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进入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先后利用美国贸易法案对中国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与保护。通过美国对华直接出口、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国出口、美资企业在华销售、美国从中国进口以及中国出口盈余回流美国五个角度，全面分析美国从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各种收益与福利。可知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绝不是中国方面独吞利益，而是双赢、互利与共享的，中美双方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具有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因此，美国回到谈判桌前开展战略合作与对话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关键词】中美贸易冲突 收益账 福利账 战略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3
进入2018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先后利用美国贸易法案中的201条款（保障措施）、232条款（国家安全）和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中国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与保护。尽管中美双方进行了密集的三轮磋商，但未能达成妥协。6月15日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正式实施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7月11日美国再度公布了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10%的清单，对此中方强硬反击，也采取了对等报复措施。中美贸易战由此爆发。
美国启动上述措施是基于其作出的主观判断，即：中美贸易长期严重失衡；中国出口冲击美国国内市场，夺走美国就业岗位，降低美国工人收入；中国存在进口保护与不公平竞争行为；因此，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了大亏。果真如此吗？认识和化解中美贸易争端首先需要全面、准确和客观地算清中美贸易的收益帐和福利帐。
美国对华出口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提供了强劲动力，贸易战将为其强劲增长蒙上阴影
中国是美国除北美地区（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其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2008～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年平均增速达到11%，不仅高于同期美国总出口4%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同期中国对美出口6.6%的平均增速。2017年，美国对华总出口为1879亿美元（其中，商品出口1303亿美元，服务出口576亿美元），约占美国总出口的8.1%，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场购买力的提升，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预计到2026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至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
此外，美国的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百万级的就业岗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咨询社完成的《理解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对华直接出口创造了148万个就业岗位，通过第三国向中国的间接出口创造了30万个就业岗位，共计178万个；如果再考虑中美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创造的岗位，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总共支撑了美国国内256万个就业岗位。
近期美国经济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2.2%和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9%。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打贸易战并导致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无疑将损害刚有起色的美国经济。
中国对美出口中包含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巨大收益，贸易战将严重伤害其自身的商业利益和竞争力
随着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新型生产网络的发展，美国已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环节通过对外投资和外包方式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然后再从后者进口所需的商品，这样不但赚取利润，还为国内生产与消费降低了成本。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有一部分就是由美资企业完成的，它们是对美国出口收益的实际获得者，根据相关数据估算，2015年这个比例约为5%。因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实际上破坏了美国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由于征税对象主要集中于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进口的资本品与中间品，所以征收关税等同于对美国国内公司征税。
根据美国著名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份研究，在“301条款”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中，受影响最大的三类产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33.4%，该比例为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受制裁影响的进口总额之比，以下同）、机械（32.7%）和电气设备及零部件（8.8%）的进口额中分别有41%、31.7%和21.5%来自在华美资公司的出口。这表明，在上述部门中，美国国内企业高度依赖从中国市场的进口，中美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这种情形在信息技术产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苹果、英特尔和戴尔等美国制造商十分依赖中国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生产提供的产品。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从形式上看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实际上是将枪口指向了美国公司。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有巨大的国内销售收入顺差，大大抵消了美国对华的跨境贸易赤字，贸易战将提升美资在华的不确定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仅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交易来判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显然是非常不全面的，服务贸易（特别是商业存在方式）、国际直接投资和离岸外包等都日益成为影响一国海外商业利益的重要渠道。美国仅强调与中国之间存在的巨额跨境贸易逆差，但对其跨国公司子公司对中国的庞大销售顺差却“选择性失明”。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提供的数据可以分析美资企业在华的投资与经营情况。200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为112.6亿美元，2016年底上升到92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7.6%。伴随投资增加的是其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按照美资多数股权公司口径统计，在货物销售方面，美国在华子公司的国内市场销售额从2009年的851.1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401.8亿美元，年均增长18.9%；在服务销售方面，美国在华子公司的国内销售额从2009年的216.9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09.5亿美元，年均增长15.3%；货物与服务两者相加，美国在华子公司的国内总销售额从2009年的1068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911.3亿美元，年均增长18.2%。这不但表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与销售实现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对美国投资者总体上还是比较开放的。
在考虑了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影响之后，可以进一步对中美间相互真实的商业利益进行重新估算。首先，以中美之间货物与服务进出口额计算传统意义上的跨境贸易差额；其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扣除其他国家子公司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对在美中资企业的出口，加上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收入得到中国对美的总销售额，根据同样方法计算出美国对华的总销售额，由此得到两国之间的“总销售差额”。
根据德意志银行研究部最新的开创性测算，中美传统的贸易差额和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因素后的总销售差额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2009～2015年，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跨境贸易顺差在逐年扩大，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国内销售顺差以更快的速度在增加，从而大大抵消了前者，使中美之间的总销售差额在逐年缩小。以2015年为例，中国对美国的传统意义上的跨境贸易顺差为3341亿美元，经过调整后的总销售顺差只有304亿美元，顺差规模缩小为传统的91%！这主要是因为美资企业对华的国内销售具有2197亿美元的顺差。以上计算仅考虑了企业拥有多数股权的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如果我们把统计口径放宽，将所有在对方国家投资的企业考虑进去，那么早在2009年美国的对华总销售就已经是顺差，2015年顺差规模达到1218.5亿美元。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对华直接投资与经营才是美国公司获取中国市场的主要渠道，仅从传统跨境贸易差额来判断中美商业利益的分配有失偏颇。中美贸易战将严重伤害两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利于中国进一步向美方开放国内市场，因为中国最具威胁的反击手段就是对美国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商业利益采取遏制措施。
美国从中国进口使其广大消费者获得低价、质高和多样化选择的收益，贸易战将伤害其低收入消费群体的福利
中国商品在美国居民日用消费品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消费市场中80%的商品都是由中国生产和提供的。尽管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等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不断进入美国市场，但在美国居民日用消费品市场中，“中国制造”不仅没有大规模退出，相反仍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势头。2009～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三大类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和服装、皮革箱包、杂项制品（主要包括家具、玩具等）的涨幅均在一倍左右。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其他国家的类似商品的替代性较低。
美国自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有利于其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从而提高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购买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典型的美国家庭收入为5.65万美元，对华贸易平均为每个家庭每年节省850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低价商品在2015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1%～1.5%。
在特朗普政府今年4月份发布的第一份500亿美元关税清单中，消费类商品约占12%，而到6月15日公布的清单中则下降到1%，这表明其两难心理——既想惩罚中国出口，又欲极力避免对美国普通消费者造成直接伤害。当然这也是一些零售商企业（例如百思买）极力游说的结果，从而导致最终将平板电视与手机等排除在外。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又加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惩罚性征税，涉及计算机、家具、灯具、箱包、吸尘器、厨具、电冰箱、食品等多种消费品，加上美国最近以“232条款”（国家安全）为借口发起对金额约为3500亿美元的汽车（包括轿车、轻型卡车和汽车零部件）进行调查，美国消费者将为此付出承担通货膨胀的高昂代价。由于中国消费类商品深为美国中低收入家庭所喜爱，这些消费群体也将成为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最主要受害者。
中国对美贸易盈余最终以资本方式回流到美国，形成对美国负债消费的部分支撑
长期以来，美国在宏观经济结构上存在储蓄—投资缺口与公共财政赤字缺口，从而形成其经常项目逆差。但同时美国也充分利用美元独有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和货币政策调整吸引资本净流入，为其巨额贸易逆差进行融资。这实质上是美国利用他国的过剩储蓄为其超出自身供给水平的消费负债买单。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是中国外汇储备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中国也是购买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18年1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高达1.17万亿元。可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转化为中方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安全性较高的美国国债回流到其资本市场，支撑了美国的国内消费、投资与政府支出，增强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有助于维持美国的低利率、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综上，我们通过美国对华直接出口、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国出口、美资企业在华销售、美国从中国进口以及中国出口盈余回流美国五个角度，全面分析了美国从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各种收益与福利，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利润、增加值、低通货膨胀、消费多样性和金融与财政稳定。因此，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绝不是中国方面独吞利益，而是双赢、互利与共享的，中美双方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具有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特朗普政府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商业贸易并由此试图重新塑造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十分狭隘与扭曲的，美国发起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将颠覆它自己缔造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最终损人不利己。美国回到谈判桌前开展战略合作与对话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中国商务部，2017，《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
张智威、熊奕、季心宇，2018，《估算中美两国相互的商业利益规模》，德意志银行研究部研究报告。
Mary E. Lovely and Yang Liang, 2018, "TrumpTariffs PrimarilyHit MultinationalSupply Chains, HarmUS TechnologyCompetitiveness",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y, pp. 12-18.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17,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January.
责 编／周于琬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and US Economic Interests in China
Sheng Bin Yan Bi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8,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ously started trade fri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has used the US Trade Act to impose import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nefits that the US has obtained from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by looking at the US direct export to China, the export to the US by the US-fund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their sales of goods in China, the US imports from China, and the return of China's export surplus to the US. It is discovered that China does not exclusively benefit from the China-US trade, and their bilateral trade is on a win-win basis. 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China and the US have close interdependence. Therefore, the only correct choice for the US is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ha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with China.
Keywords: Sino-US trade conflict, income account, welfare account, strategic cooperation
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合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等。严兵，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公司财务。主要著作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基于产业和地区层面的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