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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扶贫攻坚战中的不良情绪

核心提示: 扶贫与脱贫互为对象性的价值结构间看似存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时性分水岭,实则是共时性的、相互支撑的有机价值整体。破解扶贫开发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和厌战情绪,应正确认识到当前扶贫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加快完善扶贫攻坚的制度机制和组织保障,加强对扶贫工作的评估和监督,还要以“精准扶贫”要求提高扶贫主体素质、营造扶贫文化,有效约束个体的不良行为与思想倾向。

【摘要】扶贫与脱贫互为对象性的价值结构间看似存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时性分水岭,实则是共时性的、相互支撑的有机价值整体。破解扶贫开发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和厌战情绪,应正确认识到当前扶贫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加快完善扶贫攻坚的制度机制和组织保障,加强对扶贫工作的评估和监督,还要以“精准扶贫”要求提高扶贫主体素质、营造扶贫文化,有效约束个体的不良行为与思想倾向。

【关键词】扶贫开发  急躁情绪  厌战情绪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扶贫工作不仅是推进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代目标的最终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事业转轨进入快车道,贫困发生率锐减。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无论是历时性比较,还是共时条件下的地缘比较,党和政府都可以自信地向广大人民群众交出这份漂亮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扶贫要“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扶贫攻坚是充分调配各级地方和各部门要素资源的联合作战,决胜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级机关部门都立下军令状,志在一鼓作气、最后攻关。在这种压力下,一些扶贫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惜采取“数字脱贫”等投机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急功近利情绪,另一方面也因为“数字脱贫”背后消极懒政的厌战情绪。扶贫事业关键在人,主观上能动作用的钝化,势必影响决胜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须克服不良情绪,稳扎稳打推进扶贫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扶贫中的急躁情绪

由于上级部门的政治压力和其他平行地区的压力,一些地区扶贫的急躁浮夸之风初露端倪。不同于以往争抢“贫困”帽子的现象,现在个别地方在脱贫速度上下功夫、动脑子。

扶贫中的急躁情绪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以追求政绩,将自上而下的责任分级细化传导演变成为扶贫进度自上而下依次加码,脱贫期限自上而下层层缩减。中央的扶贫规划是至2020年,按照既有标准,在农村贫困地区实现全面摘帽。但落实到地方,比如中央要求五年完成的任务,省级要求四年,再落实到县乡一级单位,或许就缩短为二到三年。按照如此“运动式”扶贫的行政逻辑来落实中央交代的工作,扶贫质量可想而知。二是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区的扶贫干部缺乏长远眼光,急功近利于时间短、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而忽视地区长久发展的需要。比如一些地方干部试图一蹴而就,简单粗暴地在贫困地区捐款捐物,以为暂时改善了这些地区当下的生活境况就能万事大吉。这种急躁冒进的行政逻辑所派生出的厌战情绪和懒政怠政,反而导致了扶贫对象“等、靠、要”的思维。三是欺上瞒下,主要就是“数字扶贫”。一些地方无大局意识,在脱贫数据上做虚假文章,贫困户便轻而易举地“被脱贫”。四是一些地方扶贫干部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泥淖,略过人民群众的实际意愿和现实诉求,越俎代庖,盲目追求脱贫速度,不考虑后果就“拍脑袋决策”,硬性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品种”,扶贫的真正效果令人怀疑。

扶贫中的厌战情绪

与急躁冒进情绪相对应的是部分党员干部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显露出来的倦怠厌战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因持续时间较长的扶贫驻村工作滋生出消极厌战情绪。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的工作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而是一场势在必得的持久战,是包含时间投入、精力消耗、经验累积和智慧挖掘等在内的价值系统形成与日臻完善的过程。扶贫攻坚战对作战人员的生理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较高要求,而扶贫效果不同于其他工作在刚展开之时有高回报率的工作成效,随着扶贫周期的拉长,扶贫工作日益进入瓶颈期,厌战情绪随之出现,这考验着扶贫工作者的耐力与毅力。

二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与深入,扶贫工作进入到“深水区与攻坚区”,难啃的“硬骨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扶贫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均正向攀升,这时容易滋生厌战畏难的情绪。

三是扶贫难度和强度的叠加攀升也会弱化扶贫工作者的信心,削减其积极性,这时会滋生厌战懈怠的情绪,甚至引发适得其反、违背党性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会出现“消极腐败”等不良作风。去年被通报的江西信丰事件便是如此,扶贫干部自认为工作辛苦、扶贫劳苦功高,便对扶贫资金动了念头,经有关部门调查,最终因吃拿卡要、雁过拔毛、抢占掠夺等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被依法查处。

化解不良情绪对开展扶贫工作的干扰需多措并举

充分认识和研判扶贫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我国的扶贫成效有目共睹,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规模仍很大。贫困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突出表现在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和财富占有量等重要指标的明显分化,这些差异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根除。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我国的贫困标准不同于且高于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且2020年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意味着贫困现象完全消失,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将依然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

加快完善扶贫攻坚的制度机制和组织保障。要克服扶贫工作中的急躁和厌战情绪,扭转由此而来的扶贫成效低下的情况,提振扶贫干部工作积极性与政策执行力,势必要基于新情况构建和完善扶贫攻坚制度机制。扶贫开发,要牢固树立从实践源头防贫治贫的认知和觉悟,攻关“造血式”扶贫开发路径,因地制宜地给老乡提供致富真经、培养老乡致富能力,而非授人以鱼式的一次性扶贫。扶贫工作要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整合规范施策方式与程序,强化综合施策,落实动态科学化管理。要做好摘帽后的持续性追踪考评工作,一旦发现有返贫情况,应即刻重新纳入扶贫对象。党员干部特别是扶贫主要责任人要发挥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切实发扬忠诚可靠、实事求是、以上率下的优良作风,不懈怠、不冒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扶贫工作。

加强对扶贫工作的评估和监督。扶贫工作成效的验收与评估过程,同时也是对扶贫干部工作态度和能力的验收与评估。有必要引入中立性质的第三方评估系统,确保扶贫工程项目实现高规格与高效益。具有中立属性的第三方评估系统的设置与引入可以直接由政府相关机构出面,按照市场化竞争机制,择优委托利益相对独立的、专门从事工程验收与评估的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多样化的考评方式,对考核指标实施客观严格的核验,以便把好扶贫工作的最后一关,优化增强社会和市场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强化社会监督,使建成和在建的扶贫项目效益更可靠。此外,扶贫工作的评估与监督指标还应当引入一些更加灵活且全面的考核指标,比如,可以将群众对扶贫成果的表态和意见等“软指标”纳入到扶贫成效的考核系统中来。

以“精准扶贫”要求提高扶贫主体素质,营造扶贫文化。扶贫干部身上出现的急躁冒进和消极厌战的情绪,其实也是扶贫干部对于“精准扶贫”认识不够到位、业务能力不足、业务水平低下的体现。一方面,克服急躁厌战的情绪,需要发挥制度的约束力,以提高行政主体的业务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营造踏实、严谨、务实的执行文化,培育一支奉行严实作风的务实、勤政、廉洁的工作队伍,加强扶贫责任主体与扶贫对象之间的联系,优化工作方式。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营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平心静气地做实、抠细各项扶贫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扶贫干部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赵馨姝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7年8月31日。

责编/贾娜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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