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浙江政法综治战线新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赋予其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内涵。
基本定位：从基层预防化解矛盾模式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创新。“枫桥经验”产生于浙江省诸暨枫桥，源自于公安工作，是基层干部群众的一大创造。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5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浙江省委召开委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把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推进平安浙江建设的有效抓手，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实现了从基层化解矛盾的做法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质的飞跃。
首先，打牢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重点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综合平台建设；二是创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三是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其次，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从诞生到发展，专群结合、群防群治一直是其优势所在。最后，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近年来，浙江省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特点，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项目，制定出台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基本路径：从群防群治向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转变
2013年以来，浙江省按照“枫桥经验”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基本做法，在总结推广嘉兴、绍兴等地创新做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在实践中实现三个转变：在管理内涵上，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更加突出扁平化，更加强调社会多元参与；在行政流程上，改进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服务供给水平得到新的提升；在治理模式上，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的权力本位向多元化的社会本位的方向转变。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机制，不是大而化之等同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而是定位于基层，重点在自治，目的是通过柔性的方式，在源头上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三治”之中， 强化“自治”，就是注重发挥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创新基层民主自治的方式方法；强化“法治”，就是善于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为社会“构筑底线”“定分止争”；强化“德治”，就是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通过推行“三治”建设，为改变基层法治领域“不服从”的问题、德治领域“失范”的问题、自治领域“行政化”的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综合性的有效解决途径。
基本手段：从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三防”向建立健全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转变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预防。近年来，浙江省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调整、心理失衡问题增多等现象，在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的基础上，注重运用“心防”手段预防和管控社会风险。2015年，根据中央综治办的部署要求，我们在杭州市拱墅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拓展线上线下服务阵地，组建专兼结合人才队伍，创新长效常态推进机制，建成投用全国首个社会心理服务体验馆，首创社会心理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初步构建起以社会心理安全为目标，前端普遍服务、中端监测预警、末端精准干预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在全省推广了这一做法，使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从“三防”走向“四防”。
县（市、区）层面，探索建立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以“我的心理谁做主”为主题、以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谋划建立爱心科技体验馆，让群众在自我体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认知中，了解掌握心理调控方式方法。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层面，在社区矫正、涉毒、精神障碍等重点人员相对集中、管理风险较大等区域，在综治中心内设心理服务室，把平安建设难点作为心理服务主战场。部门层面，在公安、城管、信访、学校等重点单位设立社会心理服务点，做到经常性释压与及时性干预有机结合。同时，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工青妇组织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网上阵地层面，开发社会心理服务网站，开通社会心理服务热线，发布微信公众号，有效普及心理学知识，开展沟通疏导等心理服务，扩大社会受益面。
基本方式：从传统方式向“传统方式+智慧治理”转变
探索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是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浙江省各地各部门紧跟 “云上浙江”“数据强省”的步伐，主动适应、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围绕“互联网+”矛盾化解、公共安全、执法司法、基层自治、诚信体系等重点领域，在建设模式、应用模式和服务模式上作出积极探索，释放出“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效能，全社会预测预警预防能力进一步提升。
比如，在“互联网+矛盾化解”方面，依托省级社会治理业务协同平台，对市、县、乡、村四级的矛盾纠纷数据进行收集、汇总和梳理，整合矛盾纠纷网络热线平台，探索建立网上研判、网上调解、网上信访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途径，提升对矛盾纠纷的预防、研判与化解能力。再如，在“互联网+公共安全”方面，在推进平安建设过程中，确立公共安全大数据管理理念，注重整合技术信息资源，创新公共安全防范手段，建立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分析模型，在社会治安防控、舆情导控建设、应急联动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等方面广泛应用，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中，各地创造性地运用“雪亮工程”“人车核录系统”以及大数据支撑重点治理等技术，彰显了明显的实战效果。
基本目标：从“小治安”向“大平安”转变
“枫桥经验”诞生之初，其目标是“捕人少、治安好”。后来，逐渐过渡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进入新世纪，浙江省面对世情、国情、省情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定不移地高举“枫桥经验”这面旗帜，把“枫桥经验”贯彻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疏导了社会情绪，化解了矛盾纠纷，管控了社会风险，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大平安”的目标。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紧紧围绕“大平安”的目标，不断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摒弃单纯管制、控制的思维方式，改变疲于应付、被动应对的局面，更多地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服务协商的形式，实现社会状态和谐有序、社会心态平和理性、社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