循“反哺”逻辑，在家庭资源分配中更愿意倾向于小家庭的发展，而非用于赡养老年人。而夫妻之间个体意识的觉醒，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尤其是受跨省婚姻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农二代”青年的个体意识冲突更加显现，离婚率迅速上升。个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仅表现在家庭内部关系上，也体现在一系列的社会行为中。比如，“农二代”青年更加强调个体及家庭权益，更为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此外，就像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失衡一样，个体意识的觉醒，却没有相应的生长出责任意识，“农二代”对家庭的责任、对家乡村庄的责任也随着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式微而淡漠。因为“流动”频繁，个体和家庭之外没有归属的主体，在“农二代”身上我们似乎也很难看到社会责任和担当。
“农二代”青年处于快速变动的时代中，普遍具有焦虑感。从宏观上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处于历史性的变动过程中，“农二代”青年前所未有地融入到城市生产生活体系中；作为互联网一代，他们甚至深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成长、生活在“流动社会”的“农二代”，比其父辈体验了更多的“不确定”。因此，“农二代”青年工在思想意识上已完全融入到现代社会逻辑之中，社会生活充满异质性、不确定性、高风险性，且每一个个体都无法躲藏。但在实际状态中，绝大多数“农二代”青年处于社会下层，他们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机会少、资源少。绝大多数“农二代”青年都拥抱现代生活，都努力实现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成功者有之，但失败者更多。问题是，农村的社会关系已逐渐瓦解，对大多数“农二代”青年而言，“返乡”并非一个优先选项。在微观层面上，“农二代”青年受制于结构性制约，每一项家庭决策及人生选项，都显得较为困难，在他们身上弥漫着焦虑和迷茫。在结婚时，很多农村地区的“农二代”青年面临择偶难问题，高价彩礼现象已是诸多农村共同的社会问题，许多“农二代”青年及其父辈都焦虑于娶媳妇难；在儿女教育问题上，许多“农二代”青年焦虑于让子女做留守儿童留在家乡受教育，还是进城接受教育，甚至一些父母有更为“长远”的焦虑，到底是投资教育还是攒钱娶媳妇；在居住选择上，绝大多数“农二代”青年都面临返乡与进城，进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的矛盾。总体上，流动中的漂泊和迷茫是绝大多数“农二代”青年的共同心理体验，而想象中的乡村的静谧安定反而成为一种深层的心理向往，“乡愁”情绪在他们身上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
随遇而安和权宜心态
“农二代”青年群体基本上是在“流动”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其父辈大多有外出务工的经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曾是留守儿童，也同时是“流动儿童”——有些上过打工学校、有些寒暑假去城市生活过，有些甚至在父母的打工地出生并长大。因此，固守家乡、农民本色，已非其基本思想底色，多数“农二代”具有随遇而安的心态。首先，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上具有随遇而安的特征。事实上，绝大多数“农二代”青年群体已把离开村庄当作首选，很多年轻人结婚甚至把城里有一套新房当做前提。至于说选择在哪个城市定居，则与职业、家庭及生活机遇等密切相关。其次，“农二代”青年的职业前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农二代”青年群体的职业观念较强，但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其职业更换较为频繁。“农二代”青年群体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且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职业依赖性及忠诚度都不高。再加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门槛较低、发展空间也较为有限，故而基本上是“哪里好赚钱去哪里；什么工作赚钱做什么”。最后，“农二代”个体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轨迹很难归纳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在这个信息爆炸、价值观多元、剧烈变动的时代，“传统”农民所固有、坚守的一切已经被动摇了，“农二代”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与工作也不能像父辈那样“按部就班”的来，当被问及关于未来的规划时，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走一步看一步”。
与焦虑感并存的是权宜心态。新生农民既处于快速变动的时代中，他们的见识宽广、物质欲望强烈；“农二代”青年又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也无完善的社会保障，他们的不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比其祖辈更重。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使得其做相关决策时显得不够稳定、不够安全，总是有后顾之忧。因此，“农二代”青年的行为逻辑，具有极强的权宜性、策略性及投机性。比如，在择业过程中，其虽不乏职业观念，却无职业规划，而是哪里有钱哪里去；在居住选择上，也长期处于返乡与进城间的两难选择过程中。这种权宜心态，甚至助长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农二代”青年的“变现”意识较为明显，他们更急于掌握更多的可控资源，以回应现实需求。比如，为了进城，“农二代”青年更急于“盼拆迁”，盼土地流转，尽早将家庭不动产转化为现金。再如，权宜心态也是一些投机行为的深层的心理根源。根据笔者的调研，很多“农二代”青年在进城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寄希望于赚快钱、赚大钱，从而陷入各种传销、骗局等陷阱中。很多“农二代”青年甚至因此而不可自拔，最终失去了奋斗之心。
消费主义盛行，潜意识里以乡村为根
与父辈重积累、轻消费，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农村家庭积累财富相比，“农二代”青年重消费、轻积累，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身的消费需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新生代青年农民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主要表现是，一部分“农二代”青年生活的安顿、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再基于劳动生产过程，而是寄托于消费的快感以及欲望的实现过程中。会玩、敢花钱，是很多在城市务工的“农二代”青年的共同特质。现如今，消费主义早已进入农村，并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了消费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畸形风俗。比如，一些农村地区攀比之风盛行，房子越盖越高，没有条件也要借贷买车，吃不了那么多也要大摆筵席，为了彰显声势而大搞排场。乡间的市场秩序也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而发生了很大改变。如今，很多农村市场最大的产业是那些为满足新时代农民群体消费而设置的第三产业，如各种手机店、茶馆、网吧、婚礼公司、酒店等。反倒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市场，如农药化肥、农机农技，甚至于交通运输等，都成了“夕阳产业”。吃得好不好，穿得时不时髦，过得潇不潇洒，出手大不大方，做事有没有派头，有事多不多人帮衬，几乎成为判断“农二代”是否成功的标准。
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农二代”青年群体虽寄希望于进城，并看似对农村不关心，甚至不少人因现实压力而有将农村不动产变现的需求，但他们并不认为农村生活不好，反而都有强烈的乡村是根的潜在意识。细究而言，这种乡村是根的思想意识，一方面可以说是快速变动时代的心灵安慰，乡愁本质上是对处于“流动”状态的“农二代”青年群体的安慰剂。另一方面，也是对具有弹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反应。“农二代”青年群体并未真正放弃农村，他们的生活里面永远存在一个最为确定的选项：返乡。工作不顺时，想着大不了回乡种地；城市生活不易，想着大不了回乡过田园生活；城乡之间无法兼顾时，回乡团聚也是一个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二代”青年群体具有保护性，“农二代”青年可以继承家业，包括农村房屋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城市资本下乡受到严格限制。他们确定，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回乡。唯一的问题是，乡村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也不是消费主义的高地，在安顿“农二代”青年群体生活上，家乡客观上失去了物质支撑及价值赋予。
寄希望于未来，却在公共事务上“失语”
“农二代”青年群体虽存在一些消极思想，但总体上看，其积极的生活态度仍是主流，寄希望于未来是这个群体的总体特征。一方面，一些“农二代”青年群体对现实是不够满意的，也是存在迷茫的，父辈提供的生活路径和价值观，他们无法遵循；而新的生活路径和价值观，又未稳定，这导致他们处于不断的追寻、适应过程中，时有迷茫，甚至迷失。另一方面，“农二代”青年群体对现实的不满，恰恰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美好生活不再是他们父辈秉持农业社会逻辑而产生的小康，而是基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消费主义社会而产生的美好生活想象。某种意义上，对“农二代”青年群体而言，美好生活有一些基本的要件，如有稳定的工作、居所、社会保障，以及美满的家庭，也有一些更为抽象的追求，如生活的自由、舒适、幸福，甚至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等，都是其追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尽管有迷茫和焦虑，但也有希望。相较于父辈，“农二代”青年群体基本上接受了义务教育，甚至有更高学历，且有丰富的现代生活经验，他们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事实上共享着一套关于美好生活的意识形态，并接受同一套关于人生成功的标准。只不过，与那些出生在城市的同辈人相比，“农二代”的资源禀赋较差，他们在未来成功的道路上要付出更多。
“农二代”青年群体尽管在家庭内部掌握了较大的自主权，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有较为明确的个体意识，但是，在公共事务上，他们基本上是失语一代。多数“农二代”青年群体只是在受教育阶段短暂生活在村庄，基本上未曾参与过村庄公共生活；而成年之后，往往又在城市务工，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城市公共生活。这种特殊的社会化过程，导致其缺乏公共参与意识。再加上“农二代”青年群体对未来的生活预期基本上是离开村庄，导致其对村庄事务更是缺乏参与热情。在这个意义上，“农二代”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是不高的，他们的一些基本政治权利基本上被留守家里的父辈、甚至祖辈所代表。但是，客观上分析，“农二代”青年群体并不是没有参与意愿，亦非没有参与能力，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其参与渠道不够顺畅。比如，“农二代”青年群体的工作、生活都在城市，但他们对城市并无归属感；他们户籍在农村，对自己的村庄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权，但因不常驻于此，切身利益的感受不深，又无参与热情。最关键的是，他们最为关心的权益，如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因参与渠道有限，而选择沉默。尽管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人人都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发声，但我们看到的媒体中的“农二代”却多是专注于个人事务的形象。
归纳“农二代”的思想动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同上面所说，不仅他们自身是“失语”的，以上矛盾的归纳也是一种“失语”。“农二代”的迷茫和焦虑，乃至希望无不与这一背景有关。无论是物质欲望高涨还是个体主义觉醒，焦虑、迷茫与希望，甚或“不确定”的职业和未来，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不断地流变。尽管城乡二元是既定的结构和背景，但我们应避免在城乡二元的框架里刻画“农二代”的思想动态。因为许多“农二代”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已非“城”或者“乡”，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的生活轨迹是从“乡”到“城”然后从“城”到“乡”，“农二代”的生活轨迹是在城乡之间的另外一种路径。与城二代一样，“农二代”是在市场社会、流动社会和网络社会中成长和生活的同一代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也无不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农二代”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动态的典型表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社会变迁加剧，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种社会思潮也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加速传播，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动态专属性和易变性共存。“农二代”青年群体处于社会底层，对社会变迁的感触最为敏感，也较容易接受多元社会思潮。因此，让“农二代”群体有健康和积极向上的思想，既要注重正确引导各类思想传播，又要着力改善他们的发展环境，为其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
（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责编/姜成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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