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所导致的不同政治取向、人物崛起及中美关系的质上变化，其根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准市场经济体制之间、中美两国贸易政策异质性的对垒。中美贸易的冲击是一种常态，是长期的。所以，对当前中美贸易冲突，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美贸易战的博弈中找到适当的应对方式，化被动为主动，以此争取国家的最大利益。
【关键词】中美贸易冲突 关税 贸易逆差 政策的异质性 中美关系质的变化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8
中美贸易冲突的缘起
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就此打响中美贸易战第一枪。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USTR）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动、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对美国商务活动不利。就此，3月23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价值3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
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基于301报告结论，公布将于7月6日对1333种、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4月4日，中国宣布对106种、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包括了大豆和波音飞机。4月5日，中国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表示同意就征税措施与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下磋商。
从今年5月开始，中美之间进行了三次贸易谈判。第一次中美贸易谈判，双方各提清单，因分歧太大而无联合声明；第二次谈判，双方达成六大共识，但在核心的知识产权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只有几句简单表述，共识不多；第三次谈判，中国提出700亿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条件是美方停止301条款的关税进程，但是，在这点上也没有达到多少共识，谈判结束后，中美双方各自发表简单声明，自说自话。所以，第三次中美贸易谈判与第一次无果而终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其中，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第三次中美贸易谈判之前的几天，即5月29日，美国再次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并要在6月15日公布具体清单及在这之后不久实施。
6月15日，美国不理会中国警告，正式公布对中国新一轮制裁的关税清单，落实向包含先进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指出，加征的中国商品有1102种，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涵盖的高科技产品，包括航空、资讯科技、机器人、工业机械装置、新材料及汽车，但不包括美国人会购买的普通商品，如手机及电视。其中，总值340亿美元的首批818种商品，将于7月6日起额外征收25%的关税；第二批总值160亿美元的284种商品，暂时列入建议征税清单，具体时间再确定。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强调，如果中国出台报复措施，美国将会进一步加征关税。
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强硬回应，将出台同样规模、同样力度的关税措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随即在6月16日凌晨1时27分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545项约340亿美元的农产品、汽车、水果等商品，于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他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即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以牙还牙。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这也意味着以前双方达成的贸易成果都化为乌有。
从中美两国6月份开出的征税清单来看，与4月份的清单相比，中国基本是延续了4月份的清单，只是更加侧重针对美国的农产品；而美国则减少了平板电视、医学用呼吸仪器和空调组件等商品，新增了包括半导体、电子和塑胶等产品。也就是说，美国开出的清单针对的是中国所需要的“先进工业重要技术”，也就是和2025计划有关的产品。双方清单的政治意味都十分明显。
中美340亿美元贸易战在7月6日正式开打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两周内要推出160亿美元清单，完成500亿美元的两段走程序。特朗普还威胁，如果中国要反制，他最终会出台超过5000亿美元的清单。之前他曾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将推出2000亿美元清单，如果中国再报复则再推出2000亿美元，共4000亿美元，这次又加码到5000亿美元。如果这样，这个关税清单则基本上涵盖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全部出口。7月10日，美国公布了新一轮关税清单，这张清单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器、家具等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一场中美贸易战正在向纵深发展，未来前景如何是相当不确定的。此外，6月末，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新的外资审议法案，以强化限制，表面上虽非明文针对中国，但实行上完全可以更高效及全面地封杀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如目前便公布拒绝中国移动到美国营运，估计今后类似的案例会陆续而来。
美国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第一枪之后，中国则以对等的方式对美国开战，即中国对相当金额的美国进入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但是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开出第二枪之后，中国更多的是进行舆论上的反击，而没有开出具体的征税清单。有报道认为，中国正在研究从其他方面采取反制办法。也就是说，这场中美两国贸易战会真正地继续打下去。到7月20日为止，中美两国还没有走向谈判桌的意愿。这场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打下去，那么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或双输。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谁先败下阵来。
根据复旦大学华民教授的研究[1]，从历史上的贸易战来看，每一次贸易战都会是贸易顺差国败给贸易逆差国。200多年前的英国对美国、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对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对美国，这三场经典的贸易战案例，都是以贸易逆差国战胜贸易顺差国而结束。在华民教授看来，这两类国家所面临的贸易失衡总是异质的。贸易逆差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支出超过储蓄，而贸易顺差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产能大于需求。当这两类异质国家开展贸易战时，贸易逆差国的调整过程是向平衡回归，而贸易顺差国的调整过程则是具有灾难性的“去产能”。调整的性质不同，其结果当然迥然相异。
就目前中美贸易战的情况来看，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贸易逆差国，而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700亿美元以上。如果中美贸易战要求中美贸易关系的调整，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么中国或是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或是减少对美国商品的出口，或两者同时进行。而中国减少对美国商品的出口，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去产能的过程。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下，城乡二元分化仍然十分严重，由农村人口比重过高所造成的总需求约束和由刘易斯增长所造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出口来完成。因此，由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去产能，不仅可能造成总需求约束更为严重，而且可能会加剧刘易斯增长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并由此引发中国经济的严重危机。所以，根据华民的理论逻辑，中国不能与美国及世界各国打贸易战。
还有，当前美国总统的贸易顾问认为[2]，要让美国强大，就得重走20世纪美国政府的老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因为，1918年一战结束时，美国平均关税不到20%；之后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到1929年美国关税上升到28%；《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美国再次大幅度提高关税，之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上长了57.3%。虽然这些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更多的是保护了美国产业，为二战后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不过，陈志武教授则认为[3]，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之前美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引发了1929年10月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由此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引发了军事危机，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目前全球的形势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并由此演变出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等新情况。从这些发生的事件来看，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差不多，全球各种危机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或危机只有尺咫之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场中美贸易战再打下去，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对中国的伤害可能会更大。这也意味着，对中国来说，这场贸易战最好是不打，但现在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么中国如何以好的方式来结束这场贸易战而不走历史上贸易顺差国最后以失败告终的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这场中美贸易战不仅会严重冲击中美两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而且会全面影响全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最后是否会引发军事危机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不能以历史类推，但是只要这种风险存在，对全球的社会经济及政治都是灾难性的。因此，要想引导这场中美贸易战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就得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及反思，就得在理论上把握好这场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实质，探究其内在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有效化解这场中美贸易冲突的方式。本文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新的尝试。
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及意图
对于这场中美贸易冲突为什么会发生，目前讨论甚多，众说纷纭。不过，如果不能够站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与研究，要找其根源、把握其问题的实质并非易事。从近几年全球各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具有极端民粹意识的政治事件频频发生，如美国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意大利选民投票给极端民粹党等。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社会精英聚集有关。2017年12月，科勒（Timothy A. Kohler）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4]，他们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万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的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来的大趋势。根据陈志武的观察[5]，这种趋势在1780年前工业革命之后的140多年里达到顶峰。但是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0年的时间里，经过政策的调整，发达国家的财富收入差距总体上在不断地下降。但是，20世纪80年代信息时代到来，新的一轮全球化发展使发达国家的财富收入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6]由于财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没有分享到这一轮全球化及信息化时代的经济成果的失意者也越来越多，他们需要寻求代理人来释放压力、改变现状。可以说，特朗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所以，如何来改变现状，是特朗普的第一政治要务。
张宇燕等人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7]这种中美关系的质变可以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所谓的“接触政策”，就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让中国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所谓的“规锁政策”，就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相比，“规锁政策”不是通过孤立或隔绝等途径等待目标国因内耗与低效而停滞以致崩溃，而是致力于运用综合手段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锁定目标国的发展空间。就此，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达得非常清楚，该报告开始将中国和俄国定义为竞争对手[8]，而且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也刊出了对40年来中美外交关系全面反思的文章。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2018年第3～4期刊出了《中国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国愿望落空》的文章[9]，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他们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该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所以，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在《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第7～8期以《美国误判中国了吗?——辩论接触政策》为题，对《中国反思：北京如何使美国愿望落空》一文进行讨论，坎贝尔和拉特纳对点评进行回应。[10]文章的核心就是如何反思前几十年来的中美外交关系及如何调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11]，即中国“精明地”利用了现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经贸框架，从而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这也是近来美国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法案都以高票或全票通过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正是在这样两个大背景下，美国政府高调地挑起了这场中美贸易战。
对于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目前主流的意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当前中美贸易关系不公平、不正常，从而使美国与中国贸易出现了3752亿美元的逆差，因此，特朗普就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来扭转这种逆差，即所谓的“逆差说”[12]。还有一种就是地缘政治说[13]或“修昔底德陷阱”说[14]。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告诫：在人类历史上，快速崛起的国家向来倾向于寻求区域甚至全球霸权，这往往导致它们与当下的主导性大国发生冲突。所以，面对中国崛起，面对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定会借故各种理由来打击中国，不让其崛起。比如，会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防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中得到好处。当然，除了这两种代表性的“主流意见”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说法，在此不一一讨论。
但是，这些主流意见都只看到问题的表象，并没有涉及问题之核心。因为，对于“逆差说”，既有计算上的偏差问题，计算口径不同，其贸易逆差差距会非常大[15]；也有贸易逆差是否一定是不合理或贸易顺差国是否一定是沾贸易逆差国的便宜的问题。只要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不出现贸易逆差或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两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能相同，问题在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不是建立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由于其经济制度的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金融市场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差异及人民生活水平悬殊等，两国贸易关系存在更多的、巨大的资源优势互补的合作空间，但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负向的外部性。例如，由国家异质、本国偏好、市场分割、汇率错调，以及税收扭曲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而导致的贸易不公平或不对等[16]，从而使两国之间的贸易出现不可避免的一些争端及摩擦。Joseph Quinlan与Marc Chandler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也指出[17]，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差不多每届美国总统都会遇上贸易逆差问题，都会引起不少争论。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及商业项目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美国的利益并不会因为其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受到伤害，反之，有更多的比较利益。所以，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及贸易摩擦是一种常态，并非是导致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至于政治上的阴谋论或“地缘政治说”更是不成立的。因为，尽管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也达到美国的60%以上，但是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货币意义上的可比性并不是实质内容的可比性，美国的GDP更多的是科技创新产品，而中国的GDP更多的是传统房地产价格上升，再加上2005～2015年人民币持续升值（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5%以上，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8.27上升到6.14，所以对全球各国实质汇率升值52%以上）[18]，我们根本不用把中国GDP的内涵过分夸大，其与美国相差太远。美国的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还体现在教育、人口结构、科技、金融与法律制度及能源独立等方面，在未来几十年内这种优势难以改变。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美国政府根本就不会在“修昔底德陷阱”上大做文章。同样，在这点上中国政府也十分明智。尽管国内有所谓的智库及媒体一直在争论美国是否成为一个衰败中的大国，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形成任何共识。[19]中国政府一直清醒地自视为发展中国家，要努力学习发达国家，以发展自身。
所以，中美之间贸易冲突的实质更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准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行为冲突性，是由这种相冲突的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中美贸易政策的异质性。[20]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积极地参与和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价格机制失灵或扭曲，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再加上两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及两国在国际贸易分工的地位，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是结构性的，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调整来解决，只能通过政策协调的方式来化解。中美贸易政策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取向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强调的是贸易公平性，而不是简单的贸易平衡；中国的贸易政策取向注重的是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并希望以此来改变现有的包括贸易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以，中美贸易冲突的政策协调空间非常有限。这就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或贸易摩擦不可避免，甚至是一种常态。既然中美贸易冲突是一种常态，那么，两国就得以平常心来看待，根本不用对此有过多的担心。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两国政府如何用更多的智慧化解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在这场中美贸易冲突的博弈中取胜，就得不断地对这种博弈过程进行反思。
中美贸易冲突应对博弈中的理论反思
一般来说，现代经济学由于基本上继承了近代科技的传统，把研究对象完全数学化，所以基本上是一门没有反思的学科。[21]那么，对于由现代经济理念引申出的经济政策来说，更多的是政府推出来实施就是，很少有研究者再对这些经济政策实施及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与总结，以及理论反思。由于在这场中美贸易战发生前后缺少反思性，所以这场贸易冲突的应对博弈把其缺陷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理论准备不足，理性的、专业的讨论没有成为主流意见[22]，而是让流言蜚语满天飞。这样，既无法把握住这场中美贸易战问题的实质，更无法知晓特朗普政府挑起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底线在哪里，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从而使我们在中美贸易战应对博弈中很难找到好的应对方式，甚至还可能造成对局势的错判和误判。尽管也有不少极端的言论，比如中国奉行不计成本、不择手段、不胜无归的“三不”策略与美国进行决战，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核心技术等，但是这些言论也都没有成为主流意见。主流意见是有理有节地以战止战。比如，清华大学李稻葵的相关报告建议[23]，确定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的建议是[24]，以战止战，有理有利有节，从容应对。余永定认为这是应对特朗普的“疯人战略”最好的方式。所以，中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博弈中，更多的是从中国思维方式角度来以战止战。比如，在中国这种以利益为上的社会里，出现任何问题大多会以利益来摆平，而且以这种方式行为政府大都会屡战屡胜。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博弈中，中国政府假定特朗普是一个以利为上的商人，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业余政客，面对巨大的利益，特朗普也如中国商人一样，一切都可商量。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开始与特朗普接触，开出了购买25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合作协议，后来在第二轮协商谈判时，也开出购买美国商品700亿美元的清单。但特朗普政府对此并没有照单收之。还有，美国开出征收中国500亿美元商品25%的关税清单之后，中国开出同等金额的征税清单，主要指向美国农产品，有人分析这可以指向特朗普的票仓，以为这样会伤害到特朗普票仓农民的利益，选民会迫使特朗普退出这场贸易战。结果是贸易战打响之后，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率快速上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第一轮的博弈中，中国政府以中国思维来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结果促使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可以看到，在中美贸易战的第一轮博弈中，由于中方对这场贸易战根源的本质认识不清，中方更多的是站在国人角度来思考美国选民的行为及特朗普的博弈策略，而把这场贸易博弈建立在几个不合适的假定的基础上。比如，一是假定只要贸易额相等，那么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与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在两国经济和国际供应链中就具有同等重要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减少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不仅没有使美国大豆出口下降，反而使其订单大增。因为，当中国大豆进口转向拉丁美洲时，肯定会抬高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大豆价格，而美国大豆的价格优势就会吸引其他需求进入美国市场。所以，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特朗普的选民支持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二是假定特朗普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商人，利益将成为其中美贸易战博弈的准绳。但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对特朗普是否准确令人质疑。今年5月，美国得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波比斯古（Ionut Popescu）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特朗普不需要大战略：为何计划被高估了》[25]。该文章认为，目前特朗普的行为最令人批评的是，特朗普做什么都缺乏所谓“大战略”，即为国家利益订立长远、连贯、一致的规划，并以现实方法达到这些目标。传统的思维基本上就是如此。但在波比斯古看來，这种传统思维在实践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现实社会毕竟不是实验室，精英、领袖在变化迅速的国际环境中准确地分别不同威胁和机会，并预测这些威胁和机会在未来如何变化根本就不可能，要保持长期、连贯、一致的规划更是不可能。所以，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时如何做出即时反应、调整行为力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才是一国外交政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种策略被称为“应变策略”（Emergent Strategy）。所以，波比斯古认为，特朗普那种个人意志强烈、无视美国人权和自由理念的取向，言论出尔反尔的行为，正是“应变策略”的体现。这种分析尽管我们不能够完全认可，但对认识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博弈策略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其次，在中美贸易战打响第一枪、对美国开出征收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之后，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虽有一点转变，但仍未走出以往的思维模式。比如，更多的与非美元国家合作及签订更多的贸易协议，以为能够结成一个非美合作关系，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上来，改变其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同时，在舆论方面大力宣传特朗普这种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对美国企业及人民会造成多少损害，对全球经济会造成多少损害，而很少提及中国的问题及所造成的影响。这样一种思路同样值得认真反思。因为，特朗普单边贸易主义的政策会对他国造成多少影响，估计每个国家都会做出自己的评估，并以此找到应对的方式。即使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坎贝尔《思虑中国》这篇文章对中美关系的反思[26]，其重点就放在了“美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但是，对中国政府则不一样了，更多地关注外部会发生什么，而不是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如果我们仅关注外部会发生什么，对别人会造成多少影响，而不把焦点放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及影响，那么要找到一套好的应对方式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些都是前两轮中美贸易战博弈中我们明显不足的地方。还有，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舆论工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给市场带来不少的困惑，值得认真反思。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影响与冲击
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大影响？国际投行摩根斯坦利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7]，美国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施加25%的额外关税，后续再追加价值2000亿美元的10%关税，对中国GDP的直接影响为0.3%；然后还有连锁效果，也就是间接影响，预计会有0.2%～0.3%，加起来为0.5%～0.6%，即可能让中国的GDP增长由目前的6.8%下降到6.2%；也会导致美国GDP下降约0.3%～0.4%，使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0%以上。新加坡星展银行估计[28]，如果中美两国贸易战爆发，对周边参与全球供应链较深的国家，同样会造成较大冲击。就2018年而言，对新加坡GDP增长的影响将达到0.8%，马来西亚0.6%，韩国0.4%；到2019年则会增加1倍以上。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爆发，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冲击是巨大的。它将造成国际秩序的颠覆及“后贸易战时代”的到来。
还有，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大。因为，贸易商品的价格机制需要调整，这将给市场带来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无论企业还是消费者，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最后的结果无人知晓，一切都在市场博弈中。比如，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开打，国内股市就开始大跌，上海综合指数由1月份的3587点，下跌到7月6日的2691点，下跌幅度达25%。股市快速下跌，将影响企业融资，减弱企业的投资意愿，从而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同时，它正在冲击人民币汇率。从6月15日开始，人民币就开始持续贬值，7月20日人民币中间价狂泻605点，创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当天在岸人民币（CNY）及离岸人民币（CNH）兑美元分別跌穿6.81及6.83关口。7月27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跌到6.84。如果以今年最高时的6.24计算，今年人民币累计下跌达9.6%。如果人民币再贬值下跌到2016年的最低点6.96的话，那么该汇率水平将比今年的最高点下跌了11.5%，并且达到2008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计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这个价格水平上，正好是一个巧合数字。如果以2017年出口美国的5050亿美元来计算，出口商品价格可降低约58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他455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那么整体关税增加成本也是580亿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币是否会继续贬值？或当前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如果人民币会继续大幅贬值，那么人民币贬值预是不是开始形成？如果这样，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与影响会有多大？……
可以说，这次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这场中美贸易战打响的根源在于两种经济体系的对垒、两国贸易政策的完全异质性的对垒，所以两国之间想通过贸易谈判来结束这场贸易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决策的完全不确定性，更增加了结束这场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战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这自然会全面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这次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除了中美贸易战所导致的市场情绪波动外，还与美元最近的强势有关。美元汇价从今年4月开始明显扭转了近年来的颓势，至今年6月美联储第七次加息（自2015年底以来）后，美元汇率指数更是由93攀升至最高的95.531（6月底），累计上涨了2.7%；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同期贬值超过3%。现在的问题是美元会不会继续升值？7月1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明确表示美联储目前计划持续加息，今后按每3个月加息一次的步伐进行。从鲍威尔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言论可以看到，鲍威尔基本上看好美国经济，也看好特朗普的国内减税政策。既然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都会向好，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会按部就班地进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联储也开始指手画脚，但特朗普这样做不仅没有多少作用，反而更会增加鲍威尔按部就班地加息的决心，美元强势是一种趋势。而美元的强势，肯定会增加非美元货币及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可以说，在中美贸易战还在进行的时刻，美元强势、人民币贬值都可能会给中国金融市场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对持有1.8万亿美元外债的国内房地产企业来说，其风险会更大。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强势、人民币弱势这种格局若是持续，则会增加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股市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刺破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泡沫。
还有，就国内的经济形势来看，近期内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仍然很大。比如，7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国内经济增长动力在全面放缓，这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形成鲜明的对照。另外，中美贸易战肯定会导致今年下半年中国出口减少。如此一来，中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明显呈反向走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逐渐地正常化或收紧，而中国央行则不断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地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特别是7月23日国务院会议的召开，更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也就是说，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也会增加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贬值预期又开始全面升温。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少国际投行认为人民币会继续贬值。比如，新加坡大华银行报告指出[29]，已经把在岸人民币今年第三季的预测由6.42下调至6.85，年底预测由6.45调低到6.95。其报告显示，近期人民币持续下跌，证明人民银行将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估计到明年年中人民币将贬值到7.1水平。就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来看，离7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人民币汇率还是如早几个星期那样剧烈波动，则人民币汇率很容易突破7的大关（只相差2.3%）。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肯定会形成。这对处于中美贸易战风口上的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人民币的贬值看上去可以成为中国对抗中美贸易战的一种方式，但它容易造成市场恐慌，导致内资及外资一起逃出中国，造成国内资金紧张、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通货膨胀泛起、人民币继续贬值、企业偿债更加困难，并形成恶性循环，使国内金融市场风险全面增加。也就是说，把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对抗中美贸易战的方式，是一种险招，其结果可能是敌人毫发无损，而自己却受伤严重。因此，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应对这场中美贸易战最为重要的基础，中国央行对此得更为慎重地考虑。
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展望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张宇燕和冯维江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可能演变出四种情景[30]：情景一是中美经过反复贸易摩擦，中国的“让利不让理”对策总体获得成功；情景二是中国与美欧日等国（地区）及主要新兴经济国家完成了对WTO框架的升级与拓展；情景三是世界各国之间没能实现WTO框架的升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没能与中国求得共识，WTO仍旧起基础性的作用；情景四是中美分道扬镳，美欧日联合起来建立新的经贸多边机制。在他们看来，在以上四种情景中，对我国最不利的是情景四；出现可能性最大的是情景三和情景二；最理想的是情景一，次优为情景二。不过，现实的形势可能与他们的推演情景会相差很远。前三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都在降低，甚至于不可能，更有可能出现的是第四种情景。
就最近的形势来看，日前欧盟和日本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宣布将在未来8年内取消针对日本汽车10%的进口关税以及针对汽车零部件3%的进口关税，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贸易开放区，这个协议将在2019年实施；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可能短期內与加拿大及墨西哥达成新协议；同时，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纠纷也出现关键性突破，白宮宣布美国与欧盟就解决贸易摩擦达成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透过谈判达到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减少官僚程序，以便利商品在大西洋两岸流转。在谈判期间，双方承诺不会开征新关税，包括较早针对德国汽车的征税。之后，估计日本短期内也会与美国签订相关的贸易协定。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消除，这些国家（地区）形成一个多边的贸易联盟的概率正在上升。其核心是重写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新贸易规则的核心就是强调以市场经济法则来实现所谓的国际贸易的“平等与公平”。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对中国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针对这种情景，中国要制定短期及中长期应对方式。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最先要做的就是稳住阵脚，确保国内经济基调不致受到撼动。最近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其着力点估计就在这里。例如，央行放松银根，增强流动性以舒缓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快西部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步伐，再透过减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或在短期內增加基建投资；希望透过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双管齐下，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妨碍改革进程等。这样就可以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方式与美国周旋，寻求有利的时机。
从中长期来看，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精神，“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目前中国尚未发育出由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法则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最为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终极目标；以最优关税调整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推进手段；通过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战略目标[31]。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赵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16][31]华民：《新“里昂惕夫之谜”：贸易失衡的超边际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与演变趋势》，《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2][3][5]陈志武：《贸易战一旦开打，中国损失会比美国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8年7月11日。
[4]Timothy A. Kohler; Michael E. Smith; Amy Bogaard; Gary M. Feinman; Christian E. Peterson; AlleenBetzenhauser; Matthew Pailes; Elizabeth C. Stone; Anna Marie Prentiss; Timothy J. Dennehy; Laura J. Ellyson; Linda M. Nicholas; Ronald K. Faulseit; Amy Styring; Jade Whitlam; Mattia Fochesato; Thomas A. Foor & Samuel Bowles , "Greater post-Neolithic wealth disparities in Eurasia than in North America and Mesoamerica", Nature, 2017, 551, pp. 619–622.
[6]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从承袭制资本主义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参见他的《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7][11][30]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8]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427/10/14589112_749124145.shtml.
[9][26]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10][14]Wang Jisi; J.Stapleton Roy; Aaron Friedberg; Thomas Christensen; Patricia Kim; Joseph S.Nye, Jr.; Eric Li;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
[12][13][15][24]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回顾与展望》，http://iftzr.sysu.edu.cn/node/16502。
[17]Joseph Quinlan and Marc Chandler, "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2001, 80(3).
[1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第596页。
[19]王缉思语，见Wang Jisi; J.Stapleton Roy; Aaron Friedberg; Thomas Christensen; Patricia Kim; Joseph S.Nye, Jr.; Eric Li;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 The Engagement Debat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
[20]华民：《新“里昂惕夫之谜”：贸易失衡的超边际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与演变趋势》，《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文贯中：《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财经杂志》，2018年5月7日。
[21]张汝伦：《西方现代书生与哲学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2]文贯中2018年5月7日刊登在《财经杂志》上的文章和华民刊登在2018年第6期《探索与争鸣》杂志上的文章，都非常专业、非常理性，但并没有成为决策者的主流意见。
[23]李春：《贸易战推演，最怕金融骨牌效应》，台湾《经济日报》，2018年7月16日。
[25]Ionut Popescu, "Trump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 Why Planning Is Overrated", Foreign Affairs, Snapshot, 2018-05-21.
[2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929650622354798&wfr=spider&for=pc.
[28]朱云鹏：《预估贸易战，少些口水多些科学》，台湾《中国时报》，2018年7月18日。
[29]林美芬：《人民币跌穿6.8速反弹，人行出手》，《香港经济日报》，2018年7月21日。
责 编／刁 娜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Yi Xianrong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includes the divergent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he rise of populist political figures and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 caused by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ssu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ssence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quasi-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between the heterogeneous trade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US. The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will remain normal and long-standing. Therefore, we must continue to theoretically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conflic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ind an appropriate method for dealing with the Sino-US trade war, and keep the initiative in the whole process, so as to maximize China's interests.
Keywords: Sino-US trade conflict, tariff, trade deficit, heterogeneity of policy, qualitative change of Sino-US relationship
易宪容，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和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金融、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房地产经济、互联网金融。主要著作有《非理性的繁荣》《繁荣下的理性》《经济与经济学的迷思》《透视变幻中的金融市场》等。
