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由乡土中国时代进入城乡中国时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编写了《乡土中国》一书，提出中国的基本特征就是“乡土中国”。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以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基本经验，提出了许多对中国社会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四种权力”“礼俗社会”等。这些概念时至今日仍颇为贴近中国实际，其中贯穿全书的“乡土中国”概念，更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特征的总括。“乡土中国”至少有三个基本内涵：第一是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是农民生产的土地粘着，第三是社会生活的终老是乡。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近四十年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费孝通先生提及的“乡土中国”的三个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至于我们必须提出“城乡中国”这个新命题。
第一，乡村人口不再占大多数，而是城乡各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1亿，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城乡人口数量庞大且大体相当的基本格局是一个已经形成并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这使得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乡土中国，也需要看到一个城市中国。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时期，我们要看到一个长时期的过渡地带——城乡。
第二，农民生产不再以土地产出为主，而是收入多元。经过近些年的劳动人口转移，截至2017年底，我国有2.8亿农民或者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或者在部分沿海地区继续务农，成为“农民农”。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67.4%的耕地仍由2.3亿农户家庭承包，但农业只为农民提供了38.3%的收入和27.7%的就业机会，纯农户已不足18%，农民务工收入已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就外出务工人口而言，第一代农民工与土地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大多数最终会选择返乡务农。但占比超过一半的第二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和00后）已经成为外出务工的主力军，虽然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但其一旦到了劳动年龄就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第二代农民工与农业、土地和农村的关系疏离，他们并不像上一辈那样会打理农事，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是实实在在的“离土又离乡”。第二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还有部分人选择技术性工种、自营劳动或者作为雇主生产经营。
第三，社会生活高度流动，不再终老是乡。城乡往返的候鸟式生活、高度流动和相对分化的农村社会以及特殊的留守经历，使得第一代农民工城乡两栖，从流而不迁到流而复返。第二代农民工则双重脱嵌，第一重脱嵌是“传统性脱嵌”。即第二代农民工在空间上脱离了农村社会，在情感认同上对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身份等有着较深的隔阂，客观层面上的关系纽带和主观层面上的情感认同都脱离传统的乡土中国。第二重脱嵌是“现代性脱嵌”。即作为外来人口，第二代农民工得到城镇友好接纳的难度较大，他们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保、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也难以融入现代的城市制度安排。
以上三点变化表明：当前我国已经由乡土中国时代进入城乡中国时代。这一命题的转换，来自于实践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进行构造。西方的理论是根植于西方实践，并用来解释西方实践的，这在西方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明就里地一味照搬西方理论，并将其硬套在中国实践上，就是行不通的。费孝通先生从中国实践、农民思维出发，解释了一个西方学术不可能呈现的乡土中国，并进行了相关的比较。由此说明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即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不同的理论解释不同的实践；不同的实践需要不同理论的解释，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要义，才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