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歧途难辨，失去了发展起来的机会——
中国需要自己的话语权，对一些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事，而有些人则认为没有必要，且无可能。“无必要者”“无可能者”认为，连“话语”（discourse）这个词本身都是西方来的，还谈什么自己的话语权；何况西方社会科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中国要搞现代化就绕不开西方社会科学即西方话语权，怎么可能建构自己的话语权？这些说法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既没有明白什么是“话语权”，也不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立义所在。因此，有必要弄清“话语权”到底是什么。
有人认为中国没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话语权，这种认识层次太表面化了
简单地说，话语权是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现实的历史叙事而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力，“话语权”是一种“软权力”。理解话语权含义的前提是认识什么是社会科学。在我看来，社会科学是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可以通过国家的财富权力而拓展成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共同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正是以自己的硬实力而将产生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叙事普遍化，将自己的“赢了”，论述为“对了”，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与此相对照，过去一百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界，一些人的世界观、认识论是：将自己的“输了”，自证为“错了”，因此必须学习、接受“老师”的学说，世界因此而成为“一言堂”，世界上只有一本“通用教科书”，一个“标准答案”。当然，西方社会科学确实提供了今天人们赖以思考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比如阶级、政党、民主等概念，乃至作为学说体系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没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个认识层次太表面化了。
第一，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开放性、包容性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政治学方法论上的阶级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帝国主义论，经济学上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主义学派等，凡是能揭示世界真相的学说都值得汲取。
第二，在汲取有益成果时，我们必须清晰西方社会科学赖以存续的本体论、目的论是什么，这些才是理解话语权生命力、话语权的价值的根本所在。西方社会科学无疑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其中有我们必须重视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历史社会学等，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立论于个体主义，服务于资本权力，从新古典经济学到自由民主政治学，莫不如此。比如，二战后的西方政治学深受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的基本假设影响，形成了理性选择主义范式一支独大的局面，主要是围绕个体利益而展开的历史叙事。
对西方社会科学稍有了解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否定这一本体论和目的论。当我们说建构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权的时候，是指建构不同于从个体主义出发并致力于资本权力至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基础之上的，是对西方政治史的一种历史叙事。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市场经济——社会分层——资本权力主导——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体性即寡头政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化之后，资本权力“脱嵌”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保障资本权力的政治制度无疑是代议制民主，二战后被诠释为自由主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