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美贸易博弈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从贸易博弈上升为国家战略博弈。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博弈具有多重复杂的动机和目的。中国要加快改革与创新步伐，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根据经贸发展需要决定对外开放节奏，坚定不移做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国要有理有节有利应对美国贸易博弈挑衅，要最大限度赢取其他国家的信任，削弱美国霸权。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 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博弈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6
中美贸易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不再追求贸易顺差，而且希望贸易大体平衡发展，这种贸易平衡是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全部经济合作在内的综合经贸利益平衡，不是简单的货物贸易值统计差额。中美双边综合经贸利益平衡的结果是中方存在大额逆差，美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这符合两国经贸实力差别的分配规律：强国获得较多利益，弱国只能获得较少利益。
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其实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无关。在货物贸易领域里，即使美国与中国断绝任何贸易，美国同样存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除非美国与世界经济隔绝，自给自足。当前中美贸易结构上的失衡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中美两个大国经济结构上互补、利益上互惠、开展资源市场配置的结果，非单方面人为的结果，不是贸易战能够解决的。[1]中美贸易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虽然货物贸易值上美国逆差，但美国服务贸易以及对华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市场销售平衡是巨大的顺差，总体上美国对华取得贸易顺差，贸易利益顺差更大。美国货物贸易失衡是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内部结构性矛盾导致向外部输出资本、美元货币和进口商品达成相对平衡的结果，并非中国人为改变美国贸易结构所产生的。
实质上美国对华贸易始终是顺差，美国政治家嘴上喊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欺骗公众的政治噱头。中美贸易不平衡只是美方挑起博弈的噱头，并非客观真相。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理由毫无依据。[2]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一直处于被支配、被剥削和被控制的地位，虽然在贸易值统计上表现为中国取得较大规模的顺差，实质上中国是贸易利益的逆差国，每年向美国流失巨额贸易利益。美国不从自身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经贸政策找问题、想办法解决贸易结构失衡问题，反而横加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差额规模大等表面现象，并对中国正常贸易采取无端打压，阻扰双边贸易关系正常发展。其行为必然有诈，挑起博弈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美双边经贸实质上是互利共赢的，而且美方从中获得更大利益。但美国把中美贸易表面的不平衡问题作为议题来炒作，其实是不成立的伪命题，之所以作为炒作噱头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和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需要，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快速崛起，威胁其霸权。尽管中国多次表示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也永远不称霸，中国没有充当世界霸权和世界领袖的意愿和野心，但美国并不放心，试图用尽一切手段削弱中国力量及其国际利益，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可以说，中美之间的全球政治经济关系已经走到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十分危险！
中美贸易关系摩擦是博弈的表象，其背后是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外化。中美贸易关系正从过去互利合作的握手转变到大国博弈的掰手腕，这种贸易博弈是大国博弈的一部分，体现为两种社会政治制度、两种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两种社会发展理论及文化的全面较量。中美两国间正在展开一种异常复杂的多维度的非合作贸易博弈。中美贸易博弈是现实的，不可避免的。国内有些专家试图继续采取过去的“韬光养晦”战略，避过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挑衅，但这种逃避是不现实的。美国发起的贸易博弈可能升级到对抗，甚至冲突与战争，博弈级别取决于美国政治需要。为了解决和应对内部矛盾，美国试图通过贸易博弈把矛盾向外国转嫁，主动发起贸易博弈乃至贸易战。在中美贸易博弈中，美国占据主动地位，中国被动应对。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的总根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决定资本必须追求较高利润率，谋求市场垄断和竞争优势，资本追寻失衡必然导致发展不平衡。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一个常态。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贸易领域的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中美贸易博弈是中美两个大国、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发展理论与战略在贸易层面上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息过，有时缓和，有时紧张激烈。起初，美国对新中国展开长达20多年的贸易封锁。在1978年中美建交后的10年里双边贸易规模较小，而且美国处于绝对贸易优势地位，贸易关系比较缓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利用市场、资金以及技术优势对中国贸易施压，迫使中国接受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贸易合作更加广泛，同时斗争更加激烈，但至今中国也没有争取到与美国平等的贸易地位，并没有建立平等合作的贸易关系。2017年中美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增长较快，令美不快。这种贸易差额发生波动，没有改变中美贸易合作共赢的大局和本质。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经贸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扩大，也惠及两国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美都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特别是美方，作为具有明显贸易优势的一方，从中美双边经贸合作中获得了远大于中方的利益，至今仍是如此。美国的贸易优势在新经济、服务经济和虚拟经济上，而不是传统工业制造业。在传统工业制造业领域里，美国如同英国一样，虽然在少数高端制造业仍有些许优势，但整体来说，在现有WTO规则的公平条件下已经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美国传统工业制造业的生存必须依靠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此他们只好抛弃提倡的自由贸易理念和WTO规则，指责别国犯规，破坏游戏规则。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其倡导推行的自由贸易教义中力不从心，行将败下阵来，不得不靠美国政府主权干预以保护国内市场，以免损伤元气。然而，作为特朗普新思维（New Approach）重要组成部分的保护主义是十分错误的。美国现在拒不执行WTO规则对中国承诺的协议条款，把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协议规则完全抛弃，以国内市场和管辖主权作为抵挡外国贸易竞争的最后救命稻草，采取一系列国内政策工具，比如201条款、232条款、301条款、337条款等，与中国展开贸易博弈。中美贸易关系存在利益矛盾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当通过对话沟通和谈判解决，但现在美国政府动辄单边指责、威胁和发起贸易摩擦、贸易战等贸易博弈行动，不仅无助于解决利益矛盾，而且激化矛盾，改变了过去在同一多边贸易体制下解决问题的现状。两国贸易博弈已经没有规则的边界限制，可以不择手段采用任何资源、实力、策略等，博弈已经没有任何框框限制，而且极力争夺规则和秩序制定的主导权，极易将博弈转变为对抗性质。博弈从贸易层面扩展到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更广阔层面的大博弈，博弈性质变味了。
中美两个大国博弈格局已经展开，合作博弈局面已经破裂，非合作博弈局面更加露骨。过去中美就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发生龃龉和争执，但都是斗而不破的合作性博弈。然而，近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定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从过去接触战略、遏制战略以及再平衡战略跳转到竞争战略。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演讲一致将中国视作美国战略竞争者，美国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对手国家。现在美国与中国展开的博弈已经不限于贸易经济领域，而是扩大到了中国东海、南海海洋领土主权以及中国台湾这些中国的核心利益上，这已经超出了贸易博弈范畴，而是涉及主权安全的博命了。这种博弈性质已经完全变了，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有鉴于此，菲律宾、越南先后表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东南亚国家在中美间不选边站队，免遭两强博弈误伤踩踏。中美贸易关系建立在世界上两个最大单体国家的经济基础上，双边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其影响具有世界意义，任何博弈行动的微妙变化不仅对两国经济有直接影响，而且对世界都有重要影响。
中美贸易博弈的目的
贸易博弈是一个智力游戏，赢方将对输方征收难以估量的智商税。中美贸易博弈就是一个比拼智力和实力的长期争斗过程，会有扣人心弦的曲折变化，带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美国希望通过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贸易博弈，既取得眼前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又占据战略高地，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确立美国新型贸易规则，维护美国霸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及博弈想要获得更多现实经济利益。美国从对华贸易和投资中已经长期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美国人仍极其贪婪地要求继续扩大在华利益，同时保护国内市场，继续占据过去流失的传统制造业，巩固国内高科技制造业和新经济地位。也就是说，美国既要扩大在别国的利益，又不让别国分享其国内市场，尽显霸权者的贪婪吃相、现实主义的自私自利本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不仅想从中国市场开放中获取最大利益，同时想保护和独占自己本国市场，不愿与中国分享市场。这就是西方现行国际经济霸权秩序的本性。特朗普政府比以前美国历届政府都贪婪，商业资本家已经抛弃过去的职业政治家作为资本家集团代言人，直接自己上台执政，更加疯狂地谋求额外的国际经济利益，既想以关税和外国投资限制保护国内产业，又想以此谈判撬开中国市场开放的大门，为美国资本赢得更广阔的投资空间。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发展关系，但美国并不愿意接受，只愿看到我赢你输的局面，这就让中国面临着与美国如何合理建立一个正常国家关系的难题。经贸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没有合理的经贸关系就难以发展其他双边关系。目前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严重矛盾必须得到正视和解决。
贸易博弈实际是经济博弈和包括制造业的产业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起贸易摩擦，推动贸易博弈，首要的经济动机是促使包括美国产业资本在内的跨国资本流入美国，推动美国产业和就业增长，使美国经济再次强大，同时限制中国贸易自由发展空间，削弱中国经济，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通过发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博弈的信号，迫使美国产业资本回归和国际资本流入美国，阻止和减少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达到放慢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目的。特朗普政府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向产自中国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却暂时免除了排名美国进口钢铁第1位的加拿大的关税，而美国进口钢铁中国仅排名第11名，可见美国拿国家安全当借口，不顾WTO非歧视规则，目的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传统制造业发展。特朗普政府根据《1974贸易法》的301条款指控中国外资政策，以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实质是遏制中国制造业升级，阻止“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施，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崛起。
美国总统特朗普期望通过发动贸易博弈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但可能事与愿违。政府保护贸易政策是扭曲市场调节机制的低效率配置资源方式，对本国并不有利。中美贸易具有高度互补性和依赖性，不管是直接消费品，还是中间品，双方投资和产业已经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业链紧密配套，许多种类产品可替代代价较高。发起贸易战，不仅损及对方，而且也损及自身。现在贸易博弈的威胁已经引起美国股市震荡，产业界以及农民的恐慌。一旦贸易战真正发生，不但销售市场消失，而且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都会上升，世界市场会急剧变小，很快会加剧两国经济过剩危机和经济衰退。
即使中美相互完全封锁贸易，美国传统制造业也难回归，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也不会缩小，其他国家商品会替代中国商品，占据美国市场，中国失去美国市场，美国同样也失去中国市场，美国贸易逆差可能会继续增大。此时中国过去出口美国的商品将销往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可能做起中美转口贸易，中国销往国际市场的成本更高了，利润会更少，出口规模会缩小，就业可能会受影响。相应地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可能会受损。贸易战对双方利益都是巨大损害，这种损害面积和程度双方都大体相当，没有一方会赢得贸易战。
当前美国大搞传统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是在开经济发展的倒车。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逆经济规律而动，试图实现“再产业化”和制造业回归，虽可以实现特朗普个人选举的政治目标，但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搞贸易保护主义只适合工业制造业时期，在后工业化时代搞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不利于美国发挥比较优势，美国应该推进自由贸易以扩大其服务产业发展领先的优势。
美国再产业化终归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资金、技术以及消费需求，而是美国社会工人工资相对较高，导致生产成本高企，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美国强行上马传统制造业，那是以更高消费品价格和更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为代价，会导致美国整体经济资源错配，竞争力下降，福利及生产力受损。因此，美国应把更多资源配置到具有更大竞争力的领域，坚定迈入后工业化时代，而不是回归早已转移和放弃的传统制造业。
美国社会分化问题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必然追求较高利润率，抛弃落后产业和无竞争力的地方，选择到能赚钱的、有前景的产业和地方。资本不讲道德，只讲赚钱和效率效益。这就决定了美国“锈带”地区搞产业回归和再产业化没有出路，必须走转型升级的新路，放开中低端产业市场，发展高端产业。同样中国老工业基地发展也必须走改革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有市场、有竞争力的高质量的供给。
美国已经走出工业化时代，迈入后工业化时代，要把流失的传统制造业工作拿回来不容易。拿回传统制造业就业机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对手更高；二是美国工人的单位时间平均劳动工资比对手更低。第一点美国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对手是肯定的。但第二点不成立，而且很可能美国工人单位时间平均工资水平比对手高出的比例大于美国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对手的比例，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工厂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不具有竞争力，投资工厂的资本家赚不到钱，因而这种产业在美国生存不下去。即使美国采取减税和削减监管，这些成本减少幅度也远不足以抵消工资偏高以及其他交易成本较高的部分。让美国传统产业回归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美国经济应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高效率产业。当然这些高端、高效率产业发展难，而且风险高。这正是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盛极必衰的道理吧！
美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里、在现有WTO规则下要赢得对中国贸易博弈的胜利，目前只能靠政府提供贸易保护政策。美国不可能依靠保护主义政策获得贸易博弈胜利，因为美方对中方的贸易指控及调查公平地讲都不能成立，中方会有理有据地依据WTO规则要求美方开放市场，公平对待中方贸易，否则真引爆贸易战对美方将是巨大伤害。但是，如果美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应用领先中国较多，或许美方有获得贸易博弈胜利的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位理性、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真的去引爆贸易战，因为它对双方都会造成严重伤害，没有一方能够从贸易战中获利。发动贸易战不会达到改善自己福利的目的，只有疯子才会作出那种愚蠢的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及博弈要达到连任的政治目的。特朗普总统很担心卸任后“通俄门”调查的危险，这迫使他不顾一切地要谋求连任，他必须要赢得2018年底的中期选举，因此他的一切言行和政策动向都要围绕选举需要来展开，其言论和政策动作大多是虚假的。尤其他关于对华贸易的指责和博弈动作也都是为选举服务的，都是假的，不可信的。他对华贸易博弈的言行是说给选民们听、做给选民们看的政治秀，不值得信，不必当真。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选举的虚伪性、迷惑性、腐朽性。美国民主政治的腐朽性表现在可以拿国家的重要对外关系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治人物的政治工具。特朗普多次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达到赢得中期选举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以进口关税迫使美国产业资本回归和外国资本流入的动作是否达到效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出这些信号，做出这些动作，赢得共和党选举。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摩擦或威胁升级为贸易战名义上是为了美国产业及美国工人利益，实质上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为了赢得中期选举，他不会顾及盟国或其他国家的反对。特朗普所有指责中美贸易失衡的言论都出于个人政治和维护及延续美国霸权的政治需要。可悲的是中国又一次成为美国历届政治人物打选战的政治工具。中美贸易问题本来没有问题，现在变成了特朗普政治表演的噱头，成为他个人争取连任的政治赌博筹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加码升级贸易博弈级别，甚至不惜出现真正贸易战，而不愿意与中方开展对话、沟通解决问题，这充分说明美国总统并不想现在就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拖着这一政治表演戏码把民意支持率持续托起，直至赢得中期选举。据美国总统跟踪调查机构拉斯穆森（Rasmussen）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从特朗普开始不断制造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特朗普的选情从刚上台时的高位一度掉到30%以上的支持率，又一路奇迹般地提升到超过50%，其中有33%强烈支持的铁粉，超过奥巴马曾经达到的民调支持率。[3]可见，特朗普拿中美贸易和中美关系作为其政治牺牲品发挥了出奇的效果，推高了他的支持率，也显示出美国民主政治掉入了民粹主义的陷阱。除非外国反对导致其选举不利，否则他都会坚持目前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博弈谋求长远的国际经济秩序及规则制定主导权。贸易博弈从来都是单一目标、单一手段的角力，是大国综合实力、战略利益的角力，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话语权的角力。美国发起贸易博弈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主导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制定的决定权，获得更广泛的霸权利益。
美国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和现有多边贸易规则不满，要求全面修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规则、世界经济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立即退出TPP协议，要求重新谈判NAFTA，抛弃多边贸易协议，要与WTO成员重谈双边协议，重构一个有利于美国的新贸易规则和新国际经济秩序。美国近来掀起的多轮贸易摩擦，包括加征太阳能光伏产品、洗衣机、钢铝进口关税以及对华发起301调查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把贸易伙伴赶到谈判桌旁，要求谈判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双边协议新体系。目前美韩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
近期美国正与中国展开贸易博弈，希望迫使中国与其谈判，达成一个令其满意的中美贸易协议。美国如果赢了，就达成了对自己有利的中美贸易协定，从而有利于促进北美自贸新协议、美欧自由贸易新协定等的达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从上台以来，挑起了一系列贸易摩擦，背离世界贸易组织精神和原则，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于不顾，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摧毁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成为空架子，各方不会立即推翻和撤销它，仍会继续利用其残余价值，但其对世界贸易的实际承载作用正在日益减少。这是美国自己把过去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埋葬。美国人最为务实，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会去干，希望建立对自己更有利的新规则新秩序。
美国霸权要求获得更大利益，要求中国及全球各国驯服，服从美国霸权利益要求。中国捍卫现有经济利益，不愿意接受美国单方面所提出的损害自身利益的新秩序新规则新协议。因此中美贸易博弈中美国的目标不只是眼前的贸易经济利益，关键是亚太及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是全球经济秩序的决定权。美国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TPP一年后要求重新加入，目的仍然是与中国展开全球贸易规则和全球经济秩序主导权的博弈，掌握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决定权。
美国期望通过贸易博弈及贸易战遏制中国崛起，整合盟友，维护并延长霸权。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至现在，一直试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却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遏制、压迫、排挤和不公正对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艰难打拼的结果，是在中国遭受西方不公正对待下仍遵守国际规则、依靠自己老实本分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的发展成就不是靠非法手段取得，也没有威胁任何其他国家，而且力所能及地对世界经济作出相应贡献。中国更没有像美国那样靠对外发动战争、对外贸易制裁、美元霸权等从世界其他国家那里通过巧取豪夺获取不法利益。
中国一直寻求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建设性大国关系，但美国一直不愿意接受、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希望中国成为屈服于其霸权之下的从属国，做其跟班，唯其马首是瞻。中国的目标是与美国建立一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平等、不对抗、不冲突的大国关系。在维护中美关系上中国一直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但只要中国不屈服于美国，美国就不会与中国有合作的、非对抗的关系。在美国看来，中美关系走近必须以中国从属于、认同于其霸权为前提。美国要让中国俯首帖耳，做顺服的从属国，这是中国不可接受的国家关系和国际治理秩序。为了彻底消除中国对其霸权的威胁，即使中国顺从，俯首称臣，美国也必然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甚至让中国失去部分主权或国家被分割肢解。而且，美国会让中国当马仔和棋子，去给它挡子弹，面对强邻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这样一来，美国既消除了挑战其霸权的对手，可以维持长期称霸，还让中俄相互牵制，消除安全威胁，取得绝对安全的地位。因而中美之间在国家关系上产生了霸权与不接受霸权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目前在现有多边体制下虽不尽如人意，但仍然可以运行下去，国家经济处于崛起的上升时期，必然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大旗，扫荡一切保护主义壁垒和障碍。可美国在自己主导的现有多边体制下遇到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难以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大旗，想掀翻现有多边平台，依靠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以及国内市场、国际政治安全、先进科技等资源展开贸易赌博，企图借此能够谈出对其有利的协议，达到在政治、军事上期望赢得的对俄罗斯、中国的绝对优势目标；在经济、文化上期望赢得的对中国的领先优势目标。特朗普虽然对美国过去在全球追求民主政治意识形态扩张和理想主义全球化不感兴趣，但仍然把美国政治、外交、市场、金融、军事、文化以及软实力等优势资产综合运用起来，把务实的利益摆到一切的前面，追求极端自私自利，期望能让美国再次伟大，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中美贸易关系是中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整体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目前中美政治关系有出现战略竞争的对撞危险，这必将会伤害到中美贸易关系，贸易关系恶化只是政治关系恶化的表征或出气口。由此可见，中美在贸易发展上已经走上相反的道路，利益冲突不可调和。
中美经贸结构性失衡表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应该合作共赢，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合作，减少不必要的经贸摩擦和分歧，实现共同发展。中美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两国现有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战略、经贸政策以及经贸结构造成的，主要是由美国跨国资本全球产业转移所推动形成的，因素复杂，比如美国对华自我限制高科技出口，绝非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歧视美国产品。
美国发起贸易博弈名义上是争取美国产业工人及国民经济利益，实质目的在于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美方想从贸易博弈中讹诈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想要在亚太及全球赢得对华的大国竞争。中国始终希望与美国建立互利合作的大国关系，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美国看到目前继续维持与中国的接触关系会壮大中国力量，从而威胁其霸权利益，这种互利合作关系不是美方希望的，所以希望限制和削弱中国力量，压制中国发展，并把中国纳入西方体系，从中国获取更大的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确保其永恒的霸权地位，尽显资本主义国家的贪婪本质。
中国的国家文化不同于美国，也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中国只谋求主导自己的国家命运，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中国不谋求称霸一方或全球，不想主导亚太或世界，更对做世界霸主不感兴趣。中国谋求与别国平等相待，希望与别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作对其霸权利益的最大威胁，实在是过于焦虑不安和不自信了。美国不把中国视为平等合作伙伴，而视为竞争对手的战略选择，将迫使中国不得不变成美国霸权的威胁。
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主动对外伤害过别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却没有得到世界应有的尊重。如今美国为了永葆霸权似乎抛弃一切公平正义，玩弄权谋算计，只讲现实的本国利益至上，已经带有几分不顾一切的疯狂色彩。如果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不谨慎而肆意妄为，任性赌博，下场可能是悲剧性的。美国未来在失势后能够做到像英国老牌帝国那样华丽退场，可以说不失尊严，不受失败之辱，已经非常万幸了。
中国卷入当前与美国的大国博弈并非自己所想所愿，而是被美国找上门的。中国进入这场博弈的狭隘目标是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国家主权及安全，更大局的目标则是铲除霸权，维护世界人民发展利益，重塑一个平等、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让各国及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同发展、共同治理世界，让世界人民共同做天下的主人，不再继续做被少数强国压迫奴役的奴隶。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博弈的策略
中国要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第一，中国要加快改革与创新步伐。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部署了数十项重要领域的改革任务。这些都是事关未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军事以及国防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而艰难的改革任务，是国家现代化的必修课。中央已经做了一系列改革设计、工作部署，各方面需要抓紧落实到位。同时需要加紧对改革落实的效果进行跟踪调研、评估，继续不断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新的改革方案，加快国内各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步伐。
首先，中国要尽快通过改革和创新构建一套现代化的高效的政治与经济体系，超越美国当今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效率。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部署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路线图实施，推进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体制，继续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推进实施国家组织机构改革。加快现代化市场体制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国市场体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不完全相同，各有各的特征。中国市场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不会走美国那种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道路。中国市场体制改革与建设既要吸收西方有益的市场体制发展经验，又要尽可能规避市场低效、无效以及缺陷，建成一套中国式现代化、高效市场体制体系。
其次，中国要通过改革与创新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稳定的金融、货币以及投融资市场体系，有效应对国内国际各种风险的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来一套适合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金融体制体系，虽然比较稳健，但确实效率和能力不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科技发展加快，具备引领世界金融的科技实力。但我国金融、货币以及投融资的国有经济主导体系仍未能跟上现代科技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脚步，需要继续深化体制体系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出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当的现代化新体制体系。美国对华发起贸易博弈很可能会瞄准我国金融领域的弱点。中国对金融开放一定要慎重，要优先对内开放金融业，让民间金融业发展5至10年后再逐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增强我国金融业对冲外部强大金融势力的能力。没有做好准备就打开大门，外资力量可能很快击败现有缺乏竞争力的国有金融系统，从而控制中国金融体系。
最后，中国要通过改革与创新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创新和军事建设新体制，要时刻瞄准世界一流科技与军事发展要求，形成现代化的军民融合、产学研军一体化发展模式。新体制设计上既要发挥市场体制基础性作用，同时发挥政府指挥、引导、协调等功能，规避研发创新的国家体制低效率弊端，又要发挥国家办大事、做大项目的综合资源整合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军事建设符合各自规律快速发展。科技要在军事竞争中发挥核心作用，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研究，加快现代科技成果转化成军事能力的速度。高科技产品竞争主要取决于是否掌握全球市场上更大区域的国际知识产权。我国科技、文化和智库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大，还不是知识产权强国。我国的知识产权授权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我国的国际知识产权较少，这是我国对外经贸的最大软肋。国家要加快科技、文化和智库改革开放步伐，促进开放型创新、创意、创作发展繁荣。国家在加大这些领域投资投入的同时，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开放外资投资。我们要真正把科技、文化和智库做到世界一流，走向世界，占据世界知识产权的主导地位，创造灿烂辉煌的文明。
第二，中国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40年中国开放的重点主要放在对外开放上，对内开放严重滞后。今后国家开放的任务要重点放在对内开放上，实现对外与对内开放并行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对内与对外开放是推进改革深化和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扩大开放有助于构建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政府管理新体制、构建开放型贸易投资新体制、构建开放型金融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科技创新体制以及开放型文化发展新体制，营造更有利的国际国内营商环境。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朋友圈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不能不自主地总跟着少数小型发达经济体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狂奔。自由贸易双方要自愿买卖，不能强买强卖，不能强人所难，要和气生财。强行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会令贸易伙伴畏惧、害怕。我们不能为了解决当前国内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把整个世界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到很高的水平上。这不仅不可能，会遇到一些贸易伙伴们的激烈抵制，而且也不利于资源更高效的配置。并非完全自由贸易就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为如果让过剩产能代替了国际市场上贸易伙伴的产能，伙伴的产能不能转移到其他合适的产业上，就会导致资源闲置、破产和社会问题。这样的世界分工结构并不比我们自觉调整产业结构，生产和供给更加具有有效需求的产品，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自由贸易也不是绝对的，绕开壁垒才有自由。一国对外贸易要像水流下滩一样自然而然，产业或产品要做到具有水那样柔软的、任意形态的适应性，只要国际市场有需求，就要积极寻找、开发和满足这些需求，产品要像水流一般绕开障碍无孔不入，这样的外贸才是自然的、有效率的。同样，贸易平等也是相对的。任何贸易都是不完全平等的交易，绝对平等的贸易只发生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交易国家之间，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自由贸易是以承认各国初始条件、国家市场规模、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竞争力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以同等的关税水平、非关税要求等条款进行交易。
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要量力而行。中国要汲取美国贸易经验，不要推进激进的贸易自由化，不推行高标准自由贸易政策，不能快速大幅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业开放要根据发展需要。否则，中国国内低成本制造业、低附加值制造业将很快消失。由于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水平越高，国际产业转移越容易，如果国内劳动力不能够很快培训转型，这些制造业将难以转型升级，会失去竞争力而消失，大规模资本必然外流，将面临大规模失业和贸易赤字。金融开放更加需要以安全第一位，发展第二位为原则。在金融、货币和资本市场开放上要慎重、警惕，以安全风险可控为前提。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后起国家，当前适当开放和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其对外经贸发展。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美国，当然这个路还很长，中国同样会面临美国今天遇到的贸易难题。今天美国面临的失业与中国失业的性质不同，严重性程度也有很大差别。特朗普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分化以及失业问题几乎不可能成功，因为他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存在的固有矛盾。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人均国民收入很高，小经济没有生存空间，工人一旦失业基本只能靠公共救济，这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即使没有政府失业救助，失业人员只要愿意工作，总能够再就业或通过个体经营的小经济解决温饱，不会形成社会问题，对政府压力并不大。再过几十年后，中国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水平上，失业问题就会成为社会问题。当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分配政策、失业救济政策以及扶贫政策缓解失业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实现公平与效率并行不悖的目标。
但是，现在中国就要冷静下来，不要再盲目跟着过去奥巴马政府那样疯狂冲向高标准自由贸易的顶峰，要缓提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的动议，否则那样会失去很多发展仍比较落后的朋友。同样我国也不能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完全开放金融业，因为金融业是美国最强的产业，也是中国最薄弱和安全风险很高的产业。我国可以根据国内经贸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球经济普遍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协调、有序、缓慢地推动区域及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缓步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不要被那些小的自由经济体绑架。
发展中经济体的适度自由贸易可以促进充分就业，但是激进全球化和过度开放会导致部分民族产业失败，也可能增加失业，这是很不经济的。发展中经济体必须科学判断本国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掌握好开放度和开放节奏。发达经济体也需要科学判断经济资源就业形势，开放度过高、过低都不利于充分利用经济资源。开放度过高会使国内一些产业资本承受巨大外部竞争压力而退出并转移到国外，造成劳动力转岗或失业问题，这部分待业和失业劳动力是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会减少国民收入，甚至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和社会问题。尤其在发达国家效率更高的技术设备替代劳动力问题很突出，过度开放和加速采用科技都会加重失业。开放度过低会使国内一些产业资本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较轻，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垄断，消费者利益受损，产业缺乏创新压力和动力，对外出口竞争力弱，出口动机不强，出口增长缓慢，这也会使国内资源就业不够充分和浪费。并非全面开放、完全自由贸易下国家利益最大，更不是完全封闭下国家利益最大，只有选择最能够充分发挥国家资源、充分就业和最大效率的开放水平和开放度，才会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处于不同国民经济阶层的人群对于自由贸易有着不同利益、不同态度和立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从自由贸易中得到成长和发展，是真正的自由贸易获益者，它们所获得的利益相对小得多，仅是西方列强资本收益的十分之一或更低。西方大资本、大型跨国公司才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数十年来，我国民族资本，尤其是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和壮大，同时我国也为来自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周边地区的外资提供了巨大的获利市场，向美日欧输送了巨额利润和巨大的剩余劳动。开放越大，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资本得利越大。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利益，但得利的人群只是精英和富豪，普通大众得利较少或受损失，因为外来竞争使工资收入降低甚至使其失业。尽管我国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和无数的资源在全球化中实现了价值，但是出卖的价格低廉，大规模剩余劳动和廉价资源滚滚流向发达国家，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损失相当巨大。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一样，除了纳税之外，它们不会与中国劳动者或失业者分享它们获得的巨额利益。执政当局在开放节奏和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决策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分析开放度对国家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资本持有者和劳动者阶层从不同开放度中所获得的不同利益，判断实现开放最优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我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做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工农业是立国之本，是一切财富和价值的根本。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做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要过分倚重服务业。这是历史经验总结的结论。中国要尽可能把工业化过程拉长，拉长三百年，而不是缩短直接跃升到后工业化时代，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工业化的早产儿，再想回过来走美国再工业化的老路不可能成功。中国要充分利用当前国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有利时期，继续逐步把沿海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到中西部，充分利用那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同时积极推进沿海发达经济地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和发展服务业经济吸纳退出制造业的人员。所以，我国在许多重大利益产业仍要保持一定水平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不能轻易把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否则我国未来可能同时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低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一旦被夺走，再恢复就难了。美国梦碎、再产业化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国不能盲目追求产业高端化和高水平贸易自由化。
目前TPP高标准自由贸易是理想的、不现实的。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就撤销了奥巴马政府搞的TPP协议。服务贸易自由化推进难度高，涉及人员流动和国家安全等敏感议题，各国开放服务业都非常谨慎。第一，附加价值高的服务业就业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从制造业下岗的工人转型到服务业就业难度高，转行需要长期的教育培训投入。第二，服务消费往往需要服务对象跨境消费，或者服务提供商跨境投资和生产服务，这容易受到贸易伙伴跨境人口流动和投资流动的限制。第三，服务消费个性化强，服务差异化程度高，服务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和出口难度大，服务业技术进步较慢，服务市场价格竞争性弱（价格容易维持在高位上，可以维持服务从业者较高的工资薪水），服务出口竞争力相对不够强劲。第四，大多数服务不是必需消费品，容易在经济困难时最先被削减，服务出口行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相对稳定，其规模受最终消费规模的限制。正由于这些服务贸易特性，英美等过快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都面临服务贸易顺差覆盖不了货物贸易逆差的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服务贸易出口难以做大和增加就业。
除了较高水平贸易自由化引起制造业转移外，扩张性财政和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是引起制造业凋敝和服务业兴盛的另一重要原因。金融当局向市场注入大规模流动性，会使服务业价格涨得较快，制造业产品市场价格在外部竞争压力下难以上涨，甚至趋于下降，制造业劳动工资成本不断增加，从事制造业资本获得的一般利润率长期低于服务业，资本很快就会退出制造业，转行服务业，结果服务业增长很快。如果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跟不上产业转型升级，就会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中国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发展战略，吸引更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产业资本留在和流入中国，增强推动中国产业和就业增长的资本实力，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在人工智能、高性能发动机、高新技术领域加大投入，加快研发进度，加快最先进技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应用，以先进技术研发赢得博弈主动权。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力度，把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三大产业体系结构和比例调整到合理水平上，不偏废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需要汲取美欧日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铭记丢失的制造业难以复兴的教训，我们要慎重急速推进产业高端化、向服务业转型升级，反思我国政策调整目标是否对头。中国要用好美国遣返移民、难民政策，利用和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以及我国回归留学生资源，向全球开放人才市场，吸引全球有用英才：只要有中国公司聘用就可以获签入境工作，发挥人才优势，若解聘离职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新聘用合约则终止签证离境。
中国要有理有节有利地应对美国贸易博弈挑衅。中国已经站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WTO规则的战略制高点上。中国博弈处于优势地位，但不能大意，要尽可能把博弈导入WTO框架下有理有据展开斗争。中美要赢得贸易博弈，必须科学运用现代博弈论、辩证法、易经和围棋战法的思想，把握发展大势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中国要冷静、理性，尽可能控制住与美国开展贸易博弈的局面，努力把博弈棋局走活，不能总让特朗普走先手棋，要尽量保持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中美经贸利益分配的博弈如同两个棋手的对弈。中美双方都要给予对方活路，对弈不对抗，斗而不破。双方要从博弈中获得各自利益，不把棋局走死，保持不冲突不对抗的竞合关系。高手下棋，最忌逼对手走上绝路，而是采取围而不杀的策略。
这场博弈不会短期内结束，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不要有松一口气、缓一缓的半点松懈。中国在贸易博弈中要形成国家利益意识，提高凝聚力，紧密团结，拥护国家对美展开的博弈立场和政策及行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美贸易博弈持示弱、妥协、绥靖、跪舔的立场，试图息事宁人，避免冲突，逃避贸易关系恶化后果，挽回过去的战略互信和战略接触关系。这是一种妄想。中美贸易博弈是一个长期持续展开的过程，其间会有大、中、小型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的各种类型的对垒、冲突和战斗，双方会打谈结合，互相摸底，把握大势大局，占据主动，准确判断对手可能动向，拿出有效对策。中国要不断试探和分析美国的底线和忍受度，同时时刻计算双方每个动作的各自损益，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进退有据，亦要有利。斗智斗勇，赢在全局。美国在这场博弈中没有退路，否则会加快衰退。中国也必须冷静机智，寻找美国的弱点和破绽。中国同样也没有退路，退让只能得到比日本还要悲惨百倍的下场，永远为美国霸权所奴役。我们要坚决打赢这场贸易战，少说多干，不逞口舌之快，一心一意做好内部事务，补强自己的软肋，让敌人无懈可击。
当前我国要稳定对美贸易规模，不必继续追求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的目标，我们要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做大做实中方可控的全球市场。同时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通过扩大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和国际产能合作获得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更大利益；减少对美债券投资规模，减少外汇资产对美国债券市场的依赖，加大直接投资规模。据美国荣鼎集团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456亿美元，是2015年的3倍。[4]以前我国对美投资规模很小，近两年我国加大对美直接投资，这有利于我们平衡两国经贸的失衡。
当前WTO协议是在20年前谈判和妥协中达成的。那时中国政治经济地位较低，而且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中国并不利，所达成的WTO议定书不是在平等磋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对中国并不有利。今天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有与其他伙伴达成更加有利的新协议的迫切愿望。中国要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基础上顺水推舟，达成包括贸易、投资合作更综合的中美自由贸易协议。我们认为中美博弈仍要保持合作和建设性的博弈方式，加强贸易理论对话、贸易政策对话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议磋商。积极与美国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协议谈判，力争达成一个反映双边最优贸易利益安排的、平等的、公平的、互惠的新协议，代替20多年前谈判所达成的不平等协议。今天中国贸易经济地位有了巨大提高，必须谈出一个反映我国经济贸易地位的更有利协议，我国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就是我们谈判争利的最大砝码。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而且未来潜在的市场规模更加庞大，任何国家不可忽视，否则就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中立足。这是我国谈判要价的底气。要想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必须给予我国平等进入对方市场的地位。如果没有谈得出一份比现有协议更优的新协议，那么就可以不接受不利的条款，双方可以继续谈直到达成一个均衡的、对等的、有利于我们的新协议为止。采取以谈代拖的策略，坚持3至5年，届时我国国际经济地位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会有助于我们在谈判桌上拿到有利的砝码。同时中国要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RCEP协议，加快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综合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中美经贸关系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仅仅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我们这些年维持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仅稳定了经贸合作关系，中方从对美贸易中获得市场利益，而且促进了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取得明显提升，提高了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稳定了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最主要的是促进了两国科技、管理、文化教育的交流，这对于提升科技和管理水平、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丰富人民文化娱乐生活、增强我国整体国力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要更加理性、务实地看待中美关系，努力呵护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不采取使两国关系恶化的过激政策或只顾语言痛快。
在贸易博弈中我们不能直线思维，有时候需要“先予后取”，讲求斗争策略。我国要自动减少对欧美市场过剩产能出口，不要简单强调按照WTO规则行事，要求欧美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开放市场，放弃本地钢铁产业，从中国进口钢铁产品。那种绝对自由贸易的直线思维和贸易实践，把欧美国家给吓着了。它们害怕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打垮它们的产业，抢走它们的就业。我国在对外倾销过剩产能上过于急躁，引起了贸易伙伴的担心和警惕。如果我们在钢铁等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上自我克制，给贸易伙伴缓和冲击的活路，也许它们就会按照WTO协议，到期给予我们应有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美贸易博弈不仅比智力，更比耐力和实力。如果中国撑不住产能过剩的危机，同时美国以贸易摩擦、贸易威胁和贸易战等手段不断打压，引起金融危机加剧，以贸易博弈要挟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进口市场，为美国释放和转嫁虚拟经济泡沫寻找国际突破口，为美国金融部门转嫁危机和减少损失做好通道准备。如果美国撑不住股市、债券以及期货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则美国金融部门损失惨重，而且整个经济和购买力将大幅萎缩，中国对美出口将面临大幅缩减的压力，美国在华资产将回流美国本土，也不利于中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美国十年量化宽松所形成的巨大美元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在美元加息收紧压力下，如果没有实质价值基础支撑，必将破灭崩溃，从而失掉美元霸权。美国现在处于棋局不利的形势下，希望通过贸易博弈进行搅局，获得起死回生的一线机会，为此必须找到转嫁危机的替死羊。因此，中美贸易博弈就是美国无中生有的搅局顽抗和垂死挣扎。所以，博弈结果就看哪国能够支撑住危机压力。哪国先倒下就输掉博弈，利益就会被对手占据。中国要预先做好国内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应对准备，补强自身，做好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应对方案。
未来中美贸易博弈的范围将更加广泛，博弈性质更加多变，博弈手段更加多样。中美两国公平博弈不是美国想要的，因为中国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美国，公平竞争在时间上我们胜过对手。但是美国肯定会用上一切手段和资源展开殊死博弈，包括使用一些下三滥的搅局手段，比如向中国周边卖军火、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把日本军国主义放归世界舞台、点燃朝鲜半岛战火、搞乱香港、拿台湾做挡箭牌、阻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等。特朗普肯定会把干预台湾、扰乱香港、插手中国东海及南海海洋领土争议作为其对华谈判博弈的杀手锏，这些都是我们不能退让的敏感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拿一些经贸利益让步换取我们的核心利益，这是值得的，我们不必冒险武力相向。美国很可能会打台湾牌，以分裂中国领土主权要挟中国在贸易上退让，要求中国谈判达成和接受不平等贸易协议。美国已经采取国家行动，与台湾岛内蔡英文当局合谋，试图分裂中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正密切观察美国打破现状的行动发展程度，准备相应采取应对措施。帝国主义国家向来不讲信义，只讲利益。虽然世界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大国博弈非常疯狂，不得不防。大国博弈必须防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当前最紧要的是中美双方都要同时停止博弈轮番加码动作。双方在贸易认识上的分歧必须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等面对面的建设性对话加以管控，努力保持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有话要当面谈，不放试探性空炮，莫让新闻报道扭曲误报，莫使信息失真，更莫让对方猜忌。双方隔空喊话，往往对方听不到、听不清，而且容易不理性、情绪化，引起误会误解，各自都觉得受到对方伤害。因此，当出现经贸纠纷和利益矛盾时，中美双方都需要平心静气地面对面沟通，一次不行，达不到目标，就再一次进行沟通，直至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稳定、正向和具有引领作用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5]
中国要最大限度赢取其他国家的信任，削弱美国霸权。美国已经将大国战略竞争上升为国家战略，贸易战略必将服从国家战略需要而发生转变，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在全球的棋局是全球秩序、轨道、道路、治理模式的争夺。中国要以开放、柔和、平等的方式与各国结成经贸伙伴关系。大国战略博弈在军事安全层面出现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经贸对抗代价不菲，美国为了霸权利益和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可能会拿经贸作为博弈的武器。中国取胜博弈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取得成效。贸易投资上对美国的局部退让可以接受，让美国搞不会成功的再产业化，我们要重点把人民币变成能与美元竞争的世界货币，这就要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全面胜利。中国只想好好发展自己，不想与任何国家争霸，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但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引起霸权国家的不安和警觉，想要与我国对决。虽然我们不想与之对决，但我们也不怕。
美国贸易博弈最常用的王牌就是国内市场，利用关税等贸易壁垒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形成统一战线，对付中国贸易模式，迫使中国屈服。美国利用贸易利益杠杆撬动和要挟贸易伙伴站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中国、俄罗斯等不屈服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展开战略利益博弈，压迫和削减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利益。美国运用贸易关税、贸易协议以及安全威胁等一切手段进行威逼利诱，凡是不与中国展开贸易对抗与斗争的重要贸易国家，不仅不能从美国得到利益，而且安全受到威胁，这些国家纷纷站到美国一边。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博弈把西方阵营整合起来，一致对付中国经济，重新再次迎来美国工业强盛和国家伟大，实现脱虚向实，把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危机转嫁给中国，让中国承受损失。
中国要利用特朗普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起许多相关贸易伙伴的不满情绪，增强最大限度的国际信任，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多双边合作以及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中国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做好战略崛起准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外交与援助工作，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各国深度经贸融合、互补、互通，促进与各国关系长期友好发展。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网络中封锁美国商品、服务以及资金、技术，阻隔美国利用“一带一路”项目与东道国经贸联系。规划、实施和推进好“一带一路”建设，运作好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
中国要有效运用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完整的工业体系、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先进实用的科技成果以及教育、旅游、文化资源，扩大朋友圈，不仅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结成最广泛的同盟，而且要积极主动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目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安排非常睿智，它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战略协作关系，既阻止美国霸权主义进一步增强，又不是靠得很近的联盟关系，给美国一定的安全安慰。发展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符合中俄乃至美国等各方利益，有助于形成多极化世界格局，削弱美国霸权的势力，发挥世界稳定器的作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的中间成果）
注释
[1]隆国强：《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经济日报》，2018年3月30日，第1版。
[2]东艳、李春顶：《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理由毫无依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4月5日，第5版。
[3]Rasmussen Reports, "Daily Presidential Tracking Poll", April 6, 2018, http://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political_updates/prez_track_apr06.
[4]章念生：《去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456亿美元 投资合作促进中美双赢》，《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2期，第34～35页。
[5]陈文玲：《特朗普战略转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与特朗普交易型政府必须算清的几笔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3月下。
责 编／周于琬
The Sino-US Trade Game: Nature, Purpose and Strategy
Xia Xianliang
Abstract: The nature of the Sino-US trade game has changed from a trade game to a national strategic game. The US has started the Sino-US trade game for multiple complex purposes. China must accelerate the pace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build a new pattern of all-round openness, determine the pa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its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and unswervingly improve the industry, especially manufacturing. China must be rational and forceful in responding to the US trade game provocation, and win the trust of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weaken the US hegemony.
Keywords: Sino-US trade relations, trade protectionism, trade game
夏先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知识产权。主要著作有《知识论——知识产权、知识贸易与经济发展》《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中国“走出去”方式创新研究》《中国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