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学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体”“用”进行了有意割裂，对“西学”和“中学”进行了重新界定，“体用二源”的观念因此被提出。“中体西用”范式具有多重优越性，最终发展为近代中国不可逾越的文化选择模式，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中体西用 文化范式 哲学思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体”“用”概念的内在关系
近代，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和国内外关系的急剧变化，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危机感，迫使传统学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等理论，以求从文化上找到应对危局的路径。为实现“中学”与“西学”的顺利对接，近代国人从传统出发，将目光投向了“体用”。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体”“用”进行了有意割裂，对“西学”和“中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体用二源”的观念因此被提出。“西学”的器、技包裹着学理，被当作“用”引入中国，并巧妙地和“中学”的伦常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式。
从鸦片战争开始，直至“五四”时期，中国人始终不断探索，但探索的路径却是沿着这种“学术分割、体用二源”的范式出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根据认识的先后，将中西方文化依次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器物、制度和理念，然后又从哲学范畴出发，将“体用”也分割为相对应的三个层次。在解释时，他们有意“扭曲”传统，违背常规地进行“体用二源”的层次划分，迎合了近代中国的特殊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促进社会发展并不代表其运作思路就是正确的，更不能说明文化的演进逻辑就是如此。事实上，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传统思维依然发挥着作用。
“体”和“用”在各个层面以及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按照器物、制度和理念的顺序递进的，这是近代中国发展的特殊逻辑，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特有路径。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器物、制度和理念三个层面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是不均衡的。通过对“体”和“用”的层次划分，我们可以发现，器物层面上的“体”“用”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具体文化形态而普遍存在的，如生物、化学、物理、地理、天文、数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如此，具有普适性；而在制度层面则有一定的差异，如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民主制度、教育制度等直接与人相关的文明，则因文化结构的不同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缺少兼容性而互相排斥。究其原因，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体”“用”体系，在人文层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兼容性，但这并不影响器物层面的普适性，这一点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也是近代思想发展演进的一大重要特征。
“中体西用”范式具有多重优越性，最终发展为近代中国不可逾越的文化选择模式
第一，“体用”内涵具有可发挥性和模糊性。“体用”框架在历史上不曾有定论，所以持不同文化主张的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发挥。第二，“体用”框架拥有最宽泛的应用性和最大的包容性。人们可以随着知识的扩展而不断进行更新。第三，“体用”框架具有易操作性和相对可把握性，能够使许多有争议的内容在“体”和“用”的层面上得以简单操作和协调。
“体用”框架的这些突出优势，使其最终成为晚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思维模式。而近代学人据此建立起的“中体西用”论，经洋务大员张之洞阐释而趋于成熟并形成系统，得到了官方认可，这就比早期洋务派的口头表达更具权威性，也比早期改良派私家著述中所阐释的文化模式拥有了更大的舆论导向权，最终引领了时代的发展。
作为一种时代性的社会思想成果和学术文化趋向，“中体西用”范式一旦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就不会轻易被政治权力所否定，也不会轻易因权力的变更而消失。事实上，“中体西用”范式在甲午战争后就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新学模式和思维范式。从洋务大员到早期维新派再到康梁变法派，无不打着传统的旗帜，为其变革寻找合理性，彰显了“体”“用”的伸缩性。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成为清末新学制建设的立学宗旨：“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可以说，以“体用”范式来构筑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理论体系，是晚清不同学人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甚至是敌对势力之间共同坚守的准则，使“中体西用”范式最终发展为近代中国不可逾越的文化选择模式。
“中体西用”范式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曾说：“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①中国传统社会要实现转型，需要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条件，而“中体西用”论的首要功绩恰好在于此。从整体来看，“中体西用”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揭开了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洋务大员的器技之学和创办实业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使之具备了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虽然这一切对于一个拥有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数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显得杯水车薪、分量单薄，但这在中国毕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开端。从这一点来看，“中体西用”的文化范式功不可没。
“中体西用”范式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从此，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并扮演了时代先驱的角色。在“中体西用”范式的指导下，“西用”随“中体”而入，“西艺”和“西学”也相继传入，在学术和政治层面上冲击了封闭保守的社会风气。兴洋务之大业、学习西夷之长技，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由此出现了“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②的局面。不仅如此，“中体西用”的观念又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变革，使国人进一步调适自己的思想，重新认识中西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中体西用”范式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近代国人以“中体西用”为指导进行社会文化与政治秩序的重构，展现出浓厚的“多元主义”色彩。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底蕴，已植根于人们的思维深处，内化于言谈举止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有益资源，而不是建立现代化的阻碍。任何外来思想和文化要想在这块土壤上长久驻足并产生影响，必须认可并适应这一本土文化，吸收传统、改造自身，并最终融入其中。单纯否定或肯定中、西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不可取的，也并非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现代性的开拓者必须秉持开放的态度，并以此来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化解本位与外来的冲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既要迎合人类的现代文明成果，又要有对“民族性”的持守。文化的发展不能依靠暴烈的手段，而是要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融合与转化，这样的文化发展才是成熟和完整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
总之，“中体西用”的文化范式既是一种融合中西的思维范式和特殊理念，也是一种学习西方的行为趋向，贯穿于整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体西用”范式适应了多元的现代要求，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作者为榆林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7年专项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7JK088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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