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收缩”并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反常现象，而是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新趋势
德国学者菲利普·奥斯瓦尔特在《收缩的城市》中试着对“收缩城市”进行了定义：一是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稀缺性和分散性；二是持续经济增长的终结以及人口流失，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逐渐离开、就业率下降以及商业贸易萎缩；三是“收缩城市”现象具有时间性，会在相对较小的规模上保持稳定；四是尽管“收缩城市”的中心区域逐渐废弃，但是周边区域仍然具有再次扩张的潜力。
可见，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收缩”有三个标准，即曾经辉煌过、正在经历人口的流失、支撑城市经济的核心产业出现衰退。按照这一标准，其实全球不少城市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收缩”的现实。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使得地方性的经济中心发生空间位移，资本、劳动力、商业贸易也随之迁移。同时，互联网技术使得企业对于地方性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小，不再需要像老工业基地那样进行集中以形成规模聚集效应。因而，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收缩”本质上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无法支撑新增业务空间，交通和资源对区位的影响力下降，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搬离、人口迁出。“城市收缩”实际上是城市失去增长动能的综合表现，它更为直观地展现了城市发展进程，是与城市增长、平稳发展和复兴相连接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似乎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又无可阻挡。
不过，在奥斯瓦尔特看来，“收缩”不等于“衰败”，而是适度的调整。这意味“城市收缩”并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反常现象，而是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新趋势。英国的曼彻斯特—利物浦工业区、美国的底特律、俄罗斯的伊万诺沃以及日本北海道等都经历着“城市收缩”，并表现出三种模式：一种是欧洲国家的“城市收缩”模式，以德国为例，德国西部城市的繁荣扩张和东部城市的停滞衰退形成对比，东西部差异促使资源和人口向更具发展潜力的城市转移；一种是北美国家的“城市收缩”模式，尤其是由于资源型城市的就业结构极大依赖于本地市场，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产业衰退和人口流失现象，单一产业结构无法支持商业贸易发展，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下降；一种是东亚国家的“城市收缩”模式，以日本为例，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小城市人口“收缩”。
不少西方城市经历着城市扩张和人口减少并存的态势，相较而言，中国的“城市收缩”却有不同的内涵
一般认为，“收缩城市”的产生可能有如下原因：一是经济和产业转型引起的“结构性收缩”，这是很多“收缩城市”的共有特点，即城市经济结构无法适应和匹配全球化生产体系，不仅无法融入其中，而且呈现出边缘化趋势；二是“城市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即城市发展经历从中心聚集向外围分散的阶段，城市人口及工商业逐渐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下降；三是因城市人口自然减少所引起的“自然收缩”，主要是人口外迁及老龄化导致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建筑、土地、居住单元以及商业空间出现过度供给，进而导致城市活力不足和消费力下降；四是权力空间转移所引起的“政策性收缩”，即由于政府盲目无序地规划与建造“新城”“新区”，使得“老城区”停止增长并出现“萎缩”。
中国的“城市收缩”并不是表现在空间上的“不再长大”和人口的逐渐减少，而是表现出了两种看似矛盾的景象，即：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进而导致空间上的“摊大饼”式扩张；另一方面出现了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与城市人口流失。
虽然不少西方城市同样经历着城市扩张和人口减少并存的态势，如英国的利物浦和德国的莱比锡，但相较而言，中国的“城市收缩”却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是在发达工业体系建立且基本实现城市化之后出现的颓势或衰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长期以来的增长主义价值观的“修正”，进而转向关注城市存量空间的环境改善。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收缩”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共同生成的，即：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及生产方式变革，商贸、产业与创新中心以市场化逻辑进行着自由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在主导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将公共资源集中于“规模大、见效快、收益高”的区域。可以说，中国的“收缩城市”更多是在产业、劳动力转移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双重压力下造成的，进而产生空间扩张与人口收缩的双重景象。
城市发展的精简主义策略可以为“收缩城市”的复兴提供借鉴
相较于欧美“铁锈地带”的“城市收缩”，中国“城市收缩”的程度可能还并不需要特别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收缩”并非“增长”的反面，而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扩张与紧缩趋势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精简主义策略可以为“收缩城市”的复兴提供借鉴。
通常，收缩城市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更新策略”：一是“再增长”模式，即将吸引人口作为解决城市衰败的关键，规划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如建设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博物馆和商业办公楼。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城市“热闹”不等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或经济产业“复活”，反而可能加重城市政府财政负担。二是“精明收缩”模式，即在规划上首先将自身定位为“较小的城市”，科学、合理、适度地进行整体规划，避免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我们认为，这种“精明收缩”模式为政府重新审视“收缩城市”提供了一种思路。
具体而言，首先，要转变传统增长主义的价值观，认识到“城市收缩”是正常的、“非病态”的现象。其次，提高城市建设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合理布局城市空间，“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形式。再次，对城市无序蔓延进行适度限制，尤其是在重大工程项目的规划上进行管控。最后，重新审视和制定符合“收缩城市”的规划方案，设计符合产业需求的空间格局，减少城市边缘的无序发展。对老旧城市中心区域进行改造，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将“量”上的收缩转变为“质”上的提升。
在更深的层面上，“收缩城市”对当前的城市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部分城市的“收缩”是重塑城市发展类型的契机。城市政府需要重新回到对城市规模的理性认知，顺势而为而非逆势扩张，合理统筹人地关系，减少因抵抗“城市收缩”而产生的各种资源浪费。“城市收缩”也为我们开启了未来中国城市形态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城市在规模上并不庞大、人口上并不众多，但在城市环境上更宜居、更亲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且与繁忙的大都市形成鲜明对比，而相应的城市规划方案和空间设计需要为迎接它的到来做好准备。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俊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编号：13&ZD04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编号：15ZDA04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德]菲利普·奥斯瓦尔特著、胡恒等译：《收缩的城市》，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编/孙渴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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