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嘉宾
王治河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李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周桂玲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秘书长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郭海鹏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全人教育办公室主任
徐祥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生态文明呼唤“厚道发展”
王治河：“两山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信心。那么，何谓生态文明呢？如果说西式工业文明是一种黑色文明、一种压制生命的文明，那么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就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和发展，是一种绿色文明、一种肯定生命的文明、一种厚道文明。
从肯定生命的立场出发，我们要摒弃工业文明过气的、反生态的、不厚道的发展之路，顺应生态文明的大潮，走绿色发展之路。绿色发展之路，也就是“厚道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
在发展新的社会评价体系时，我们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包括被尊重感、尊严感、责任感、归属感和幸福感。这就要求我们除了GDP外，还要引入“幸福指数”的概念，让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成为衡量该国家和地区人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
以“绿色GDP”“幸福指数”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评价体系是克服“黑色GDP”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一剂良药。普洱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始风光，也拥有着高幸福的热情开朗的人民，这些都是普洱生态文明发展的独特优势。
“厚道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发展“共享经济”。西式现代经济理论标举独占思维，其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独占式的经济模式。由此，人沦为了财富的奴隶，被异化成了独占式经济的牺牲品。从强调相互联系的有机思维出发，立足于高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厚道发展”倡导分享思维，主张努力发展“共享经济”。每个人都生活在共同的地球上，所有的生态都是互通的，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地维持着生命的延续。同样，每个人是相互联系的，都是社会的产物，都不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由此，“厚道发展”所推崇的“共享经济”中所蕴含的分享的智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厚道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尊重他者，将他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厚道发展”所推崇的“共享经济”对于打破资本概念下现代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其通过物尽其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度消费和浪费，从而减缓了经济膨胀的压力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调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能够发挥普洱的政治优势和集体力量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优化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耦合态势，有效进行资源共享、信息共享，这将是资本占主导地位和个人概念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相比的，也将是普洱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当然，发达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我们也应该进行适当的参考借鉴，比如韩国首尔市在共享车辆、共享书籍、共享工具、共享停车场甚至共享公共设施闲置空间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厚道发展”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情义经济”。所谓“情义经济”，是指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为旨归的经济。它是一种以解决他者困惑、满足他者需求、成就他者生命、帮助他者实现梦想为目的经济。“情义经济”当然也要赚钱，但这个钱要赚得让人满意、让人高兴、让人心情舒畅、让人获得高附加值。它是通过提供暖心的服务，给别人爱和成全别人而获利的。获利本身不是目的，帮助他人成长、成全他人生命才是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商家与顾客成为生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阳光经济。云南人一向以“淳朴厚道”“重情厚义”著称，在这片土地上蕴含着现代社会最为宝贵的精神以及品质——情义和诚信。当前，普洱可以充分利用“重情厚义”的传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宝贵诚信，大力发展“情义经济”，将情义转化成为巨大的生产力。比如，可以在林场举办各式各样的天然氧吧、疗养院，让睡不着觉、焦虑忧郁的人感受苍茫林海的泉音松涛鸟鸣，用云南人温暖的胸怀和爽朗的笑声舒缓焦虑和忧郁。
“厚道发展”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厚道农业”。生态文明何以可能，取决于生态农业是否能实现，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厚道农业”。所谓“厚道农业”，就是对大地厚道、对农人厚道。它具有以下特征：有机的、可持续的、再生的、多元的。
“厚道发展”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使命，因此，“厚道农业”是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把构建“共同福祉”作为农业发展的第一要义，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共同发展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内容。“厚道农业”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了一个多元共存的有机体。普洱拥有丰富多元的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未来应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厚道农业”之路。
“厚道发展”要求我们坚持走“厚道城市化”之路。“厚道发展”所推崇的“厚道城市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城乡之间的和谐共荣，它奉行以人为本，主张建设有机、有根、有审美的“厚道城市”。没有任何城市是可以脱离农村而自行成长的，农村为城市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厚道发展”主张发展城乡共荣型的“厚道城市化”，积极倡导社区支持型农业和城市农园运动。从“厚道发展”角度来看，社区支持型农业越发展，城市就越繁荣、越有根，因而也就越可持续。因为社区支持型农业既是城市反哺农村，也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一条绿色通道。同时，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厚道城市化”用一种饱含人性的目光看待城市及其发展。这种蕴含着人性的城市也必定是美的、是各具特色的、是多元的，其并不拘泥于一种线性的模式，进而使人漫步其中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亲切感。
考虑到作为对现代化快生活的反拨，慢生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普洱可以结合自己的传统优势，大力推广慢生活理念，因地制宜地建立各式各样的低碳环保的慢城，使普洱成为慢生活的乐园。
普洱可以借用中国大力发展生态文明的机遇，凭借其特有的资源、道德、文化和政治优势，坚持走可持续的“厚道发展”之路，彻底破解西式现代增长之路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华丽转身，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领跑人，率先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建设绿色中国需要“绿色指挥棒”
谢志强：发展绿色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其目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健康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更加有质量的生活。
有一个与绿色经济、健康生活相关的事物，即疾病。能够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健康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疾病的发生情况，疾病当中最可怕的是癌症。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发癌症1400多万例，其中我国有400多万例。我算了一下，每天在中国查出患癌症的人将近12000人。据有关方面分析，癌症的产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生活环境；二是职业环境；三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占了1/3，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因环境因素致癌。现在癌症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发病率增高，近30年来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已经增长了460%。二是年轻化，原来得癌症的主要是50岁、60岁的人，现在已经降到了30岁、40岁；三是儿童化，15岁以下患恶性肿瘤的在中国每年大约有25000多例，每天大概有70个15岁以下的孩子患恶性肿瘤，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它将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负担。
怎么才能科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倡导健康生活，有很多方法和途径，如转变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等等。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革考核办法。考核是一根指挥棒，怎么考核，一般就怎么干。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人们就一门心思把经济总量搞上去，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包括对环境的摧残破坏。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就会改变我们发展的理念，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我们的政策取向，建立一个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以绿色绩效考核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为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目标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制定详细规则，使之成为一个可操作可遵循的科学规范的考核体系。为了实现这一伟大转变，需要理论研究、政策制定、社会力量、企业等各个方面同时发力。
绿色发展益处多多
郑风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当前最值得思考的是：对于绿色发展，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如果进行绿色发展，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潜力？如果不进行绿色发展，我们又失去了多少？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养几头牛、十几头猪再养几百只鸡，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家家户户都不再大量饲养牛、猪、鸡了。那么，我们餐桌上丰富的肉蛋白从哪来？来自于大量的工厂化养殖。这虽然可以将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但原来的牲畜粪便被化肥农药所替代，导致我们国家现在的化肥使用量每年接近四五千万吨，由此带来的污染可想而知。作为牲畜饲料的秸秆，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农民家里很少用这些东西了，所以大量的作物秸秆往往都付之一炬，也造成了较大的污染。如果能够让作物秸秆统统还田，那么我们国家土壤的有机质不仅可以大幅提升，同时还可以节省很多化肥。我国现在大约有七亿吨秸秆，如果一吨秸秆一千元，就是七千多亿元。所以这样一算，我们现在衡量GDP的方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应当构建一种绿色机制，将其纳入到GDP的衡量中，以此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制定一批激励政策，鼓励农民多采用绿色技术和绿色生产方式。
绿色发展还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欧洲国家有大量的自行车道，号召居民绿色出行，北京也有类似的环保举措，如从回龙观到上地就有一条自行车道，我认为这非常好。我们应当让政府作政策的引导，媒体作消费者的引导，注重舆论宣传，提倡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树立绿色环保典型，在社会中营造向上的风气，使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生态化的良性循环系统中来，让真正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观念深入人心。
绿色发展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
周桂玲：绿色发展关注的核心是人，生态文明建设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保障人的生态权利，维护人的生态安全，追求人的生态幸福。2016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与健康生活的行动纲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由生活方式不合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增多，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有利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将对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直接作用，非绿色生活方式包括过度消费，奢侈浪费。二是间接作用，生活不规律，盲目攀比，背离了人体的自然需要，造成各种疾病，造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庞大的医疗废物更是对环境造成巨大污染，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健康生活水平，减少资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
“十一五”期间中央十七个部门组织完成了中国环境与健康战略研究，提出了战略目标和行动策略，对部署制定环境健康法律，组织调查研究等工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十二五”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提出加强管理健康工作要求，开启了环境与健康管理制度化建设新征程。2017年3月，环保部发布《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明确提出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务。一是将生态文明与健康生活纳入国家环境体系，为环境与健康调查提供了技术保证。二是组织实施专项调查，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组织调查，环境健康风险监测等。三是发挥了大数据在支持环境管理科学决策中的作用，初步建成了环境与健康信息共享。四是加强环境与健康的科普宣传，提升公众的环境健康素养。
认清环境与健康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必须把握四点。第一，政府积极作为对环境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第二，加强经济化管理是新时代环境与健康的治理重点。第三，社会共治是新时代环境与健康的立足点。第四，大力建设健康产业，实现管理与健康的协同良性发展。离开了环境与健康工作，健康生活就无从谈起，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中国生态文明与促进会愿意与各方一道共同努力，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与健康生活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环境治理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李国庆：如何让环境治理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需要遵循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即可持续发展理念。随着对环境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来自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环境改善与经济转型、社会治理之间关系密切，必须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单一的环境治理模式。
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在2030年前实现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调。该项目亦被称为“2030议程”，旨在基于当地的自然环境，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
广义的环境概念，是指除了卫生环境这一基本要素之外，还包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要重新认识和发掘环境资源禀赋，富饶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需要充分认识和发掘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挥环境资源优势，开发和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将环境治理与社会全面发展密切联系起来。中国农村面临人口老龄化、贫困人口等多重社会发展困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产“环境友好型”商品，打造地方品牌，使之与旅游业相结合，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资金与人才流动机制，增强农村的经济发展活力。农村的环境治理将会带动生活体验游和自然体验游等旅游项目的发展。
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加速乡村环境治理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治理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对应关系，环境治理以乡村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治理意愿为基础。提高农村环境的治理动力和治理能力、加速农村环境治理与开发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树立城乡统筹的环境振兴理念，以城乡协同发展，推进环境振兴，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城市应将辐射范围向辖区内的农村地区延伸，以加快农村环境治理进程。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
郭海鹏：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在中国儒家思想中，《礼记·礼运·大同篇》描述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即天下为公、人人相亲的“大同世界”，但当时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打破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平衡，故“大同理想”的关切仍仅限于人与人之关系，尚未惠及自然万物。生态文明社会中的可持续社区兼顾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谐，这一理想符合《周易·乾·彖辞传》中所描述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太和”境界。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也提出“太和所谓道”。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对此深入阐发说：“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万物之理，即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絪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是为太和。” 程颐说：“天地之道，长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这正是可持续发展之意。联系到今天的世界，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其间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本为一体，共为地球母亲之子，未有分别之前，本无不和。等到“道术为天下裂”、各有分别之后，若仍能抱有万物一体的悲悯之心，通过共同努力，达致生态文明的理想社会，使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浑沦无间，这不正是“合同而不相悖害”“不失其和”的“太和”境界吗？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70年前的西欧，传入中国刚好大约100年。作为一种外来思想，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根深叶茂，就必须牢牢扎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并针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提倡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遵循这一原则，基于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经济建设，都应该因地制宜，解放思想，要重视依靠农民的力量，照顾农民的利益。历史经验表明，武装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和改革开放时期先从农村启动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尊重了中国社会现实，因而都取得了成功。另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是“先行先试，以点带面”，例如先设立特区进行实验，让实践来检验，积累经验后再总结推广，这在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本义是中央之国，但更是中道之国。中道即天道，往复无穷，否极泰来，不走极端，无过无不及。中道亦是仁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人为本，无可无不可。中道还是中和之道。《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反映出儒家思想将自然、社会与个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和谐共荣的有机整体，“中和”既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从其不偏不倚的状态而言，可谓之“中和”；从其普遍和谐的状态而言，亦可谓之“太和”。太和者，和之至也，这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指出，中道就是传自尧舜的“道统”，回归中道就是回归中华文明的道统。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指导思想上既要摒弃“阶级斗争”“一大二公”等“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也要排除“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等“右”的思想干扰，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最高原则，并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以仁为本，回归中道，以中道超越左右、涵摄左右，实事求是地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动态和人民需要的变化，解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开放包容心态吸收一切优秀思想的长处，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才能走出一条中和、有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断前进、逐步趋向“生态文明”所提倡的天、地、人、己无所不和的“太和”境界。
构建绿色发展制度要突出中国特色
徐祥临：普洱市能够成为全国第一个绿色发展试验示范区，不仅对普洱市意义重大，同样也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观点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评价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可持续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老祖宗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导下，建立了一种文明类型的农耕文明，也就是小农经济。现在看小农经济是落后的，但在三百年以前，它拥有西方同时期没有的粪肥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就懂得这个技术，即把人畜排泄物变成粪肥，不但生活环境好，而且土地肥力得到保持甚至是提高，如此，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比同时期的欧洲高出好几倍。
中国老祖宗留下一句俗语，“远年富，多载树；近年富，拾粪土”。这就是制度安排，栽树和拾粪都属于保护生态平衡、实现绿色发展的有力措施，这样做就能够致富。所以，我建议普洱市能够把看似落后的传统农家的生产生活方式认真总结一下，让它变得更现代化。我去过很多农村，垃圾处理都在搞“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这一套制度本质上来自于西方，并不是很高明，真正的高明处理方式是我们老祖宗把人畜排泄物变成肥料，就变废为宝了。现在能不能做到？我看能做到。例如，村里的垃圾处理，只要做到村里不生产垃圾、变废为宝，就能够增加收入。再如，北京郊区有个村庄叫西柏店，在市里支持下，2分钱回收老百姓手中的塑料袋，老百姓就都把塑料袋送来了。受到这件事启发，我和中共中央党校另两位教授还做了家庭无垃圾排放小试验，初步取得了成功。
我要讲的第二个观点是，要把构建绿色发展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普洱市委、市政府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对绿水青山资源进行企业化运作，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个思路当然是对的，但在制度构建层面还有完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把农民组织起来非常重视，顶层设计理念就是办农民合作社，倡导“三位一体”综合性合作社。所谓“三位一体”，就是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统一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完善的“三位一体”合作社体系还包括保险、生活服务，是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其精髓在于所有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经营环节产生的利润尽可能地都留在农民手中，其中各种经营环节中最重要的是金融业务。
那么如何将利润留在农民手中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社，该合作社不能只做某个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还要为从事生产的农户提供购销、技术、金融、保险服务。在这些服务性经营业务中，最稳妥的赚钱业务是金融保险业务。而且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金融合作在熟人社会范围开展，风险最低。这样，金融业务产生的利差就留在合作社，留给农民。
201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乡村振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企业进入农业要依托农民合作社。打个比方说，农村市场经济是一棵大树，农户是根，合作社是干，企业是枝叶。主要的还是在合作社，要以合作社为核心来发展农村经济。所以我建议，普洱市围绕着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贯彻落实到绿色发展制度建设中来。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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