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华大地上演的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绝难做到。这些政治智慧概括起来包括以下方面：找寻改革开放内生动力和逻辑起点；营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寻找和维护政治建设与人文建设的平衡点；循序渐进推动改革；让普通大众产生获得感。
【关键词】政治智慧 新政治观 人文建设 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邓小平能够在“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潮严重束缚全党乃至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拉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幕，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绝难做到。这一政治智慧鲜活而又生动，真正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系统和思想深处，发挥了强大的思想引导力。
找寻改革开放内生动力和逻辑起点，奠定坚实政治基础，增强政治定力
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使改革开放拥有了科学而又强大的政治基础及其发展过程中不为各种思想所惑、不为各种阻力所惧的政治定力。还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超越，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才能在第一次开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之时，便取得巨大的成功。
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拥有伟大政治家所特有的超强政治能力、国际视野和深刻洞察力。他认定关着国门求发展没有出路，以排斥西方的文明成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条死胡同，长期下去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认定世界大战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世界存在“东西关系”，同时还有“南南关系”和“南北关系”。因此，坚定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此外，他还打破了计划经济的迷思，跳出以雇工人数界定姓资姓社的评价尺度和僵化思想观念，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超越和思想观念上的大解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有强烈的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定力。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定力至关重要，改革开放是一次革命，其伟大程度不亚于夺取政权。因为改革是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必触及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过程中会遇到强大阻力，再加上探索过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这种情况下，领导人若没有坚强的政治定力，很容易摇摆，直接影响的是追随者的信心和决心。邓小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推动改革开放，直接为追随者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这也是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所在。
着力营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突破思想桎梏、激发新动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心情舒畅和激情，更不会有奔放的思想和创新创造。所以，邓小平首先打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桎梏，并且有意识让群众参与进来。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开展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教育活动深入人心，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除了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伴随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实践，我们还进行了两场大讨论，一场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另一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三次大讨论富于哲学意义，同时揭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大命题，所以开启了中国版的启蒙运动。
让大众成为改革的参与者，给其发言权，注定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宽松、宽容、宽厚”的政治局面与激情四射的社会人文生态，激发出全民族的智慧与活力。
中国人民不缺智慧，但历来缺少让智慧迸发出来的政治环境，历代封建王朝视人民群众为敌，推行愚民政策，导致智慧被压抑。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呈现过一个时期宽松宽容的优良环境，然而，反右扩大化、极“左”思潮泛滥，逆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害，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推进解放思想，做到了让人们敢想敢说敢干，实现了从观念到机制容错的巨大飞跃，由此而来的是思想理论界进入最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大量的思想理论成果产生出来。那是一个科学的春天、人文的春天、思想的春天，至今想来都让人激动不已。
寻找和维护政治建设与人文建设的平衡点，以此引导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
保证政治走在文明道路上，必须奠基于人性与社会性，不能与之相左，更不能扭曲。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我们出现了认识和思维上的误区，为突出政治性，而否定人性和社会性，导致基础坍塌，政治步入歧途。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很重要的是通过矫正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推动党、国家和民族走向正确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找到政治建设与人文建设的平衡点。所谓人文建设，就是突出人的主体性，保证实现人的精神自由。邓小平诞辰百年时，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国人如何思考”。这一点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对于理性看待改革开放、引导社会思潮、凝聚改革力量特别重要。
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强大力量之源，在于政治领导。这有其必然逻辑，因为我们的精神和价值系统建筑于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政治必须建筑于人文，否则就会出现“政治挂帅”或“空头政治”，进而扭曲人的思维和价值判断。这是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认识到的。
“文革”期间极“左”盛行，出现了“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甚至“文革”结束后还出现了“两个凡是”。正是因为政治生态恶化和思维禁锢，我们便无法正视世界，在自己处于“被开除球籍”边缘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我们去解放。这种情况不改变，不可能打开大门、实现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把着力点放在人文建设上。
正确的切入点带来的是人民群众思维方式的迅速改变，由批“臭老九”，批“唯生产力论”，转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尤其是思维和价值取向逐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当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成果大量涌入封闭僵化的中国时，人们的思想逐渐裂变，人文精神开始萌芽和发展。
当然，邓小平并非不讲政治，不重视意识形态，而是反对反复加码、层层加码，最后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政治挂帅”。他探寻的是政治建设和人文建设的动态平衡与辩证统一。
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循序渐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承受力，减小改革阻力
单个的人或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承受能力，因此，好的奋斗目标与预期，如果超出了心理生理承受力，都可能发生逆转。这也是我们所知的，邓小平许多重大政治设计留给后人实施的重要原因。
奠基于农业经济的中国，传统意识或小农意识十分浓厚，这直接带来的是改革难，甚至致一次次改革胎死腹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再加上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的制约，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面对特殊而又复杂的形势和生态，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智慧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从农村开始，搞联产承包。这个突破口的选择十分准确，因为中国的问题矛盾最突出的在吃饭问题，中国历史上积累矛盾最多的是“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搞土地革命，而保证改革成效最快的也是农业和农村。
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由于农村包产到户的成效立竿见影，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几乎成为一个奇迹。由于有了农村改革的巨大成效，改革争论在事实面前发生了倾斜，即使再顽固的人面对农村的成绩和气象，也不能不、不得不转变思想，于是深化改革成为主流声音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随后向城市、工厂推进的改革便容易得多。
当打破了私企雇工数量的红线，中国的民企便如雨后春笋，直至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样，有了一批企业员工通过竞争走上领导岗位，且取得了更大效益，一种新思想新观念便深刻改变了步履蹒跚的中国社会，脚步开始变得轻快、迅捷。
当改革开放成为共识和社会潮流，邓小平便顺势提高前进节奏。1988年5月2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说：“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这实际上就是方法论。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表明我们的新一轮改革走向深水区，他开始思考更深层的命题，推动社会敢于涉水，实现超越。
让普通大众产生获得感，让改革者拥有广阔舞台，以此赢得更广泛而强大的支持力量
改革是对各利益体既有利益的重新分配或调整。利益带有根本性，改革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是看改革让多少人获益，即便暂时得不到红利，也要让人们坚信会在不远的时间内获得改革红利。并且获益人群越大，支持力量就越大。
如果改革会让很多人丧失利益或看不到自己是改革的获益者，尤其是改革一开始就与既得利益集团发生正面冲突，改革的难度必大，甚至直接胎死腹中。这样的事例有很多，比如，古希腊最著名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
改革开放开启于农村，继而向工厂企业、商业流通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都反映出重点在民生、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结合允许知识青年回城、恢复高考、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诸如此类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件，不难看出改革开放所以持续发力、触动深刻，强大的民意基础是原因所在。
应当说，改革开放之初，全社会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有异于从前的价值系统和社会评价机制。不看出身、看能力，不看脸盘、看品性。只要有能力，一切皆有可能。竞选成了从工厂到农村的主调，搞私下授受或潜规则，都在竞选面前失去市场。某种意义上，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民主和公平。到今天，我们仍可以数出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一批改革者、先行者，如步鑫生、马胜利等，他们通过竞争脱颖而出，通过竞选找到发挥才能的舞台。这便是社会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发生爆发式增长的又一深层原因。一句话，只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和激发出来，就会产生无尽的力量，赢得最坚定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改革的主体是谁？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方法论。古今的重大改革都由政治家或先知来主导，因为他们掌握着社会资源或处于社会主导地位，这也是中国改革由邓小平主导，他因此成为改革“总设计师”的原因。但改革的政治决断确定后，能否把大批改革者或社会优秀分子推上舞台，就成为关键。因为这关系到改革能不能集聚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关系到是否让优秀者在改革中获得更大价值实现。如果曲高和寡，或直接把改革变成小圈子或小部分人的事情，绝大多数人成为看客，负面力量会不断升高，因为优秀者被边缘化或被排斥，有可能化作消极力量。
评价一个时代或一场运动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们是否有激情，是否取得创造性或开创性成果。改革开放特别是初期阶段，中国进入了人文、思想和创造的小阳春，至今回忆起来都有种激情澎湃之感。
由于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方式都会关照到最广大的群众，使他们有了收获感，因此有了1984年国庆阅兵游行，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这种领袖与民众的关系，此前是难得一见的，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真正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益，他们由此生发出对领导者的爱戴之情。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继续推进和不断深化中，动掌握了巨大权力和财力的既得利益者或阶层的蛋糕，难度比上一轮改革要大很多，没有政治智慧显然是难以办到的。这就要通过大力度反腐、深入推进党风廉洁建设生成道义力量、赢得群众支持。通过不断努力，我们正在生成“五大良性生态”：党内政治生态在优化，国家社会生态进拐点，民族人文生态入正轨，军队军事生态见曙光，世界生态中国声音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在放大。这些都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奠定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也是在“挑战前所未有”的情况下稳步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的智慧和力量所在。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导，北京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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