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40年的历程。40年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无疑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那么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面临着什么，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
把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放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大V字型格局中来观察
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评价，但笔者只想选择一个很具体、且一目了然的视角，阐述对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的理解。美国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经济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其中谈到中国时，他表示：中国大概在公元00年的时候，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就已经达到26%。从公元00年到1820年这180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没有低于过20%，高的时候甚至超过50%。1820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他给出的结论是：1820年占32.9%；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降到29%；187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降到16%；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降到6%；1945年抗战胜利时降到4%。从1949年中共执政一直到1980年，大体在4.5%左右徘徊。
由此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滑，从1820年的32.9%，一直降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4%。经过数十年的徘徊之后，中国经济真正腾飞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短短38年的时间，在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已经上升到15%，折合12.24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9.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接近20%。
笔者认为，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放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观察，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巨变一目了然。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巨变呢？要高度概括的话，最主要的经验大致归纳为三点：
一是找到了一条道路。中国在结束十年文革后，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之路。这条道路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确立，主要归功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把中国引向一条改革开放之路、融入世界之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抛弃闭关锁国，融入世界，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二是确立了一个中心。中共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同时强调无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都要“咬住青山不放松”，绝不动摇立场。这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创建了一个新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拘泥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使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上述三条，使短短40年的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新阶段及其面临的挑战
如果从时间段上划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有三：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三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
从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来看。首先，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似乎在下降。换句话说，当今许多中国老百姓对改革的认知，再也不像1978年改革开放刚起步时那样期盼改革、拥护改革，甚至现在有不少人反对改革。一些人的看法很尖锐：认为医疗改革让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让人上不起学，住房改革让人买不起房。这些话的确言过其实，但现实中很多老百姓有这样的切身感受。
其次，中国“双转”在快速推进，但社会上积聚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所谓“双转”快速推进是指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都在加速推进：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后转向信息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降低、减少，反而在增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曲线双双向上，但是社会道德曲线掉头向下、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这说明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双转”，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性。
另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却不断被国际社会误解、误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话语权的增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中美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过去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中国和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抱团发展”。但是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过去的经验看，中美关系稳定与否，对整个国际格局影响甚大。中美关系如果出现大问题和大波动，会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全局。实际上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经济似乎并不是所有问题的全部，其中还包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以及价值层面的争执和分歧。除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些战略和策略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外，其他问题中确实包含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与误判。
从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来看，过去中国经济能够高增长40年，达到平均9.5%的增长速度，这与传统发展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如廉价劳动力、低廉的资源价格以及巨大的市场等，都是这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独特条件。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到了今天，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具体反映在“四个难以为继”的发展方式上面：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一种矫正。
从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矛盾有增无减来看，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突出标志。这些年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中共执政面临的“三个四”，即中共执政面临四种考验，四种危险、四个重大。所谓四种考验，就是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所谓四种危险，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所谓四个重大，即中共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与执政风险上升相联系，在改革处于焦灼期和深水区的环境下，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等都有上升趋势。比如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三者叠加的局面，即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应对经济下行以及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中还要实现三大战略转型。这三大战略转型是由过去经济注重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对外扩张、走出去型，由学习方法型转向自主创新型。小康的刚性目标、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实现三个战略转型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很大程度上地增加了中国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从上面“三者叠加”的内在逻辑关系来说，如果中国经济三个战略转型实现不了，既会影响小康目标的实现，又会降低应对经济下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影响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大目标。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刚性小康目标、应对经济下行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经济风险的影响，做一系列简要的分析。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庄严承诺。在笔者看来，保障小康目标实现的最大难题不在于经济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也不在于人均收入翻一倍，最大的难题可能是两个：一是脱贫，即摆脱贫困；二是农民工市民化，这才是两个真正的硬骨头。从脱贫上来看，未来三年，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第二个难题就是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离土，其中进到大中小城市的大约有1.6亿到1.7亿左右，还有大约一亿人口在乡镇企业。这些离土的农民都在农村接受了初中以上教育，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间，农村向城市提供了2.7亿初中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然而这些人进入城市后，无法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可能干了城里最脏、最累的活，但拿到的报酬、待遇大体只相当于城市同等人群的一半，还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年龄大到打不动工了，只能回到乡下养老，这个城市与他再没关系，数以亿计农民工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剥夺。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圈地化”，城镇化更多地成为城市空间的扩张过程，这是由中国的土地制度决定的。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农村和城市边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也不断在改变，现在的农村在几年后可能就变为城市。这个变性过程，国家会以公共用地为由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偿，但除了公共用地之外，剩下的土地被地方政府高价卖给开发商，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却把农民这一本来的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所以这些年来围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源头。这也是“十三五”规划中强调未来城镇化要把解决人的城镇化放在突出位置的关键意义。
对于应对经济下行的问题，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掉头向下：从 2013年增长7.7%，到2017年的6.9%。基于经济学视角，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由于经济体量大了，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是正常现象。然而如果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些过猛、过快，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对于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各方看法不一，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一是超级房地产泡沫；二是24万亿的地方债；三是金融体系改革严重滞后，拖了实体经济的后腿；四是产能过剩；五是许多民营企业倒闭，民间投资意愿下降，随之转移资本，最后走人。再加上当前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全球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是不可低估。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从社会风险来看，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在某些方面有被扭曲的危险。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主要向三个方面集中，一是从政府和社会来看，财富过多地向政府手中集中，如今政府收入占到GDP总量已经超过23%。二是从劳资方面来看，财富过多地向资方手中集中，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过多地向垄断行业手中集中。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性，使普通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获得感，或者说改革成果很难被一般人共享。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情绪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
当然造成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分配不合理。过去3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反而不同程度都被放大，分别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二是机会不均等，不同的企业没有处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人和人也没有处在公平发展的起跑线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之后，社会反响强烈。
从信任风险来看，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社会、智慧社会，社会信息化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迅速。当下中国的手机用户超过14亿，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完全改变了，主流媒体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绝不同以往，甚至越来越多人可能连看都不会看。而频发的网络事件被快速放大、扩散，这些都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当然党政公信力下降，也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司法不公以及群体性事件上升等有直接的联系，这些问题出现后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又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出现的整体转型错位有关。那么什么是转型错位呢？笔者认为，所谓转型错位，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下，中国平稳地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是反观中国的另一个转型，明显存在不足——就是没有成功地建立起对公权力完全有效制约的制度框架。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因为与计划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个体、私人、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大量出现，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这个时候不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法治框架，没有形成对公权力的有效约束制度，就会出现大量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中国的政治风险，并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的格局。
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五大标志
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方案，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那么“十九大”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则可以看作是这一新阶段的继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要敢于涉险滩，更是指出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些都是高层对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当然，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前进，或者是否出现了逆转，除了看国家层面改革开放的战略规划、部署、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看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效、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而后者往往更为真实、重要。这就是说不仅要看计划了什么，而且要看人民群众收获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从上述标准出发，在笔者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是进取还是逆转，是成功还是失败，最主要取决于对五大核心问题的解决程度和社会的认可程度。而这五大核心问题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到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中国新三步发展战略。
第一个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正视的关键性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一是开放市场。开放市场既要对外资开放，也要向国内的民营资本开放，真正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美贸易冲突以来，中国政府大幅度降低市场准入，宣布了一系列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举措，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依然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二是政府向市场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比如简化政府对投资的审批，简化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简化不必要的检验、检测认证过程，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制度等等。十八大后，尽管这方面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比如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许可等事项超过900项，但企业、老百姓办事依然存在一定的不方便。三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未来的主要形式，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方针，如何打消民营资本的顾虑，给予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何让国有和民营实现双赢，真正打破垄断，这些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从长远看，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进程就会受阻，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难以承担的。
第二个核心问题：全力保障民生和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二是民主参与，当家作主问题。从民生方面看，最受关注的是医疗、教育、社保、养老、就业、保障性住房等。当下老百姓感受到了大量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是因为政府还没有真正解决好目前历史阶段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以免费医疗为例，目前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寥寥无几，当前我国也确实拥有这方面的经济能力。因此，全力解决民生问题应成为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要加大民生的投入，加大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要花大气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维护农民的权益等。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最核心的内容。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权力主体，是国家的主人，其主体地位要通过宪法及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实施得到体现。如何保障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仍然是薄弱环节，只有通过实质性改革才能实现。
第三个核心议题：创新社会治理和释放社会活力、坚持公平正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社会基本是一体化的，那时候社会没有发育起来，也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市场、社会这两个领域被激活了，发展市场经济，同时也催化了社会的发育，加速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一变化进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比如社会矛盾和冲突等。如何处理好加快社会发展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关系，处理好释放社会活力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这确实对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就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和稳定看来，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把握好这个度并不容易。从当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首先要注重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活力。包括通过提升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治能力，加强社会治理。在这个前提下，政府也要积极主动作为，履行自身的社会管理职能，特别对那些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进行严惩。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时，应注重保护个人隐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十分强烈，目前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重大问题几乎都与缺失公平正义有关。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制度公平，很多民众对此都有很高的期待。改革开放只有在这些关键的社会诉求方面有所建树、有所突破，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政府才能真正提高公信力。
第四个核心问题：建立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
在新时代下，如何有效地管控公权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历史的软肋。“十八大”以后这场反腐败斗争，说明中国的反腐力度很大，高层的决心很强，但是反过来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严峻性，用触目惊心形容毫不夸张。那么如何靠法治打造这个制度笼子，管人管权、管人管事、管住公权？这无疑是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要解决的核心议题之一。
笔者认为要解决好这一根本性问题，首先要让人民来监督权力，让权力真正运行在阳光之下，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其次，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坚持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原则。然后，坚持“十八大”提出的“三清”目标，要真正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府是由不同的机构组成，机构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没有个人的清廉，绝不可能有政府的清廉。比如干部清正，就意味着我们720万党政公务员每人都要干净，3200万事业单位人员每个人都要干净，只有每个公职人员个人清正，政府才能够清廉。同时，只有个人清正了，政府清廉了，才能谈论政治清明的话题。最后，要创新反腐的体制机制。现在国家监察委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把监察委提升到国家层面，未来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个人认为还需要时间来观察。这些都是关于能不能构建一个制度的笼子，真正解决对公权力的管控问题。
第五个核心问题：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抓住国际环境的机遇
这是当下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难以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一直有一个相对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自2009年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局面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过去的“韬光养晦”策略， “不出头”原则，确实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尤其当世界局势发生某些变化后，中国的举止、政策选择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在这种环境里，如果国家的战略、政策举措过于强势，宣传不够严谨，甚至脱离了实事求是，就可能带来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以及快速发展演变的棘手状况，除了美国力图维护自身利益等复杂因素外，也与中国这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有一定的联系，应当引起重视。
从更大的视野看，中国必须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要看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事实，相比于发达国家的立体现代化，中国依然是一个平面现代化，城乡差距巨大，人均GDP排在世界80多位，在世界产业链高端的话语权还很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只有顺应世界的历史潮流，顺势而为，继续韬光养晦，发展自身，才能真正利用好国际环境这张牌。
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多管齐下
按照上述思路，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是加速现代化、满足人民福祉的唯一选择。因此，启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最大限度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防止极端思潮再起，在改革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性的突破，将可能成为改革开放多管齐下的重要路径。
启动新的思想解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不可少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明辨是非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下一步往哪里走都会成为问题，搞不好倒退也能被贴上改革的标签。从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看，关键历史节点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比如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真理标准讨论那场思想解放起步的；1992年，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形成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几乎不会走到今天。因此，在当前中国内外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确实需要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明辨是非，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形成新的共识，凝聚新动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想象，如果处在一个被撕裂的社会中，即使改革开放口号喊得再响亮，现实中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大的附产品，莫过于一个个利益集团的形成，这无疑是必须面对并且极为深刻的教训。这些利益集团或掌握权力，或掌握资本，或掌握资源，三者叠加，实力雄厚，控制着相当多的社会财富。综合来看，这些利益集团大体可归为三类：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最大的危害是激化了三种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在这三种冲突背后都能看到利益集团的影子。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允许搞利益集团相互输送利益，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领导干部要防止利益集团的围猎等一系话语和表述，都在阐明利益集团的巨大危害。可见，“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和利益集团作战。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能否进一步深入，也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战胜利益集团。
防止“极左思潮”再起，危害改革开放的精神气。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反改革的力量，他们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错了、方向错了，让走资派全面掌权，让工人农民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如果这种反改革开放的思潮和毒瘤不被清除，改革开放不仅难以深化，甚至可能毁于一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严酷的现实。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部位上要有实质的突破，防止改革空转。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有三个关键部位：经济改革、行政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严格讲是政治改革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更多地集中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从理论上讲，政治体制改革分为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主要解决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等。而政治体制上端的改革还有三个更关键的要素，即宪法权威、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这三个是政治体制上端更关键的部分。很显然过去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上，更多集中在行政体制、下端改革，而上端改革还是不够的。因此，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在这三个层面上发力，如怎样树立宪法的权威，真正实现依宪治国；人民群众如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参政议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等。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被人民群众认可的答案。
就经济改革而言，关键要建立起一个相对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主要包括：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欺诈，反对垄断；遵循国际法以及国际贸易的相关准则；政府要带头守法，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要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属性；最大限度地约束公权力，遏制权力滥用，严厉打击公权力在市场中的寻租行为等。可以设想，如果未来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在上述一些关键环节上取得重要突破，并逐步完善，不仅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会更具吸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中国人民都能从改革中获得实惠，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到那时，中国会更加受到世界的尊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十分期盼的。
【本文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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