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弃儒就贾”的风气日益显著，个体生活的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商业文明使平民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多元，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商人在平民文学和世俗文化中的形象和影响也趋于正面化，为弃儒就贾、士商相混的明代社会作了生动的注脚。
【关键词】明代社会 弃儒就贾 平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明代社会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
在明代嘉靖年间进士张瀚的《松窗梦语》中，有一篇《商贾纪》，记录了当时商贾熙熙攘攘地奔走于都市大邑、山陬海域的活跃景象。这篇文章的新异之处，就是用前人少有的宏阔视角，将明代中后期南北商贾、西北互市、东南海市等几大块商业活动尽揽于内，总言商贾于天下百姓、朝廷税收之利：“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
同古代圣王“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贵农贱商”不同，张瀚赞美远方异域的商贾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将非中国所有的山海宝藏汇聚到京师，使之成为天下饶富的大都市。人们以所多易所鲜，带来货物的周流和生活的富足。在《松窗梦语》中，张瀚还讲述了他的祖先因家道中落而经商致富的故事：“毅菴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渰入室，所酿酒尽败，每夜出倾败酒濯瓮。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
依靠祖上的因商致富，读书人有了从新业儒的物质保障，进而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张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对商业、商贾的态度自然与前代的圣人之徒大相径庭。在明代，像张瀚这样出身商人家庭的文人士大夫有很多。著名者如文学家李梦阳（1473—1529）、汪道昆（1525—1593），理学家王良（1483—1541）、李贽（1527—1602）以及顾宪成（1550—1612）、顾允成（1554—1607）等。
余英时先生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一文中指出，“约在十六世纪开始，就流行一种‘弃儒就贾’的趋势，而且渐渐地这种风气愈来愈明显”“到十六世纪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流传着“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表现了明代人新的择业观念。商业利润把读书人推向商贾之途，同时，科举之途的拥塞，也把士子们挤下了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所谓近世社会，就是个体生活的需求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从功利的而非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观念看待个人的职业选择，使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如明代文学家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中就记录了商人孙某七十大寿时，“里之往为寿者，皆贤士大夫也”的情形。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阶层中，商人曾被视为四民之末。如汉高祖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朱元璋也一度下令，“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并明确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皆以禁止人民的自由择业和自由迁徙来维持政权的稳定。
但是，这种情形在明代中后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民间经济活力的日渐焕发，士人大都对商贾职业表现出尊重和回护的立场。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就赞同“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可见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王阳明这位大儒的肯定。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李梦阳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贽在《焚书》中亦为商贾辩护，“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认为商人的财富是历经艰辛、付出辛苦而得来的，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说道，“凡居官者之理繁治剧，学道者之读书穷理，农工商贾之任劳即勤”，把官员、学者与农、工、商均视为社会主流人群，并列对举，认为商贾和做官、学道、农工都同样是社会职业，显示了重视商贾和商业的明人心态。汪道昆认为：“大江以南，新安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量贾何负闳儒？”清人沈垚（1798—1840）在此意见之上，更声言：“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这样出于商贾的骄傲与昂扬，是其他的封建时代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那些淤塞在科举之途的生员、屡败于场屋的举子开始涉足商贾，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
商业文明使平民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日益活跃
明代王士性《广志绎》中记载的杭州城百姓的生活方式可谓农耕文明中的别样存在：“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殽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可见，商业文明带来了不重储蓄、优游自适的生活方式，平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起来。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原为汴京遗俗。瞿宗吉《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风俗与杭州基本无异。如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为杭州异事，或是近世的拟作。
瞿宗吉就是《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他记述的明初汴梁说书的情形，像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均是市井说书故事，由明代的书坊出版，例如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的“三言”等。这些民间故事得以出版，是因为消遣化的读物在市民受众中变得有利可图，这也为士人弃儒从商提供了一条途径。在福建、南京、杭州等地，书坊主雇佣文人出产了大量通俗读物。明人叶盛（1420—1474）的《水东日记》就记载了当时通俗小说读物广受欢迎的情形：“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有官者不以禁，社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
叶盛所录的各种各样的小说杂书，正是当时平民文化兴盛的现实反映，同时也折射出朴野而有道德教化的人文价值。冯梦龙、凌濛初等一批弃儒就商的文人进入书坊之后，着重提升了平民文化的道德训诫内涵，使之向经史读物看齐。冯梦龙将他为书坊编辑的120篇白话短篇小说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说要用小说来“喻世”“警世”“醒世”，而小说经他的手改编整理，就成了“明言”“通言”“恒言”，价值和意义大为提升，丰富了市民阶层的精神生活。
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商人在平民文学和世俗文化中的形象和影响趋于正面化
明代平民文化兴盛的主要标志是大量类书与通俗读物的出版传播，这些都和弃儒就商的文人有直接联系。日用类书、童蒙读物、儒家经典及科举读物、医药类书、小说戏曲读物等几大类图书的大量出版，明代传奇的兴盛以及大量民间曲本的存在均表明：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
在明代通俗文化中，小说戏曲中的主人公有很多都由帝王将相、读书人变成了商人。在文言小说里，唐宋传奇中常见的才子佳人故事也变了成分。商贾取得文士，成了文采风流、重情重义的才子。在当时，以冯梦龙（1574—1646）与凌濛初（1580—1644）所编的“三言”与“二拍”最为出名。在两百个故事中，起码有七十个故事是取材于商人，这些故事充分反映了当时越来越多人弃儒就贾的事实。《喻世明言》的一则故事引用了“一品官，二品贾”的新谚语；凌濛初的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写道：“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者。”这段文字被历史学家多次引用，以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大为提高。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如吕大郎、文若虚、程宰、程元玉等，有很多都相貌俊美、衣着时尚、品味不俗。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里的文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程宰是一个流落边塞的俗商，却得到了海神的眷顾，有数载人神姻缘，依靠海神的指导把握商机、发家致富。《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商人程元玉“禀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全然一副重情义、讲信义，具有儒雅风度的商人形象。
更多作品从理解、同情商贾的角度，叙写他们的人生遭际和坎坷不幸。《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逢》引用长诗写商人的辛劳：“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为商的苦处：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赀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
在当时的话本小说中，还有一些作品用形象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说明弃儒就商乃是诚实有尊严的人生选择。例如“三言”中《张孝基陈留认舅》，借一位退休尚书之口道出“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的人生哲理。多少读书人枉担了读书的虚名，不去务本营生，戴顶角巾，穿领长衣，自以为上等之人，习成一身轻薄，稼穑艰难，全然不知。可见相对于等级意识，他们更为看重人的品德与生计，商贾得以和农工并列，也表现出当时经济意识的进步。
与此同时，在戏曲小说世界中，人们对商人地位的评价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的《赠芝麻识破假形》中，内心受到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的蒋生，担心自己的商人身份配不上出身仕宦人家的马小姐。但马小姐之父马小卿却坦然道：“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一改仕宦瞧不起工商的传统心理，亦见仕商联姻已成为时俗。《初刻》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中的杨氏见侄儿王生已经长大，应当去做一番有价值的事业，即劝王生道：“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侄儿听罢也很高兴，欣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从杨氏侄儿的前途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行商在人们心中已成“正经”之道与“本等”。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也说：“士农工商各修职业，无非接济衣食居室之利，尽伦理教化之常，缺一不可。”
平民文化的兴起促使与文学创作和消费的相关因素出现各种变化，如作品流通途径商业化、作品审美世俗化、消费对象市民化、文人创作功利化等，这些变化与弃儒就贾的趋势相伴而生、互为因果。平民文化的欣赏者是普通大众，通常难登大雅之堂。而随着弃儒就贾之风的兴起，以及文士、商人与其他市民阶层的交流与融合，“雅文化”也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倾向，使得平民文化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但诗歌、文章、散曲等高雅文学染上了世俗气息，就连小说戏曲、唱本、鼓词、山歌等形式的文化产品也都纷纷受到重视，从而兴盛一时。
明初诗人张羽以“商船无数绕青山”来歌咏商业的繁荣。嘉靖初年，李梦阳为很多商人撰写墓志铭，他还曾说出了一句成为明代文学思潮标志性口号的话：“真诗乃在民间。”这般的俗情俗境，正为弃儒就贾、士商相混的明代社会风气作了生动的注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校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1803002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明]张瀚：《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②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明]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④[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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