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悄然兴起。对于正在全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创新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技术范式转换与后发国家赶超
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可知，萧条期往往孕育着全新的技术，原有的制度环境无法满足新技术的需要，技术变革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发展环境。在技术和制度范式转换过程中，行为规则、组织原理、社会意识、技术能力与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开始剧烈变化。在此期间，前一范式的领先者必须放弃原有的既得利益、改变原来的行为惯例与组织规则，才能适应新的范式，因此转变过程较为缓慢。但对于追赶者而言，由于没有前一范式的约束，可以相对容易地引入新技术、实现社会组织变革。因此，范式转换期将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提供难得的机会窗口，历史上成功的赶超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些案例将有助于理解后发国家抓住范式转变机遇实现赶超的机制。
19世纪末美国与德国的赶超
18世纪后期，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到了19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周期开始由第二次长波的蒸汽动力与铁路时代向第三次长波的电力与钢铁时代转换。在技术变革与范式转换期，英国企业大部分没有转变原有生产方式，仍固守前一范式的纺织、冶铁等传统产业。而美国和德国两个后发国家，除了通过发展电气、化工、钢铁等新兴产业来加速技术体系的升级外，还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以适应新技术发展。如建立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教育制度，增加了新兴产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供给；企业开始建立内部研发机构，如德国的拜耳和巴斯夫，美国的通用电气和杜邦等公司，率先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部门，其他企业纷纷效仿并迅速在其他新兴产业扩散。这两项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促进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并最终推动美国和德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0世纪后期日本的追赶
20世纪70年代之前，“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主导了第四次长波，但是两次“石油危机”促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范式走到尽头。而日本抓住了这次机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赶超势头：不但汽车产业的研发与生产能力全面超越美国，而且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领域也逐渐赶上。究其原因，首先是日本在二战后科技资源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OECD成员国；其次是将教育与培训视为关键性因素，社会培训不但长期进行而且训练十分严谨；第三是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转换，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活力；第四是国内市场的开发与国际市场的开拓，日本许多产业都因国内外的庞大需求而受益匪浅。
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技术范式转换期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带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美国的“新经济”一度引领了新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五次长波进入了下降期。与此同时，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孕育兴起，世界正处于新旧技术范式转换期。
第五次长波的兴起与衰退
自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第四次经济长波开始进入下降期，西方国家陷入“滞涨”和经济衰退的困境。与此同时，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正在酝酿着新的技术革命。从90年代开始，这场新技术革命加速向新产业革命转变，最终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工业经济模式的“新经济”。在美国的带动下，信息和网络技术作为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核心，开始在其他国家迅速扩散，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第五次经济长波。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以低利率刺激房地产，一度令美国经济再次实现了短期繁荣，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破产，主要股票市场股价大挫、震荡加剧，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随着金融危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先后步入衰退，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从表面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终结第五次长波繁荣期的直接诱因，但是从经济周期来看，作为带动本轮经济长波的技术核心——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后劲乏力，才是全球性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
新技术革命推动第六次长波
从长波的规律看，只有经济泡沫破灭后，新技术才能获得实质性突破，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和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为新产业革命奠定坚实的基础，并迎来下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目前已现端倪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塑造第六次长波的雏形，表现出与传统范式显著不同的特征。
正在兴起的新兴技术。就新兴技术的进展而言，新一轮技术变革在整体上仍然处于初始期，突破性创新正在经历市场竞争与初始用户的选择，新技术与新方法尚未成熟。一是从技术系统的发展轨迹来看，并存的多种技术路线之间仍在竞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主导设计；二是从主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来看，各国政府重点支持的生物、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技术，仍然处于产业化探索阶段。但是新技术体系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如能取得突破，将大大影响世界经济进程。
根据当前的技术经济发展状态，本轮技术革命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技术变革正在由企业的自发行为向政府引导和企业自主的社会化行为转变，技术变革的速度将明显加快；二是技术变革正在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突破性创新联接起来，形成整个技术体系的“群体变革”；三是在技术变革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科学—技术—生产”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过程，使得许多科技创新成果转换为产业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转换为现实生产力。
新经济长波范式特征。与第五次长波主要依靠信息技术不同，第六次长波需要一个复杂的“技术族群”来支撑。这些技术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材料复合化、纳米化。材料是生产制造的基础和先导，新材料的强度、质量、性能和耐用性均优于传统材料，是孕育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摇篮”。第二，新能源绿色化、清洁化。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将告别对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减少空气和环境污染。第三，生产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将深刻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第四，生产制造快速成型。3D打印通过“增材制造，逐层叠加”的模式实现生产制造的快速成型，与传统制造业先加工零部件再进行组装的制造方式迥然不同。第五，新兴技术群体涌现，协同融合。当前的新兴技术集体爆发，能源、材料、生物、信息等领域技术的协同融合为新产业革命提供了强大支撑。
得益于技术突破及大规模应用条件趋于成熟，第六次长波中的生产方式将出现重大转变：首先，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产品种类大幅增加，用于满足消费者更为广泛的个性化需求，而非传统的大规模生产，用户的创新和创意在产业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其次，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制造系统。新型制造系统以重排、重复利用和更新系统组态或子系统的方式，实现快速调试与制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最后，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大量物质流被虚拟化为信息流，除必要的实物生产资料和产品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生产的重要特征。
为适应全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未来的产业组织将呈现出新趋势：一是产业边界模糊化。为了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二是产业组织网络化。企业通过网络、跨越边界与环境相联系将成为普遍现象。同时，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扁平化，结构层次精简富有弹性，促进信息的传递。三是产业集群虚拟化。借助于发达的信息技术，基于特定地理范围的产业传统集群正被虚拟网络集聚代替，企业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灵活度。
新经济长波已现端倪。如果说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搭建了第六次长波的技术框架，那么日渐兴起的新型生产方式与新型商业模式则丰富了新经济范式的内容。很多自发出现的商业模式尽管形式不同，如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但是本质上都符合新经济范式分散、低碳、智能等大趋势，显现出与前几次长波截然不同的特征。根据Freeman等人的标准，虽然这些新兴技术、产业、商业模式尚未普及成为技术经济的主导范式，但已显现出新范式的特征。总体来说，虽然支撑新产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产业尚未完全成熟，而且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备，与产业革命的成熟范式仍有不小距离，但是第六次长波正处于导入期，新产业革命已现端倪，尤其是在主要国家推行“再工业化”和“工业4.0”战略后，发展趋势更为明显。
新技术范式对中国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由于我国处于后发阶段，发展节奏与发达国家前几次长波不完全同步。我国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成熟技术缩短了长波周期，到了今天逐渐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但是要与发达国家完全同步还需时日。目前我国既要完成第四次长波的工业化任务，又要跟随第五次长波的信息化步伐，还要探索第六次长波的智能化趋势，可谓任重道远。但只要正确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发展机遇，提升发展能力，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各国已从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全球经济正处于发展范式转换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不仅需要关注危机时期的“保增长”，更要为未来的持续发展“调结构”。技术范式转换带来的机会窗口只是赶超的一个必要条件，成功赶超还取决于能否根据新范式要求在各个方面做出合理调整，这对我国的创新治理能力提出挑战。未来的创新政策需要在以下方面做更多努力：
加强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生物、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是典型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与其相关的技术大都处于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的领域，是最有希望带来产业革命的领域。近年来我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重点突破有望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因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力度，从源头上实现重大突破。
构建与新技术相匹配的制度范式。成功赶超的关键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服务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社会范式转换同样重要。范式转换需要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在各个层面上进行高水平合作。因此，新范式构建既需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多样性联系，形成与新兴技术体系的动态匹配，也需要政府转变职能，转向新的调控形式，大力破除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加强各类主体能力建设。在教育方面，改革教育与培训的目标、方法、内容与手段，引导教育机构与新形组织保持协调。在创新方面，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对技术创新提供多种支持，鼓励多样性研究，提升经济系统内部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在社会方面，将技术发展与生产网络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联系起来。在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制定者的学习和能力建设，各种政策安排应根据技术变革与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调整。
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展开的竞争是创新的原动力，竞争政策应成为创新发展政策的核心议题。但是仅靠市场自身无法形成合理的竞争环境，需要政府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对不合理的垄断行为加以规制，拆分托拉斯、阻止兼并、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另外，国家还可通过支持公共研发机构，维护开放的竞争条件，创造能促成创新、打破既定市场地位的竞争机会。
大力开发国内市场。新兴技术扩散和产业发展壮大需要市场需求的拉动。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加以充分利用。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引导消费能力的提升，实施必要的市场保护和激励培育新兴产业的本土市场，以庞大的市场规模诱导新兴技术创新，加速重大创新的市场选择，形成主导设计，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强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的话语权。
【本文作者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高端智库重大咨询项目《全球竞争格局重构背景下的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全球经济格局重构研究》（Y501141S08），以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A类项目（Y8X1041Q01）和B类项目（Y8X1191Q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贺胜兰 / 蔡圣楠（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