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效治理的命运，反向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就世界大历史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发展而言，经过几波次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变得更像美国或者英国了，诸如菲律宾按照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政治制度，印度按照英国内阁制建立起政治制度，我国的台湾地区也被卷入了“第三波”之中，以及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结果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如此，被当做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让西方国家自身不堪重负，这才有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才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今天不但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西式民主似乎有点谈虎色变，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宣布放弃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不再对其他国家搞所谓的“颜色革命”和军事政变。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免不了受世界政治思潮的冲击，但执政党的自主性硬是扛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细思极恐，如果中国也变成了所谓“普世价值”俱乐部的一员，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中国没有政治定力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西式民主道路，中国的命运绝不会比其他国家更好。
因此，关于中国政治的认识论，首先是以中国大历史和世界大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政治发展即政治道路，那种以一种观念来衡量各国政体的流行做法，必须抛弃。
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认识中国政治，我们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更坚定的政治信心首先需要理论自洽基础上的理论自信，理论自洽则源自一套自主性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此，社会科学中很多基本范畴、基本概念，需要在传统性、现实性和世界性的大视野中得到重新认识。比如对民主的认知，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自不待言，而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就要有一套民主话语体系。民主理论的表述，最忌讳阶段性、政策性总结，那样就变成了加挂火车皮越加越长，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意义递减。作为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总结，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定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性概念化表述。中国民主体现在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之中，体现为国体的人民民主、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和政道的共识民主，是一种“可治理的民主”。相对于党争民主所导致的无效治理乃至国家失败，“可治理的民主”自然是可追求的一种民主模式。当然，建构中国政治的民主话语体系，首先需要厘清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过去十来年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参见拙作《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2014），先破后立，本书是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为什么百年来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的预言一错再错
本研究无疑是一种护卫性而非基于某种理想制度的批判性——后者被西方学术界视为所谓的“学术标准”。其实，哪有什么非护卫性民主理论呢？熊彼特、阿尔蒙德、萨托利等几代人所建构的自由主义民主难道不是按照美国政治制度而有选择性地建构起来的辩护性或护卫性理论？
关于中国政治的认识已经有太多的批判性作品，尤其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观念体系来对照中国，结果一百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前途的预言一错再错，“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自己的观念来研究与其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政治，这样就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一般性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似乎熟悉的“政治”又实在太复杂，比如政治不仅直接受到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社会制度后面还有历史文化和文明基因，而且政治自身还有自主性作用。这样，理解“政治”至少有三个层次不同的维度：政治（包括制度和人）本身的自主性、经济-社会的直接影响、文明基因的结构性约束。政治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社会科学，但关于“政治”的认识往往是实证性的简约论，而非“实存”的复杂性理论，实存性政治学理论来自对不同文明的深刻理解。
本护卫性研究是基于中国历史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的一种思想信念，如果中国的政治发展偏离了以人民民主即以人民为中心为基础的政治方向，那将不是人民民主理念的问题，也不是本护卫性理论自身的问题，而是政治自身出了大问题。正如本研究所论证的，反事实法已经反复告诉了我们非西方国家实行自由主义民主的不堪局面和严重后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