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贸易战是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中国会最终赢得中美贸易战，由全球贸易大国转型为全球贸易强国，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的主导建构者。美国则很可能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最终失败者，很可能由全球主导的贸易强国转变为一个普通的全球贸易大国，丧失主导甚至参与全球新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与修订的大国地位。中国需要承担大国责任，采取妥善措施积极应对全球贸易战，以维护世界人民的公共贸易为出发点，制定和实施应对贸易战的持久战略，与大多数自由贸易倡导国结成国际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共同遏制全球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
【关键词】贸易战 大国博弈 全球产业链重构 公共贸易利益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5
引言
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1月22日正式上台执政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贸易战，世界主要大国和经济体纷纷卷入，不仅深刻影响并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而且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产生长远的冲击和影响，最终导致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不断蔓延的全球贸易战既是大国经济发展竞争与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又是全球贸易体系演化与产业链体系重构的过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全球贸易战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贸易战改变美国长期存在的巨额货物贸易逆差、重整美国制造业以兑现其“美国优先”与“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主要进攻对象，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冲突便构成全球贸易战的主要表现与主导因素。事实上，除了中美两个大国以外，包括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包括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都成为贸易战的参与者及利益相关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涉及国家和经济体数量最多的全球贸易战已经形成。中国作为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的主要打击对象，需要充分发挥其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与主要制造业大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妥善应对贸易战对其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推动全球贸易体系与全球产业链体系的重构，不仅维护自身贸易利益与产业发展利益，而且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主要维护者和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导力量。因此，探讨贸易战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贸易战、大国博弈与产业链体系：概念解释
贸易战是国家间发展竞争与政治博弈的产物。贸易摩擦与冲突贯彻人类贸易活动的整个历史过程，贸易战则是贸易摩擦与冲突极端化的表现形式。本文中的贸易战是指规模大、范围广、极端化、影响深远与长期化的贸易摩擦与冲突，是国家之间贸易发展竞争与贸易利益分配竞争激烈化的结果。全球贸易战则是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博弈的产物和主要类型，只有大规模经济体和贸易大国才有能力和可能性发起全球贸易战，小规模经济体或者贸易小国只是全球贸易战的参与者和跟随者。
美国是当前全球贸易战（2018）的主要发起者，中国则是主要应对者，欧盟、脱欧中的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则是参与全球贸易战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则是参与全球贸易战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则构成全球贸易战的博弈跟随者。可以用下表描述各国在全球贸易战博弈中的角色定位。
从表中可以看出，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最大经济体与贸易大国，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博弈主导着全球贸易战的进程和最终结果。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7个国家则作为贸易战的主要参与大国，对全球贸易战进程与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但不可能发挥主导影响作用，这些国家与中美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结盟或者处于敌对状态，都可能影响到贸易战的进程和最终结果。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南非、伊朗、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12个国家，作为全球贸易战的中等参与者，对全球贸易战的进程和最终结果只能够发挥中等影响，但如果其能够形成集团性力量，则会对贸易战进程和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但单独一国的影响较为有限。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则是全球贸易战的博弈跟随者，对全球贸易战只能够发挥边际性的影响效应，更多的是作为贸易竞争与博弈的国家环境构成者而存在。
本文中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是指全球范围内垂直产业链与水平产业链的各个构成部分的总和的统称，是全球垂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水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体系，也是全球范围内产品供给与需求链、商品流通链、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多维动态组合。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则是指全球范围内垂直产业链与水平产业链中的产品供给与需要链、商品流通链、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各个链构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出现变化与调整的动态过程。全球产业链体系的重组则是指全球范围内垂直产业链与水平产业链中的产品供给与需求链、商品流通链、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各个构成部分或者说各个链构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方式的重新配置与组合的动态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所有环节与结构构成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链，进入市场与非市场交易环节的产品便是流通中的商品，商品流动中的相互关联的所有环节与结构构成商品流通链，价值形成与分配链则是指产品生产与供求及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形成与分配的所有环节与结构的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链则是指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在地理位置与所有关联空间区位的集合。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贸易战则是影响全球产业链体系分化与重组进程的重要事件和关键变量集合。
事实上，当前的全球贸易战是中美两个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博弈到一定程度和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会发起对华贸易战，差别仅仅在于发起贸易战的战略目标、策略组合与政策选择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发展竞争与政治博弈演化到需要通过一场贸易战来重新定义彼此已经变化了的相对地位与利益分布。因此，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贸易政策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妥协的贸易政策，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发生不取决于中国如何调整自己的贸易政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崛起已经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利益，这是不可调和的，贸易战是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历史过程。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战略目标与博弈工具
美国作为目前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居于霸权地位，维护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是任何美国执政集团与决策精英的首要战略目标。任何政党在美国执政，都不可能放弃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各种霸权利益，都会采取各种可能的政治经济博弈工具及其组合维护既得贸易利益，无论全球贸易战还是针对特定竞争对手的大国贸易战都是美国执政者的战略选项。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只是美国历史上发动的各种对美贸易摩擦与冲突的延伸，主要的差别只是在于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时机设计、战略目标与博弈工具选择的不同。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护既得霸权利益。当然，美国的霸权利益分布广泛，涉及领域众多，其通过发动对华贸易战试图维护的霸权利益和战略目标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
弱化竞争对手发展能力以维护霸权地位。弱化潜在的霸权挑战者的挑战能力、霸权替代者的霸权替代能力，维持乃至扩大美国与潜在霸权挑战者或者霸权替代者之间的能力差距，中国被美国执政精英视为其霸权的潜在挑战者或者潜在的霸权替代者，弱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成为任何理性的美国执政集团和决策精英的必然选择。
维护美国的大国市场利益与贸易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居于垄断性的市场地位与贸易地位是霸权地位的重要表现，也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象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与债权大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最大的债务国，为了减少本国贸易逆差，维护本国市场利益与贸易利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必然成为其贸易战的最大打击对象。
维护美国的产业利益和就业岗位。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是全球主要制造业大国，但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长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两国之间的制造业产出规模差距不断拉大，美国的制造业优势不断弱化，制造业就业岗位不断流失，产业空心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中国作为新兴制造业大国且正在成为新兴制造业强国，毫无疑问成为美国贸易战的指向目标。
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和技术霸权。在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与创新能力是美国保持在全球范围内技术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关键，中国作为全球新兴研究开发与创新大国，在技术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与美国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态势，这必然引起美国执政集团和决策精英的焦虑，开展对华贸易战便是这种技术霸权失落焦虑的极端反应。
维护美国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优越性。无论“美国优先”还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护美国的发展利益，以美国发展模式、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具有天然优越性为假设前提，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与美国存在根本区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在证明中国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同时也从反面证明美国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并非唯一优越性存在，因此，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战阻碍与损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维护其自以为是的所谓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与党派利益竞争与维护联盟体系的需要。美国作为霸权大国，通过贸易战能够构建其国家竞争的对手乃至敌人，实现国内政治动员目标，而且能够维护执政集团与决策精英的党派利益，同时能够通过寻找或者树立“共同假想敌”的方式建构与维护联盟体系。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发展的主要竞争对手，一定会成为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的主要进攻对象。因此，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国家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美国针对中国发起史无前例的贸易战便成为可能和必然。
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博弈工具至少涉及六个方面：一是使用极限施压的贸易讹诈战略，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通过贸易谈判之前和谈判过程中的舆论战与心理战，试图干扰谈判对手的战略决策与谈判策略；三是利用阶段性、逐步升级的关税与非关税保护措施进行施压，试图以最小成本和损失赢得贸易战胜利；四是以国内政治动员与盟友策略，通过国内政治动员与利益协调形成国内对华贸易战的统一战线，同时利用庞大的盟友体系来虚张声势，试图塑造对华贸易战的内部团结与外部盟友体系的施压态势；五是通过利益绑架和利益分化瓦解贸易战对手的国内团结和国际盟友体系，干扰贸易竞争对手的战略选择空间与战略定力；六是非常条件下的以国家力量对特定厂商、组织和个人进行精准经济制裁与贸易限制，获得不对称贸易战的战略与战术优势。当然，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博弈工具及其组合会根据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调整，但其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战略目标则会持续保持。
中国应对大国贸易战博弈的战略目标及工具选择
美国发起以中国为主要进攻目标的贸易战，必然招致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反抗，由此形成波及范围广泛的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中国反抗贸易战的主要目标，除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外，还需要推动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和完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毫不妥协地承担起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大国责任，参与到大国贸易竞争与政治博弈之中，努力维护自己的发展利益。中国参与贸易战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及目标包括八方面内容。
维护自身发展权利。美国发起针对中国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试图剥夺中国人民选择自身发展道路、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权利，试图通过外部强制方式干扰中国发展，以增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与阻力，遏制中国发展能力、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进而减少美国霸权利益受到挑战或者被替代的可能性，在贸易战中挫败美国的企图是中国妥善应对贸易战的重要目标。
维护本国贸易利益与市场利益。如果不能够在贸易战中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与市场利益，则必然导致本国发展机遇与市场的丧失，损害本国企业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在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以维护美国本地产商利益的同时必然损害中国产商的贸易利益，压缩中国产品的市场空间，损害了中国的市场利益。
维护本国产业发展利益。中国作为追赶发展型国家，总体而言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居于中低端，正在向中高端攀升，虽然在要素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和规模竞争优势，但在高端的新兴产业领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发展差距，需要补齐新兴产业发展的短板。贸易战则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设置了各种限制和障碍，阻碍中国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因此，通过积极应对贸易战以反抗美国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实施的限制是中国政府与产商的共同理性选择。
维护本国技术利益。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理由或者借口便是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防止美国技术流入中国以维护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美国一些执政与决策精英甚至认为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进步是所谓“偷取”美国技术的结果，完全无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高新技术研究开放方面的贡献和进步。中国需要通过应对贸易战的方式为本国高新技术发展创造条件并证明独立自主研发高新技术的能力。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美国发起以中国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全球贸易战，严重破坏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与其曾经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背道而驰，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浪潮，不仅破坏了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根基，而且阻止了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国作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国，特别是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需要承担起贸易大国责任，成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主导力量，约束与遏制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贸易、投资、产业与技术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蔓延，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自由贸易利益。同时，通过积极应对贸易战，不断提高中国应对贸易摩擦与冲突的能力和风险治理能力，促进中国由全球贸易大国向全球贸易强国转型，增强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与修改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维护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发展利益、市场利益与贸易利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大国，同时也是新兴大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及其贸易的坚定维护者，通过妥善应对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能够维护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阻碍和遏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利益、市场利益、产业发展利益与技术开发利益的损害。中美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必然以中国的胜利、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利益的维护而载入人类贸易史。
维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保护主义方式遏制中国发展，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全球影响，以维护美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所谓优越性与合法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这本来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也是世界各国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的表现，但在美国一些执政与决策精英看来，则是对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优越性与合法性的否定乃至颠覆。因此，中国应对贸易战的过程也是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合法性的过程，更是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优越性的过程。
维护世界人民的公共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之间通过贸易、投资、产业分工与区域合作的纽带联结成彼此难于彻底分开的贸易共同体、投资共同体、产业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则是逆潮流而动，不仅损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贸易利益及相关经济利益，而且也损害了美国人民的长期贸易利益及相关经济利益。因此，中国通过应对贸易战，能够对贸易战发起者美国的非理性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限制与弱化贸易战对世界各国人民公共利益损害的范围和程度，推动人类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增长，最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可见，中国积极应对贸易战具有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不仅能够维护中国本国的贸易与市场利益、产业与技术利益、制度与发展模式合法性与优越性利益，而且能够遏制保护主义在全球恶性蔓延并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贸易利益与公共利益，推动早日构建人类贸易共同体、投资共同体、产业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演化。中国应对大国贸易战博弈的战略工具及其组合至少包括六个方面内容：一是持久战略思维，通过延长贸易战时间换取贸易战的最终胜利结果；二是承担贸易大国责任和发挥大国担当精神，以维护包括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公共贸易利益为最终战略目标；三是料敌从宽的底线思维，坚决维护中国合法合理的发展权利与贸易利益，不用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交易长远的战略利益，守住国家发展利益与贸易利益底线；四是灵活的交易艺术与谈判策略，不拒绝能够缓解甚至停止贸易战的任何可行方案，根本目标在于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长远发展利益；五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国际自由贸易统一战线，从内部与外部同时分化瓦解贸易战发起者的内部与外部利益集团体系与盟友体系，积极推动新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六是树立全球化与前瞻性思维，通过贸易战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发展和创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构建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贸易战与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重组
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是考察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的风向标，无论其持续时间长短，都已经对全球产业链体系产生影响，加快了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组进程。当前贸易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2018）已经对全球产业链体系产生了分化性影响效应。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体系产生分化性影响效应是指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产生了分离与割裂影响。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性影响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产品供求链的空间割裂与空间错位。产品作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或者偏好的物品或者服务，其生产者、供应者与需要者之间应该能够在空间上紧密关联且分布合理，空间分布的合理性表现为空间运输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最小化，产品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在空间方面合理衔接。中美贸易战对产品供求链的分化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产品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天然市场联系，通过关税与非关税手段增加产品供给者与需求者的交易成本，割裂国际市场体系；二是扭曲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人为干扰国际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降低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扰乱产品供给链与产品需求链之间的天然关联与区位分工，导致产品供给链与需求链配置的空间错位，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产品供求链的空间配置效率。
商品流通链的市场分离与市场错配。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全球范围内的商品自由流通能够形成全球统一的商品交易与流通市场，形成全球性市场一体化与产业分工体系，形成高效有序的国际市场竞争体系。中美贸易战则通过非市场干预手段破坏全球商品流通体系，破坏现存全球商品流通链体系，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市场分离与产业错配，在三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一是增加了商品跨国流通的流通成本与交易成本，导致全球商品流通规模变小与流通速度减慢，商品跨国流通效率降低；二是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商品生产与供给国，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商品消费与需求国，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的商品流通链，贸易战则破坏与扭曲历史形成的商品流通链，不仅导致两国商品流通链的市场分离，还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市场错配问题，阻碍全球商品流通体系的稳定运行；三是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商品流通预期，增加商品跨国流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不仅会增加全球范围的商品跨国流动障碍，还会产生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模仿传播效应，导致国际市场上商品流通混乱与商品流通链分化乃至断裂。
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的利益冲突与主体错位。贸易战会引发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调整与分化，在全球范围内激化各国之间的贸易利益矛盾，使得各种贸易利益主体出现错位，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加大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利益分配矛盾和不公平性。中美贸易战对全球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了全球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损害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维护了美国国内衰退与落后产业的既得利益；二是损害了美国国内农业特别是大豆产业以及汽车制造业、航空产业等在中国市场具有优势的产业的贸易利益，同时导致中国在美国市场上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制造业的贸易利益也受到损害，形成贸易利益相互损害的结果；三是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资源跨国配置效率，降低全球贸易增长，不仅影响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还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损害了世界各国总的公共福利水平。
产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错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地理分割与区位冲突。中美贸易战作为大国之间贸易摩擦与冲突的极端化表现类型，对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产生冲击，会导致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地理分割与区位冲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破坏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大国，彼此之间已经形成紧密的制造业分工体系，任何保护主义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都会限制原材料、零部件与制成品的跨国贸易与跨国流通，阻碍两国的生产分工与跨国产业链网络化发展，弱化甚至割裂两国的制造产业链；二是扰乱市场资源配置体系，导致资源配置错位与低效，贸易战通过关税与非关税方式限制贸易发展以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必然损害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资源的机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体系低效、错位乃至失效，不利于全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破坏人类经济活动地理空间分布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出现人类经济活动分工分布链的地理分割，出现某些产品或者服务的生产区与消费区彼此割裂与分离，也就是受到贸易战影响的某些产品或者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被割裂开来，其交易空间也被割裂开来，出现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找不到最优的消费者，消费者不能够从最优生产者中购买商品，生产者均衡与消费者均衡同时受到破坏；四是区位冲突与地区矛盾激化，贸易战给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产商的区位决策造成困惑，形成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与区域布局的矛盾与不确定性，引起各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地区（农业带）与五大湖区的传统工业区（锈带）之间的区域利益矛盾与冲突。
当然，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体系产生分化性影响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再组合与关联机制重构。中美贸易战（2018）对全球产业链体系的重构性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重构。贸易战在全球范围之内分化与打破传统的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的同时，也为全球范围之内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的重构创造了机遇与条件。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重构的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国间产品生产链与供应链的关联性与双向开放度下降，如果贸易战持续时间过长，则必然改变中美两国内部的产品生产链与供应链，两国之间的产品生产链与供应链的关联性会弱化，彼此之间的产业开放度会降低；二是产品需求链的替代性重构，为了降低贸易战对本国市场需要的影响，中美两国都会从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寻找能够满足各自需要的替代性市场，导致两国市场相互依赖程度降低，彼此的产品需求链关联性和依赖性弱化；三是强化与非贸易战国家之间的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的联系，出现了贸易战引起的产品生产、供给与需求的跨国替代效应，一些国家之间的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被其他国家替代；四是一些新的跨国产品生产链、供给链与需求链被创造出来，出现新的跨国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为了规避贸易战对跨国贸易的限制与消极影响，一些跨国企业会调整自己的生产与销售的空间布局甚至重新设计国际化经营方案，促进新兴生产链、工业链与需求链的出现、创新与重构。
商品流通链体系重构。商品流通链体系作为产业链的重要构成部分，最容易受到贸易战的消极影响，为了规避贸易战可能带来的损害和风险，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链体系必然出现重构性调整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商品流通地理范围与国家分布的重构，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商品的市场流通方向会发生调整，没有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国家或者市场的商品流通规模会增大；二是国际市场商品结构重构，进入国际市场流通的商品结构发生调整与变化，传统的、可替代程度高的商品的流通市场范围受到约束，不具有可代替性或者说可替代程度低的高新技术商品流通的市场范围受贸易战的影响相对有限，出现贸易战引起的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流通性市场重组现象；三是国际市场商品流通方式的重构，为了规避关税壁垒或者非关税壁垒，一些商品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市场流通方式与市场流通路径会出现调整，最为典型的便是商品从受到贸易限制的出口国通过迂回贸易的方式即通过第三国乃至第四国进入进口国市场以规避贸易壁垒。当然，商品流通链体系的重构过程也是全球贸易结构与贸易秩序的重构过程，美国作为全球贸易战的发起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会逐渐下降，中国作为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和新兴开放大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地位会进一步加强，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
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重构。人类的贸易过程，是一个通过贸易活动而产生价值并实现价值分配的过程，也是人类实现资源再配置与利益分配的社会过程。贸易方式与贸易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是由贸易产生的价值分配链体系的调整与重构过程。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借口或者原因是，美国执政与决策精英武断地认为美国在现存的中美贸易体系中“吃亏”，而中国在现存的双边或者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了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利益，于是试图通过贸易战重构有利于其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中美贸易战对全球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的重构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战发起国贸易价值形成与转移机制的重构，任何贸易限制措施都会对贸易双方的贸易利益产生影响，贸易战发起国通过贸易限制措施能够维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利益，限制外国出口商从本国市场获取贸易利益，实现贸易价值形成与转移机制的重构；二是贸易战应对国贸易价值形成与转移机制的重构，为了减少贸易战对本国贸易利益的损害并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贸易战应对国必然会采取各种反制措施破解贸易保护主义给本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约束和消极影响，重构本国进出口贸易价值链体系；三是利益相关国贸易价值形成与利益分配链体系的重构，中美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贸易大国与经济大国，二者之间爆发贸易战具有全球性影响，对相关国家特别是与中美两国都有密切贸易联系的国家的贸易利益的影响非常显著。最为典型的便是中美贸易战对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欧盟及英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贸易利益的影响，而这些经济体必然会采取相关措施减少中美贸易战对其贸易利益的消极影响以维护其贸易利益，推动本国进出口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的适用性重构。
产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重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体系重构。贸易战深刻地影响到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同时也必然对相关国家的厂商与个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产生深远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体系的重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之间产业分工体系的重构，长期贸易战必然损害甚至打断国家间产业分工链条，出现上下游产业链不衔接甚至割裂，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业的不同环节之间的关联性下降，为了规避贸易战对跨国产业分工与产业链条的破坏性影响，各国会采取各种措施重构跨国产业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战发起国可能会被国际社会排挤出全球跨国产业分工体系调整与重构进程之外。二是跨国经济资源配置体系的重构，贸易战会扭曲经济资源的市场价格体系，导致经济资源的跨国错配，降低资源跨国配置效率。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消除贸易战的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具有共同贸易利益的国家会公共参与重构跨国资源市场配置体系，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战发起国可能被排除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调整与重构进程之外。三是各国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体系的重构，贸易战不仅会改变各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与习惯，还会改变厂商生产活动的空间区位，使得某些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从某些经济区位退出的同时进入一些新的经济区位，实现消费区位与生产区位重组，最为典型的便是厂商减少在贸易战发起国的经济活动，增加在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国家的经济活动，出现人类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转移。
简言之，贸易战不仅会导致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的分化，还会引起商品流通链体系、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跨国产业分工链体系与资源配置链体系的分化，同时也会为跨国产品生产链、供给链与需求链体系重构创造条件，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贸易战发起国很可能被排除在全球商品流通链体系、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产业链与资源配置链体系调整与重构进程之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贸易战应对国或者贸易利益受损国之间会采取相互协调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与国际合作政策，推进全球产业链体系的重构。
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全球贸易战是大国发展竞争与政治权力博弈的产物，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构，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与贸易关系，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出现分化组合，在这个过程中，主张与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与分工合作会得到加强，美国作为主张与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贸易战发起国很可能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体系重构进程之外，中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和维护者则会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之中。中国会最终赢得中美贸易战，由全球贸易大国转型为全球贸易强国，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的主导建构者。美国则很可能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最终失败者，美国也可能从全球主导的贸易强国转变为一个普通的全球贸易大国，丧失主导甚至参与全球新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与修订的大国地位。
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战的主战场，是中美两国长期贸易摩擦与冲突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极端化表现类型，具有长期性和短期难以调和性特征，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国际贸易的历史进程和方向，不仅会引发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的分化，也必然导致全球商品流通链体系、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跨国产业分工链体系与资源配置链体系的分化，为中国主导的全球跨国产品生产链、供给链与需求链体系重构创造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中国需要采取妥善措施积极应对全球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以维护包括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公共贸易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持久战略，与主张和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大多数贸易战受害国结成国际贸易统一战线，共同应对各种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与新兴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合作造成的损害和消极影响，担当起新兴大国与贸易大国的国际责任，最终赢得贸易战的胜利，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和创新开拓者。
（本文系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WZD2015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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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周于琬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Game of Great Powers
Bao Jianyun
Abstract: The trade war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game of the major countries, which will trigger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system on a global scale. China will eventually win its trade war with the US, transform itself from a major global trade participant to a global trading power, and become the defender of the global free trade system and the leading constructor of the new rules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US is very likely to lose the Sino-US trade war. It may change from a globally dominant trading power to an ordinary trading participant, losing its leading role in making and revising the global new trade rules system. China needs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great power, take appropriate step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global trade war,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a lasting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trade war with an aim to safeguard public trade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form an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united front with most of the free trade advocating countries, so as to contain the worldwide trade protectionism.
Keywords: Trade war, great-power gam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public trade interest
保建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及政策选择》《区域发展微观机制研究——一个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模型及实证检验》《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与发展模式选择研究——中国经验及其理论解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