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类型
经济转型主要指一地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的深层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质的变化的重要途径。纵观人类历史的主要经济转型类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催生的大规模经济转型，此类转型影响面广、一般波及全球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受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第二类则是偏向于人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规划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新的或调整既有产业发展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当旧有经济发展轨道不能实现优质经济增长、生产要素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时，经济转型就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如果我们把第一类经济转型视为由市场、技术力量主导并推动的，那么第二种则可视为由政府及行政力量主导并推动的经济转型。后者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转型类型，发生频率相对而言更高。可见，行政力量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旧有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惯性、陷入困境的时候，市场机制在推动经济转型阶段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相对有限，此时需要行政力量有效干预并引导，这也就是第二类经济转型。此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另一只手”，要有效发挥自身的引导和规制作用。政府是否了解产业、是否贴近市场与企业，将成为经济转型顺利与否的关键影响因素。以“亲、清”为主要原则的新型政商关系可成为促进经济与产业转型的驱动力。所谓“亲”就是政府跟企业形成密切的日常互动关系，主动倾听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问题，并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家接触，认真听取其想法建议，将其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之中。
经济转型中，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前瞻的产业政策，引领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输入新鲜血液，制造增量无疑十分必要。同样，盘活存量，激发存量中新的增长点与活力也十分重要。前瞻的产业政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一厢情愿的空想，而是基于本地产业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只有政府与企业形成长期亲密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对当地产业超越于统计数字的、立体的、有温度的认知，这种政企之间的互动关系应更多是日常的互动机制。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看到有些政商关系较为亲近的沿海省份或地区借助手机社交应用，建立政商之间更为紧密的互动机制，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政企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使政府与企业双方都可以及时获得必要信息。这种日常点滴的信息互动与积累，对制定和修正相关政策至关重要。
政商关系与经济转型
建立亲近的政商关系，营造宜人的政务环境。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将以往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高附加值产业，这对企业的战略思维、研发能力等都有着较高要求，而制度壁垒往往成为消耗企业家精力、增加企业运营成本的内耗因素。因此，宜人的政务环境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助力，亲近的政商关系是营造宜人政务环境的基础要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务环境既不是买方市场，也不是卖方市场。政府既不应该倚仗审批权成为刁难企业的掌权者，也不能走形式主义的改革路线，如为了提升办事效率，过度放松审批与监管等。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需要寻求政企关系的最优平衡点。在亲近的政商关系下，企业能及时将遭遇到的困难，以及政务环境不便的具体细节反馈给相关部门；政府也能从与企业的真诚互动中获得真实有效的社会信息，用于改善政务环境或修补监管漏洞。
建立“清白”的政商关系。“清白”的政商关系的直接含义是清廉、不腐败。构建清白政商关系更深层的要求是制度化。规则清晰、执行有力是降低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成本直接有效的做法。如上所述，经济转型要求企业有开创性创新或根本变革，这更需要政府给予企业自由、舒适的制度环境，以及充分的发展空间，令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业，并有足够的制度空间实现商业畅想。制度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规则制定，需要制定可供市场依循的清晰规则。现阶段，各地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制定了丰富的政策文本，但有些政策仍存在清晰度不佳的情况，这会混淆政策解读，为下级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留下模糊空间。二是照章办事，这涉及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更为艰难的改革，要求钳制政策的寻租空间。各地已经出台的政策是否可以顺利落地，实际政策执行是否严格依循政策文本并取得预期效果，这都是有待深化的改革领域。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辅以独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清白的政商关系并非意味着死板、僵化的政商关系。政策制定与执行应兼顾刚柔并济的原则。清晰的政策与照章办事应赋予主责官员适当裁量权。与法律相比，政策虽然具有较大灵活性，但仍然存在滞后与静态的缺陷。现实案例中独特、丰富、复杂的特点要求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当下，我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的经济模式成为世界范围的创举，政策追不上行业发展的现象日益突现，因此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政策可以有效助力新业态的发展。然而，政策的灵活性具有“双刃剑”的特点。“灵活性”运用得当可以增强政策的弹性，运用不当则可能扭曲为兜底条款，滋生“懒政”甚至是腐败。因此，构建清白的政商关系必须辅以独立、有效的制约机制，让政策的灵活性发挥正向效应。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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