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储备力量，其思想状况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城市青年白领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伴随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而发生的职业结构的巨大转变，为城市青年白领群体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白领人员主体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迅速增加，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成长最快的职业群体。当代中国的城市青年白领主要由“80后”和“90后”构成，而最能代表这一群体特征的，是他们的思想状况或精神风貌。一个群体的思想状况或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这一群体的所思所想，体现了这一群体的追求和目标，构成了他们现实和未来行动的基本动力。
婚恋观：开放和包容
婚姻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永恒、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婚恋观是价值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重要体现，呈现了人们对于婚姻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对爱情的基本观点、对各种婚姻形式的看法等内容，是一种附着于文化模式与社会规范下的观念。传统社会中有诸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主外，女主内”“先成家，后立业”等婚恋观念，但在当代城市青年白领群体中，这些观念已不再具有约束力，丁克、试婚、不婚、同性恋等行为已被越来越普遍地接纳。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系统数据，在青年白领群体中，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的占48.3%，远远超出持其他态度的比例；对“夫妻应该均等分担家务”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的占75.8%，对同性恋行为持宽容态度的占42.3%。以上数据表明，在婚恋观的一些热点问题上，城市青年白领群体对于婚姻家庭以及男女性别角色的观念与传统思想呈现出很大差别，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职业观：务实和理性
城市青年白领作为以工薪谋生的群体，其职业观构成了其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改革开放后，原有的身份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日渐清晰，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体，身份体制对个人身份的框定和束缚变得松散，社会流动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重塑身份的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职业和经济利益越来越依赖于市场而不是国家。市场行为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主体间按照形式上的平等和公平原则自愿达成合约，这便为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白领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根据CGSS近年来的数据，青年白领在工作中最看重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高收入、有保障、社会声望和尊重、满足个人兴趣、发挥个人才智和有成就感等。由此可以看到，城市青年白领在进行职业选择时目标比较明确，高收入是大部分青年白领追求的首要目标。这说明，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下理性的个人，城市青年白领的择业观念更趋踏实务实，在权衡成本和收益后会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收入往往代表对知识技能的更高要求及职业本身的更高质量，对于拥有专业技能的白领来说，谋求一份高收入职业既是生活稳定的需要，也是自我实现的标志。
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化与矛盾化
城市青年白领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位置，他们不用为生计所迫，但也不是那种拥有丰富权力和财富资本的政治经济精英。然而，在一个剧烈变迁的社会中，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客观层面的社会事实，而且往往还取决于这个群体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和判断。当前，部分青年白领群体对自身阶层地位认同度较低，并具有向下偏移的倾向，这和他们的客观处境密切相关。青年白领大多初出茅庐、工作时间尚短，与在社会上打拼多年的其他中间阶层成员相比，客观收入和财富积累相对薄弱、社会资本相对欠缺、社会关系网络稀少、组织经营能力不足，在一个分化剧烈的社会，很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感到忧虑。
在大小城市选择上徘徊不定的困境，也是造成青年白领认同矛盾的原因之一。大城市医疗资源丰富、教育水平高、有发达的经济体和繁荣的文化生活，为青年白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但相应地，房价不断攀升、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使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宜居指数日趋下降。相较而言，小城市虽规避了大城市的“城市病”，但发展程度低、人口规模有限、异质性程度低，因而就业易受到熟人化城市人情关系的束缚，白领们的资源获取渠道也受到挤压。同时，小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就业选择有限，适合青年白领专业人才的IT、金融、国际贸易、影视传媒等行业尚未发展成熟，这使得青年白领在选择小城市后可能面临无业可就的境地。
除了相对剥夺感和工作区域的选择困境外，户籍也是青年白领存在地位认同偏差的重要原因。当下，许多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白领并没有取得当地户籍，特别在北上广一线城市，无当地户籍的比例越来越高。青年白领们在城市中工作、奉献和生活，虽在创造财富的能力方面得到了城市的认可，但户籍身份仍属于来源地，在争取制度身份认可的过程中，甚至也和其他底层移民一样面临着不被制度接纳的社会境遇，也常常遭遇种种门槛和限制。所以，未能获得本地户籍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隐藏风险，也会使得青年白领对自身的阶层地位认知产生向下偏移的倾向。
政治意愿表达：网络化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青年白领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民主权利意识强，对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国内外社会问题有较高的关注，对时事热点也总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但必须注意到，当今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白领青年们的政治参与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网络化特征。201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网民结构年轻化，以10—39岁群体为主体，占整体的72.1%。除了大学生群体外，青年白领是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表达思想和诉求意愿的集散地，以及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调查显示，86.0%的青年白领以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方式，他们习惯以网络为媒介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主要通过互联网发表评论、进行讨论、表达政治意愿与主张，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利。
然而，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和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为青年白领群体理性筛选社会信息、甄别网络话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当针对某些社会上焦点问题政府说法和网上传言不同时，只有52.3%的青年白领愿意相信政府的说法，这表明网络中海量的异质信息打破了政府主流媒介的一致性，导致青年群体对政府决策信任度的降低。因此，如何正确引导，进而帮助青年群体在网络表达中形成正确政治观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指出，要“强化网上思想引领。把互联网作为开展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团结、带动和壮大网上积极力量，大力开展正面宣传，实施‘青年好声音’网络文化活动，增强网络正能量，消解网络负能量”。
作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青年白领群体既务实又有国家社会情怀，他们既容易接受新观念，又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对自身境遇产生迷茫和困惑。因此，及时关注城市青年白领的思想状况，了解他们的追求和利益，引导其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其创造公平有序的生活工作环境，使其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是当前社会的重大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贾舞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宋柏：《对白领焦虑症的社会学思考》，《青年时代》，2017年第34期。
责编/周素丽 张忠华（见习）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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