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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感人,方能温润心灵

——中国电影的长久发展之道

核心提示: 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任重而道远。中国电影创作者应当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传递向善向上的中国价值观,使我们的电影作品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以独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摘要】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任重而道远。中国电影创作者应当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传递向善向上的中国价值观,使我们的电影作品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以独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关键词】电影美学 影视文化 情理交融 【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标识码】A

电影创作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以独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随着我国在电影领域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以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外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意愿日益强烈。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受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长期对我国妖魔化宣传的影响,以及我们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被动和偏差,国外许多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还十分有限,甚至存在一些误读。再加上电影的标签化现象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使得一部分西方青少年仅仅知道中国有长城,有“会功夫的熊猫”,还有一个孔子学院,而对于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他们却像雾里看花,模糊不清。

造成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不利和产生误读的原因,与我们的电影创作滞后和创新能力不强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的电影创作者长期以来没有彻底摆脱“主题先行论”和“题材决定论”的观念影响,创作生产的文艺作品带有明显的功利意识和宣传色彩,总是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以情动人”,缺少一定的美学价值取向,造成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个别电影艺术家盲目以洋为尊、以洋为美,抑或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以西方的审美尺度剪裁自己的作品;抑或模仿一些极端的创作方法,揭露社会阴暗面、描写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和丑陋行径以博人眼球。虽然有些这样的作品在国外获奖,但却对中华优秀文化和国人的文化心理造成了伤害。有的电影创作者在走出国门对外交流时,甚至美丑不分、善恶不辨,以低级趣味嘲笑弱势群体的不当方式来取悦观众,受到国外民众的鄙视。

中国电影的长久发展,需要遵循中华传统美学理念,弘扬时代精神,传递真善美的思想和向善向上的中国价值观。在创作手法上,要追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中华美学风范,使我们的电影作品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以独特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鼓舞人。

中国故事要表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顺天理、合民意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予谓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二者均道出了文艺作品最本质的功能不是用大道理教育人,而是要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凡是深受国外民众喜爱和广为流传的中国电影作品,都是充满人间真情,表现大爱、大善和正义的生动故事。当然,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具有永恒魅力的优秀作品,依靠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要具有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如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所言:“一个作品,不仅仅要写出事件人物和他的故事,还要对事件思索,发掘出事件背后的深刻含义。”

凡是能够经久流传的文艺作品,都会在演绎人间真情故事的同时展现出理性的光芒。中国电影美学中所言之“理”,不是“高台教化”讲道理,而是动人情节的本身所蕴含的一种正道——天理、公理和情理。天理是不可违背的法则,公理是社会公认的规矩,情理则是世道人心。好故事要合情合理,更要情理交融。正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讴歌杜丽娘和柳梦梅至死不渝之爱情的同时,也对“灭人欲”的封建理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中国故事要表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其最本质的“理”是顺天理、合民意,是大道自然、天人合一,而不应是鲁迅先生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中国电影要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谈“情”说“理”的最终目的,是要探讨如何面对世界、面向未来,通过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等美学精神与人类文化相融合。实现这个艺术理想最关键的,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融入世界文化的“十六字箴言”,精辟概括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尊重差异,如何以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世界文化,推动人类文明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值得深思的是,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向我们敞开怀抱之时,我们的电影艺术水平还有待提升。在西方无孔不入的电影文化渗透和强势来袭的文化贸易竞争中,一些人还存在着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两种倾向。当西方的文艺创作生产者和文化产业公司拿去了我们的故事和素材,制作出了文化产品销往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在效美哈韩、娱乐至上,生产出了不少文化垃圾。美国迪斯尼公司用我们南北朝时期的民歌《木兰辞》(在音乐文学分类中也叫故事歌)制作成卡通片,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喜爱,收获了出乎意料的经济回报。而与此同时,在我们的传媒语境中却出现了恶搞花木兰的多个版本。

为什么外国人能够从短短的60多句、仅300余字的民间故事歌里看到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孝”,看到了她女扮男装征战疆场的“勇”,看到了她立下战功而辞官不做的“美”和“善”,而我们的一些网民却在津津乐道地谈论为什么那些与花木兰并肩作战十二载的男人们,竟然没有发现她是女人?对于那些藐视经典、消解崇高、歪曲现实、丑化英雄的不良风气,我们绝不可以熟视无睹,并且要花大气力进行价值引领。否则,在世界文化大发展的格局中,我们只能看着别人的美,而讲不好中国自己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任重而道远。文艺工作者要坚守艺术理想,将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远大追求,让目光再广阔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向进发,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参考文献】

①虞吉:《中国电影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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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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