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本质上，霸凌主义超越了一般贸易摩擦的范畴，是一种政治性霸权主义。应对霸凌主义，不能简单运用成本-收益的经济逻辑去思考，还应按照政治竞争的逻辑去分析。这种斗争不是简单的一时利益之争，而是国家维护发展权利的意志之争，其目标是塑造一种公平的交往模式，而不能是强者通吃的主-从模式。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霸凌主义 政治性霸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识码】A
特朗普政府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不顾国际规则与承诺，空前频繁地挥舞经济大棒对众多国家进行打压，包括对与目标国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实施域外经济制裁，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霸凌主义的广泛批评。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霸凌主义不是简单的市场扩张，更是发达国家转嫁内部危机、打压他国的常用方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这一方式的长期受害者。
霸凌主义的本质是政治性霸权主义
认清霸凌主义的本质是有效应对的必要前提。表面上看，霸凌主义主要涉及经贸领域，但其实质已超越了一般的经贸纠纷，而是一种政治性霸权主义。如果是一般的经贸纠纷，双方基于国际规则共识和成本收益的经济理性，最后会相互妥协，各让一步。但作为一种政治霸权主义，霸凌主义无视国际规则和利益平衡原则，遵循的是权力政治逻辑和丛林原则，追求强者通吃，并尽可能限制竞争对手，直至权力的尽头。与传统霸权方式相比，当前霸凌主义具有一定的和平欺骗性，它将霸权动机伪装成一个纯粹经济技术性问题，其成本和风险比战争低。与传统外交交涉相比，又具有更大的实质性影响。
因此，应对霸凌主义，不能简单运用成本-收益的经济逻辑进行思考，而应该按照政治竞争的逻辑去分析，即最终看谁能够在意志的较量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其中不仅包含可计算的经济技术因素，还包括难以计算的心理因素。从战后历史来看，美国在绝大多数战争中的损失都小于对手，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赢得了所有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即使在美国能够赢得所有战斗胜利的情况下，也难以轻言胜利，比如阿富汗战争。而对于弱国来讲，几乎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以比对手大得多的代价换来的，比如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按照纯粹的成本-收益的经济逻辑，这些胜利不仅不可能取得，甚至连想都不要想。
霸凌主义是发展中国家成长必经的烦扰
从历史来看，虽然很多国家都可能成为大国霸凌的对象，但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遭受的霸凌更普遍、更频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霸凌主义是发展中国家成长过程必经的烦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必然会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而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中心霸权国家力图阻止的。在军事手段受到越来越多制约的情况下，霸凌主义就成为其常用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西方传统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但要真正维护民族独立、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建立和完善现代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技术水平。自此以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外部障碍已不再是西方传统的殖民主义，而是其主导建立的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政策。当然，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援助，但大多附加有政治条件，并随时可以根据政治需要中断这种援助，甚至施加经济制裁。一旦某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就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集体遏制的对象。这就像寡头垄断行为一样，虽然寡头之间存在竞争，但在排斥新进入者方面有共同利益。
其实美国和德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曾遭受过英国和法国等先发国家的霸凌。面对英法的开放压力，美德作为后发国家意识到，完全对等的自由贸易只会使这些先发国家的优势合法化和长期化，而美德等后发国家将逐渐陷入依附式的贫困状态之中。一旦发生冲突，先发国家还拥有更多资源可投入战争。因此，对后发国家而言，财富重要，但生产财富的能力更重要。一个拥有现代工业的国家不仅将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机制，还能够拥有更多的资源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后发国家要发展新的工业，必然会面临自身的先天不足，比如技术和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和排斥等困境。只有借助国家贸易壁垒的保护，后发国家才可能建立起现代工业。只有当本国的工业水平达到与发达国家同等程度的时候，或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像实现了统一后的各州或省一样，彻底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才能实行真正的自由贸易。
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而政治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工业化的逐步普及，则使如何平衡各国的发展权利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早在100多年前英国仍处于权力巅峰之时，其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意识到，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进入到一个相互影响的封闭体系之中。任何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都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强烈的反响，导致其中薄弱部分被摧毁。如果允许一国实行商业“渗透”，将导致普遍的伤痛；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和工业专门化，将“使一些国家感到它们被降抑到劈柴担水的地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整个世界一旦失序，就意味着任何可作为秩序恢复之支点的国家基础都不复存在。”面对美国、德国等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追赶，他承认，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自己被夺取高科技工业的份额。但这些工业紧密连结，它们只有彼此平衡才能发展。为使各国满意，必须设法保障国家发展机会的某种平等。
作为曾经遭受霸凌的国家，美国应该能够理解其他国家推进产业升级的动机，也能体会他们遭受霸凌的感受。但事实显然相反，美国依然从其狭隘的霸权利益出发，将其他国家的发展视为对本国产业乃至霸权的挑战。为此，美国甚至不惜违背其主导建立并从中极大受益的国际机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他们希望通过产业升级逐步实现富强，如果继续以一种狭隘的霸权主义方式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严重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进而是和平赤字。
反对霸凌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考验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崛起不仅面临经济技术方面的制约，还面临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面对中心发达大国的霸凌，发展中国家既要坚决维护国家的发展权利，又要妥善处理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第一，坚持反对霸凌主义的底线原则。反对霸凌主义不能走上全面对抗的道路。作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指出，作为对外国市场不公平限制的报复，可以施加关税，但仅仅是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的手段。报复本身的害处大于好处。反对霸凌主义不能导致客观上的闭关锁国。霸凌主义的前提是依赖，鉴于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差距，早期激进的依附理论学者曾据此提出“脱钩”对策。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也是行不通的。任何国家离开了国际资源和市场，搞闭关锁国，只会招致自我失败。
第二，反对霸凌主义的具体思路：是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和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和机制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成员提供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应对霸凌主义提供了制度武器和舆论道义资源。与此同时，需要根据形势适时推进国际体系和机制的民主化改革，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提供更公平的制度保障。美国之所以敢于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肆意霸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霸权以及美国在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制度性霸权。
坚持“内线分化”与“外线牵制”相结合。国际分工的复杂化必然加剧国内利益的多元化。在缺乏明显外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多党竞争体制国家的政策往往更容易受到政治活跃的少数群体的影响。这种活跃群体是动态变化的，其关键取决于这些群体所感知到的利益威胁或收益机会。在避免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对这些群体利益采取“点穴式”的精准打击，可以起到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性效果。从长远来讲，应继续扩大与这些国家的相互投资和经贸交往，以营造友好的地区政治基础或必要时的博弈筹码；“外线牵制”则是与所有现实和潜在的受害者合作，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牵制霸凌国家。虽然一些国家基于现实考虑并不愿意公开地一致反对，但并不妨碍客观上的行动牵制。因为霸凌主义侵犯的不仅是某个具体国家的权益，更是攸关每个国家权益的普遍原则。
强化自主创新与扩大对外开放并举。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和崛起，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各界一直没有就此达成足够强烈的普遍共识，由此导致了行动上的滞后。加强未来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已刻不容缓。在此基础上，中国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从长远看，中美贸易之争，不在于一时一地之得失，而在于谁最终更能吸引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正如树的成长一样，如果根系发达，就能从广阔的土壤中获得营养和水分，外部的风暴顶多只会破坏一点枝叶。据此，中国应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更主动为全球资本和技术提供更加开放的环境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营造和巩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今天的世界市场，生产要素的流动更为便捷。谁赢得了这些要素的“芳心”，谁就会赢得贸易战的胜利，从而赢得国家发展的未来。
中国近代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开放不行；而拉美发展教训也告诉我们，要使这种开放符合本国发展战略需要和节奏，而不是完全被资本所主导。否则，就会走上依附式发展道路而难以摆脱霸凌主义的威胁。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ZDA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②【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③【英】哈·麦金德著、王鼎杰译：《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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