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信息化社会中的组成部分，“手机族群”不仅是网络化生活的存在标志，也是一道泛在化发展的文化景观，从中折射出社会进步和高效“利我”的技术文明。当前，面对社会中相互交织的正负能量，“手机族群”应当成为科技向善的主导动力，以智慧主体的姿态，让善意、善利普惠大众，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手机族群 科技向善 现实困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手机族群”不仅是网络化生活的存在标志，也是一道泛在化发展的文化景观
何谓“手机族群”？笔者以为，就是使用手机的人所构成的社群，他们依托手机的应用功能来助力学习、工作与生活，当然，他们也在此过程中满足自身的社交、娱乐等精神文化需求。频繁使用手机既是他们的一种行为选择，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他们对科技便捷服务的一种高度认同。手不离机、眼不离屏、语音不断的用户，正在成为“手机族群”的显著标识。“手机族群”并非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而是以媒介依赖的载体类别来聚合使用者，并以其使用特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来刻画人群的文化选择共性。借此冠名归属，我们可以将“手机族群”理解为：通过媒介化、信息化生存的群体。例如“低头族”一词，就是人们对“手机族群”的另一种代称。
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①这是目前我国“手机族群”的规模及现状。这表明，手机已经成为推动人与社会互动发展的重要介质。它打通了工作与生活的时空界限，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交流；它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世界，充满无限可能和创造。这是智能手机的利好，其智能研发和应用的本身，就是人类创新技术并为我所用的产物。只有更加“智能”的人，才能设计出更加完美的手机，而智能手机则反向印证了人们日益提升的智慧。这不仅体现了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创生，也为“手机族群”搭建了神奇的“连接之桥”。
因此，作为信息化社会中的组成部分，“手机族群”不仅是网络化生活的存在标志，也是一道泛在化发展的文化景观，他们更像一扇时代的镜面，折射出社会进步和高效“利我”的技术文明。
“手机族群”应成为科技向善的主导动力，从而实现“智慧的连接”
不断优化的网络化生活显示，“手机族群”还将在新技术革命的驱动下享受更多利好，诸如物联带来的便捷、舒适、自控，智联带来的简易、高效等。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连接：让生活更美好。”从手机通讯的平面传输，到移动服务的立体连接，科技应用迈入人本尚善、人本向善、人可从善的新境界。
其实，在“手机族群”的社会参与中，既有善用手机功能实现个人价值、服务社会的积极事例，如公益活动、爱心传递、志愿接力；也有手机使用失当带来的负面问题，如沉溺于手机游戏，沦为“网瘾一族”，或通过手机进行网络诈骗犯罪等。面对正负能量在“手机族群”中的交织，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如何协调，成为未来构建“数字中国”进程中的价值取向之所在。这意味着“手机族群”应成为科技向善的主导动力，即因势利导，使“手机族群”学会“智慧的连接”，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心智和谐。
在现实生活中，“手机族群”的心智失谐并不鲜见，其中，以大学生“手机族群”为代表的“社交焦虑”现象广受关注。笔者于2016年在新闻评论课上开展了“大学生低头族”系列调查，通过一系列专题调研，我们发现，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普遍的“手机焦虑”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交焦虑”。很多人醒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拿手机，他们也会在睡前玩手机，日均手机使用时长集中在4至6小时和6至8小时。同时，调查还发现：大学生手机使用的场合越广，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就越强。他们使用手机目的主要是社会交往和娱乐休闲，很多大学生认为，不用社交软件就像与世界脱节了，他们往往会因他人在社交软件上的评论、点赞等信息反馈而产生情绪波动。②由此而产生的与现实社会社交的隔阂、疏离、紧张等问题，是对前述“人际过载”之虚拟现实的另一种印证。虽然大学生的“手机焦虑”不足以代表所有“手机族群”的困扰，但也足以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当虚拟取代现实、刷屏侵占人际沟通、碎片浮躁覆盖安静专注时，我们将失去重心与定力，心归何处将成为周期性涌现的内心拷问。“手机族群”面对的困扰，呼唤着媒介素养的提升，也激发出“手机族群”的文化自觉。
以智慧主体的姿态，让善意、善利普惠大众，是“手机族群”作为媒介公民的责任和使命
每一种文化自觉的唤醒与激发都源自于人类对美和善的价值追求。信息化带来的心智失谐固然令人担忧，但是也不必放大恐慌和悲观的情绪。人是自觉的主体，也是向善的主导，我们能够以高科技智联世界，就理应善用科技突围转化。我们欣喜地看到，2017年，腾讯研究院联合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并发布了《儿童青少年网络健康使用指导手册》，这是媒介素养育化和共建的良好开端，意味着只有心智兼顾、和谐相生，才能让科技创造趋利避害；同时，也只有落实“以人为本”的科技观，才能让善意、善利普惠大众，实现动态平衡与心智健康。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其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的导论中写道：“正如年轻人所说的那样，未来就是现在。”她描述了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所带来的代际沟通与文化传递的方式转型，强调年轻一代的知识更新和文化创造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今昔对比，手机的为我所用不正是曾经我们所企盼的未来吗？如今，手机已然快步高速地嵌入我们的生活，正是这样的演进脉络和客观事实，让我们在“一体两面”的技术迭代中深思类似“手机族群”的现实困惑，并寻求新的突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科技向善的举措与成效，又会让我们从“心”出发，以智慧主体的姿态，把那些不确定、不完美、不可能之事转化为社会和个人的和谐美好，这是“手机族群”作为媒介公民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3月5日。
②刘静伊、许倩文、张幸、刘梦、傅元灿：《手机依赖程度与社交焦虑程度调查》（指导教师：操慧），四川大学2014级新闻学本科调研报告，2016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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